朕定当严罚不贷！”
张三丰摇了摇头道：“常言道，打铁先要自身硬！我知你做得不错，前不久在皇后寿筵上的良苦用心，以四菜一汤的所为，意是让百官节约从俭；也知你下了圣旨要严惩贪官污吏。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管好手下的官吏们。这许久以来，不知你严在哪里？罚在何处？你所严惩的一些贪官污吏又有几个真正的大案要犯？不过是一些毛毛虫而已。你知那些身居要职的贪官污吏胆有多大？包括你的皇亲国戚们所犯的贪污腐化，有多严重？而你又有严究严惩么？惩小不惩大，打一些恶蚊臭蝇，又怎治得了酷吏贪腐？不使霹雳手段，怎显得菩萨心肠？反腐惩贪当要雷厉风行才是！”
张三丰这一连串的严词诘问，把个朱元璋听得汗流夹背，作声不得，尔后又若有所思，显得神情严峻起来。张三丰见状又提醒道：“宋、元开国之初何等强大，尤其是元朝一统海内后，政治不可谓不清明，只是却纵容官员们为所欲为，宽容日久，到了后来，贵戚专权、奸邪得宠、内外勾结，使法度松弛，纪纲日坏，造成国家土崩瓦解。此教训犹在眼前，你切不可麻痹大意才是！”
朱元璋此时已经警醒不少，知晓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向张三丰表示道：“前些时只是虑‘水太清则无鱼’，怕事走极端，又怕投鼠忌器，难免有网开一面的疏漏。今日师父所言极是，元璋当要下狠心以雷霆之势整顿吏治，惩贪倡廉。而且不择手段，无论是谁？包括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在内，哪怕是藩王太子，一旦查出犯有贪污腐败，定当严惩不贷。”
张三丰微微点了点头道：“凡事会上行下效，你当皇帝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管好手下这些当官的，为官者一旦有了权力，就极易滥用职权，为私己谋利。尤其是官越大权越大。廉官一任，能造福一方；反之，为官一任，也能祸害一方。最终祸及朝廷，祸及江山！”言罢，张三丰便飘然告辞回武当山去了。
其实说来大明朝的官员也有苦衷，因为与宋朝时的官员相比俸禄低了许多，宋朝正一品的执政大臣的年俸是3600贯钱、1200石粟米、40匹绫、60匹绢、100两冬棉、14400朿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往下的官员依次递减。而明朝官员的俸禄不及宋朝官员的十分之一，明朝正一品官员的年俸只有1044石禄米，依次递减，最低的从九品是60石，这里面还要包括他自己的大部分办公开支。另一方面，要在官场上混饭吃，必须要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加强联谊，当时官场上有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比如“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名目繁多的人情往来。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并要共同遵守的官场守则。常言道：“政由贿成”，这种人情应酬与送礼规则，说好听点是各种“敬”，严格地说也是一种腐败，是陋规，是权力的成本，但这种“腐败”有可以理解之处，不支付这个成本，“政”即“不成”，权力就可能旁落丢失。官员们为了保持权力份额不流失，需要通过人情来支持以得“保位”和“求升擢”。但是由于俸禄低，而手头又不宽裕，要想吃肉、要想得到上司的“以幸提挈”就必贪无疑。之所以，在大明朝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前仆后继地要去做贪官了。
次日上午，朱元璋召集文武百官于朝廷紧急议事，再一次就官员贪腐之事做出部署。他厉声厉色地告诫文武百官说：“朕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花天酒地、饮酒废事。凡民疾苦，皆视之漠然，百姓们心里是恨透了当官的。如今朕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必将严惩不恕！”他下旨李善长在《大明律令》的基础上制订颁行《大明律》，紧接着不久又亲自参与编定了极为严厉的《明大诰》。
