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有属相之说，这可能是与算卦同时诞生的“科学”。至于有人杜撰出属相的人生性格，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什么道理。一年只有一个属相，而一年之中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出生的人何止千万？岂能用一种说法概而括之，难道龙年出生的人就没有疯子、傻子？难道鼠年出生的人都是无名鼠辈？近年来封建迷信猖獗，凡大企业的老板只要是属牛的，就会在企业门前雕塑一尊雄壮威武的牛，取老黄牛精神而自喻；属虎者则塑一只姿态不俗的猛虎，取虎虎生威之意；属龙的就会塑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但如果生在鼠年蛇年的人是决不会雕塑一只令人讨厌的老鼠和毒蛇的，生在猪年的人更不会去雕塑一只笨猪。朋友之间取笑，有时候也以属相称之，比如猴精，蠢猪，疯狗等等，因此，笔者对属相鬼话是从来不相信的，属猴的未必都精明，属猪的不一定都蠢笨，属狗的也不会都咬人。对属相学的唯心说法尚需加以质疑和反驳。
一、子鼠
此属相解语为：情感丰富，机会主义者，天赋聪明，感觉敏锐，善于多方面发展，对爱人情侣更能体贴入微。敢于冒险，遇到困难亦能坚持下去，绝不会半途而废。行事多凭直觉，时亦会曲解事实而错怪他人。
按此属相的解语，让中国共产党人非常讨厌的王明应该是属鼠的。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次年9月以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为名，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并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政治纲领，年底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使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同年11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仍然通过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继续推行所谓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共产党人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被逼长征的罪过在以后的岁月里就让王明承担了。
王明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开始，推行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把共产党人所说的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再没有回来。也许多少年以后人们会弄不清左右之争的事情，可当年“左右”两个字是非常敏感的。
奇怪的是王明偏偏是属龙的，不是属鼠的。他不是一条龙，而是一只标标准准的老鼠，善于多面发展。不错，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知其究竟是什么人？与“遇到困难亦能坚持下去”的说法不符，他偏偏坚持不下去。他的机会主义性格像鼠，他的骄傲自信理想主义者的性格像龙，却没有龙“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不懈”的精神，他在和老毛水火不融，中国呆不下去了，便失去了“勇气和自信”，跑到苏联，恶意攻击当时执政的中国的领导人，站在“苏修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上，真不知他该属鼠还是该属龙？他属龙，没有人们想象中龙的精神，却更像一只机会主者的老鼠。
李富春倒是的的确确属鼠，并且是一只比较幸运的老鼠。说他是共产党和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似乎有些夸大其词，尽管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功勋卓著，留下了许多为人称颂的革命业绩，但是我觉得他的显赫可能与妻子蔡畅有关，蔡畅的显赫又与哥哥蔡和森有关。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在长沙的挚友便是蔡和森。从中共“二大”至“六大”，蔡和森都是中央委员，他的家庭也成为党内突出的革命之家。他同妻子向警予、妹妹蔡畅、妹夫李富春等人都作为党的第一代开拓者，用热血和青春在史册上写下了姓名。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和蔡和森关系好，只怕李富春和蔡畅也未必能够那么辉煌，当时在共产党队伍中比他们优秀的人并不少，只是没有他们幸运。
再看一看曾经有恩于毛泽东的王稼祥吧。在长征路上，王稼祥和同样因病坐担架的毛泽东同行，两人通过交谈更加互相了解。他们共同商谈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问题，总结探讨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再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这个说法正合毛泽东的意思。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还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几经酝酿，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王稼祥为此次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会前，不少人劝他因为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他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
遵义会