这部《明大浩》主要为惩治贪官而定。其中规定：官吏若贿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鞭笞亦要坐死。同时，他诏令各府、州、县和卫所都要在衙门的左边修一座小庙，里面供奉土地神；民以食为天，土地是根本；在官衙大堂公座的左边也设有一座庙，里面悬挂着一个人皮草袋，叫“皮草囊”，这个庙就是扒贪官污吏皮的地方，百姓们叫它为“皮场庙”。凡官吏贪污受贿达八十贯钱便要绞死示众，然后剥其皮填入杂草，做成人形袋子，悬挂在当地衙门大堂上，以儆效尤。朱元璋还向全国的老百姓发出号召：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朝廷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钱财的，准许其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来告御状。只要是有凭有据，便立时惩办贪官，更换清官上任。后来，朱元璋反腐的政策更为老百姓欢雀拥护，朱皇帝明确表示：凡在大明帝国之内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衙门捉拿贪官污吏；如果有吏员们判案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下，押送到京城来！
这一切反贪治政的制度和措施不能说不严厉，可以说乃是历朝历代都从未有过的事。朱元璋知道这个制度执行起来很难，当官的定然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正当的理由阻拦。便又加了一条更绝的规定：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阻止和拦截！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而百姓们捉拿贪官污吏，当地官员敢阻挡，则“全家族诛”。
然而，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并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群政响应”的局面。毕竟中国的老百姓自有国家以来，从来就是官在上，民在下，官是父母官，民是子臣民。做子民的哪里敢造父母官的反？所以面对皇帝金口玉言发出的“造反号召”，官员们怕得要命，而百姓们也怕上当，一时不知所措。
这种“麻杆打狼-两头怕”的情景维持了一段时间后，终有江苏常熟县官员顾英在当地长期为非作歹，欺诈百姓、无恶不作。至使一些冤情太深的苦主有冤无处伸，实在是无路可走，被逼上了梁山，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聚集了一些人壮着胆子，冲到县衙门里，把那恶劣官员顾英捉住，径直送往京城。
朱元璋闻之大为高兴，不但立刻严惩了贪官顾英，还重重奖励了这些“吃螃蟹”的人。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百姓们始信皇上真心重拳反贪，纷纷效行常熟的行动。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
大明天下出现了中国有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奇景，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面带菜色、衣衫褴褛的百姓，扬眉吐气地押解着贪官污吏行往京城的情景。从来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终于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朱元璋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段严惩贪官污吏。全国上下的官吏贪污腐败现象有了明显好转。然而，这些严律严法虽然对中小官们起到了威慑作用，但对朝中的大臣们，尤其是那些打下江山的元勋们似乎不起什么作用。他们表面上似乎是有所收敛，但暗地里仍是我行我素。
锦衣卫们收集到了这些情报，据实向朱元璋作了禀报，朱元璋感到师父张三丰所言不差，反腐只打苍蝇不行，必须打几只真正的老虎，才能让大明的吏治风气好转，才能使大明江山永久牢固。正当朱元璋下决心要拿哪一个贪腐大臣开刀的时候？却有一个人胆大妄为，命中该死，首先撞到了朱元璋正虎视眈眈、高高祭起的刀口上。
这是一起令国人震惊的巨大贪污案，而这个大案的主角便是才升任户部尚书不久的郭桓。这个户部尚书的职位，若对于清官来讲是个苦差事，因为他掌管全国各地的租税征收，所负的压力极大，任务极重，很是累人；而对贪官来说，这却是一个肥差，因为他掌管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和取之不尽的钱财宝库。
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9年）秋。浙西官府衙门。
这年金秋十月，对浙西水乡来说是一个大丰收的好年景，田野四处皆是一片秋收的喜悦之景。而在浙西道的官衙府内，也是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这天要迎接从京城来浙西催缴租粮的户部尚书大人。浙西最高长官黄文通更是比任何时候都紧张，在大厅内外不停地在指手划脚，吩咐手下赶忙张罗个不停。
正在这时，一阵喧闹声从大厅门外传来，黄文通料想是客人到了，连忙三步合着两步奔出庭院大门。只见一队将士簇拥着一乘驾华丽的高车已经到了大门的百米处，随着驾驭手一声喝吁，马车在大门外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
黄文通率本地众官吏们连忙迎上前去，毕恭毕敬向车驾施礼。从车驾里缓步走下当朝户部尚书郭桓，他频频点了点首，只是向黄文通等众官吏们微笑着打了个招呼，一边敷衍着，一边腆着肚子，大摇大摆径自地向衙门内走去。黄文通与一班官吏们相互递了个眼色，紧紧尾随其后入府。
华灯初上之时，黄文通在城中最为高档豪华的西湖酒家，设置了丰盛的筵席为郭桓接风洗尘。当地官员与有头脸的豪富绅士皆齐聚作陪，待酒足饭饱宴散之后，黄文通陪着笑脸，热情地道：“职下想单单恭请尚书大人到家府中小坐片刻，又恐大人旅尘劳累，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郭恒沉吟片刻后微笑着点点头，爽朗答应道：“为朝廷尽力，怎谈得上辛苦。”
黄文通心中暗暗大喜，于是领着郭恒单独来至黄府客厅坐下品茶聊天，一阵谈笑风生过后，黄文通对手下人点首示意，立刻有两个年轻貌美的女侍进客厅，把一个用红绸带系好的极精致的匣子放在厅堂中央的几案上。明眼人一看便知内中自然是贵重之物。郭桓是个老手，心中有数却不动声色，因为他在出京城之前，早就了解清楚这黄文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起这浙西的长官黄文通为官多年，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元末那段时间。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人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对精明的黄文通来讲，十万又算得了什么。只是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临朝后，惩治贪官污吏的风声越来越紧，手段越来越严厉，黄文通不得不暂时停手。但是，身为一方长官，只能眼睁睁看着无数的雪花银变成流水流入国家的银库，贪欲惯了的黄文通感到这简直比挖他的心肝还痛苦。所以，黄文通无时不刻地在虎视眈眈，等待着时机再伸出贪狠的手，捞取那白花花的流到国库的雪花银。
朝廷中没有靠山，没有大树荫庇保护，黄文通自也不敢放肆胡作非为，所以他处心积虑，无时不刻地在寻求上级的荫庇。而黄文通的上司们怎不晓得最近反贪反腐正在风头上，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都学得了乌龟法，该伸头时便伸头，不该伸头时便缩颈。所以对黄文通的“见面礼”，不仅拒辞不敢收，对他反是规劝警告，有的甚至不顾以往的交情，放下脸面来厉言斥骂，搞得黄文通狼狈不堪，心中极为窝火。今天，这户部尚书大人亲自来到浙西，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只要傍上了这棵京城的参天大树、朝廷中的大臣，今后便不愁没有人罩着他。
这时他起身捧着那红绸带系着的极精致匣子，堆起满面的笑容，哈腰弯背对郭桓道：“郭大人从京城远道而来，一路甚为劳累辛苦，却肯赏脸到寒舍关怀下属，着实令人感动不已。此是黄某的一点点心意，实是不成敬意，还望郭大人赏脸笑纳。”说着一边拿眼余光偷看郭桓脸上的表情反映如何？
却不料，这位尚书大人接过匣子掂了掂，把东西往身旁的几案上“呯”地重重一放，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板下脸来严肃地呵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皇上三申五令严惩贪腐行贿，你何敢置之不顾，以身试法？且把我郭桓视为何等样人！”言罢，郭桓拂袖而去。
黄文通吓得不轻，心里在骂自己看走了眼，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在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只见郭桓的贴身牙吏却不动声色地朝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眨了眨眼，临走时用衣袖在几案上那么轻轻地一扫，几案上的东西就落入了他宽大的袖袍之中，其动作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反应不及。黄文通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惊得张大个嘴巴，合不拢口，随之恍然大悟，心中窃喜，想这郭桓到底是个官场老手，做事不留一点儿把柄。
从此后，黄文通与郭桓就达成了不言而喻的默契。这随后的情况自然可以想象的出，以朝中大臣户部尚书郭桓为后台、以黄文通为首的浙西官员边源等人共同勾结舞弊，大搞贪污活动。仅这一当年而言，浙西本应上缴国库税粮450万石，而实缴仅60万石，另缴了80万两银子，以当时粮价折算，80万两银只抵200万石粮食，共计260万石粮食。其余190万石粮食则全部被郭桓等人贪污瓜分了。随后，他们又合伙私分浙西各府银钞50万贯。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各地巧立名目私增税额，以及横行霸道多吃多占的部分。
紧接着浙西催缴粮税之后，郭桓又与应天府的官吏勾结，合伙吞并了应天等五府所属州县十万亩官田的夏税和秋粮。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郭桓这伙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终被人告发。可惜抓不着真实证据，无法定罪，事情不了了之。但郭桓也因此受到质疑，只当了七个多月户部尚书的他被降为了户部侍郎。
郭桓的官职虽被降，但他却尝到了聚财的甜头，千里做官只为财，官与财两项相比，还是财来的踏实重要，有了钱什么东西买不来！于是官变小了一级的郭桓，贪心愈大，贼胆愈大、手也伸的愈长。官府积蓄了三年的粮食被他盗卖一空；他与全国除京师应天府外，其余十二个布政司的官吏相互狼狈为奸，合伙盗卖各地官仓的存粮；与管理贮存钱钞金银的府库官员相勾结，合伙偷盗金银，通过假借名目、私改票据、窃取银票600万张……
如果把郭桓所贪污盗窃的金银钱钞折成粮食，加上他与人合伙分贪的税粮700万石，总计达2400余万石精粮。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全国征收的秋粮之总和。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贪污集团因分赃不均而从内部产生矛盾，终于暴露了行藏。被当朝御史徐敏、丁廷举等人告发，状告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舞弊，呑盗官粮无数。
此大案被暴露后，明太祖朱元璋大为震惊，好几天都睡不好，吃不香。他反复思索着：如此巨大的贪污舞弊案为什么各级主管部门却迟迟没能发现？定然是个窝案无疑，看来有不少贪官其中。怒不可遏的他命御史台和刑部共同审理郭桓案，但是查到后来，进展缓慢，司法部门感到很棘手，因为其中一直牵连到京城多位高官。朱元璋听了更为恼怒，决定自己亲自参与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朱元璋注意到，郭桓等人的多次舞弊，是通过涂改账目、票据而瞒天过海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下令把记载钱粮数目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防贪官奸吏涂改。
令朱元璋更为吃惊的是：经过案审后才知道，户部侍郎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瑁，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以及整个朝廷六部上上下下的官吏几乎都与郭桓案有牵连。这是一心要以严刑峻法来杜绝贪污腐败的朱元璋怎么也想不到，也想不通的事。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怒，气得脸失色、牙关紧咬，最后从嘴里狠狠地吐出三个令人胆颤心惊的字来：“杀无赦！”
于是，按太祖朱元璋诏令，案件主犯郭桓、从犯赵瑁、王惠迪等以及六部中凡侍郎以下官员全部处死，还有凡涉案的地方官员以及一些江南首富也在杀无赦之列。在这起郭桓案件中，先后有数万人被杀。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的几个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就是在他们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仓库里看管粮食。然而，还不到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里去放粮，早晨发出200根放粮的筹码，到晚上竟然收到208根。进士责问之下，发觉是一个上次受了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
朱元璋听说了这个事情后摇头哀叹不止：本以为那些挑脚筋、挖膝盖的刑罚已经够残酷了，被处于此刑的人应当永远引以为戒。哪里想得到这些人，尽管肢体已经残破，命也只剩下半条，却仍然作恶不止，还敢私自盗卖我的官粮！不由恨道：“这等凶恶顽固之徒，真不知该用什么刑罚来惩治他们才会悔过？看来只有一个”杀“字了！”
紧接着朱元璋又亲自处理了两件牵涉到皇亲国戚的案件。一是大都督朱文正，他乃是朱元璋的亲侄子，曾跟着他鞍前马后，屡立战功，特别是鄱阳湖一战，为消灭朱元璋的劲敌陈友谅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至大都督，镇守江西，但他嫌功大赏小，心怀怨恨，生活腐化，不思亲民，任用刁蛮小吏为心腹，专抢民间有姿色女子淫乐，留宿数十日后，即投之于井，另抢新人。百姓碍着他是大明天子之侄，敢怒不敢言。而这个朱文正又会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凡朱元璋差人到这里探查或公干，他便送以金银收买人心。所以差人每每回朝后，无不称赞他治理地方有方，朱元璋先时也受了蒙蔽，还屡屡下诏夸奖他。后来，一个叫凌说的官员告发了朱文正贪腐，朱元璋将他召回朝中打算问罪，马皇后亲自为朱文正说情，朱元璋才没有杀他，但从此永不受重用。
狂妄的朱文正对此不满，经常发牢骚，口出不逊之言，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又要惩治他，马皇后再次出面讲情，朱文正才免于一死，但被罢免一切官职，安置在老家凤阳守护先人坟墓。朱文正哪里吃得了这般苦，随即逃跑，途中被士兵捉住，朱元璋下令赐死。
另一个是驸马都尉欧阳伦，他是朱元璋与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在朝中无人敢与他抗衡。当时朝廷三番五次下令，不准官吏经商贩运。欧阳伦自恃是皇亲国戚，不顾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境贩卖。他有个叫周保的家奴尤为暴虐，恃势凌辱地方官吏，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地方官忍气吞声，不敢申辩一二。
洪武三十年（1397）春天，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欧阳伦却命令陕西布政司发文让下属州县派车替他往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远私茶，共索车50辆。行至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处，一言不合，周保又殴打巡检司的小吏，小吏遂向朝廷告发此事。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下诏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家人周保等一并赐死，茶叶充公，那个不畏权贵的小吏则得到了褒奖。朱元璋言出法随，执法无私，即使亲侄、女婿触犯律条，也照样杀而不赦，接着一大批营私舞弊的官吏受到了惩处。此后一段时间里，明朝政治变得清明，贪污腐败现象这才得到扼制。
张三丰对朱元璋大张旗鼓的反腐行为甚为赞赏，言道：“此次反腐风暴足见你的决心和力度，乃对长期亏欠的弥补，并带来长久性的警告。由于有百姓们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但任何事都不光看其一面，民众也要教化矣，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朱元璋道：“此话怎讲？还请师父解析则个。”
张三丰道：“此话乃老子所言，意思是如果民众没有追名的心智、没有逐利的贪欲，那些官员们倚仗企图猎取名和利的人，就不敢胆大妄为。”
朱元璋反复思考着这句话后，连连点头不已，说的是极有道理，追名逐利不仅仅只是官员才会，乃人同此心，心同此想，老百姓也不例外。
说来这世间之人，被“色、财、气”三个字，戏弄了一生，到头来都是悬崖撒手，少不得自家跌个粉身碎骨。实地在于何处？生平把许多恶意加人，翻将转来，都是自家弄自家。比如吐口水去骂天，必堕在自己身上；抿了利刀去砍地，必伤了自家的手。这“色、财、气”三字，自天子以至庶人，自男子以至妇女，无不受它祸害。大则丧国亡家，次则伤风败节，小则损身陨命。虽有见识透彻的君子，心中明明晓得“色”字头上一把刀，不料一睹到美色，眼就放绿，不能自禁；明明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见了黄白之物，心就发痒，手就伸了出去。平日里常告诫自己，“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但临到愤恨时，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发不能强制自己，惹下了大祸来。也有守了一生的名节，到老了老了又被这三个字给沾污了。至于事体一败，悔之不及，此时情愿远色，情愿还金，情愿忍气，已是覆水难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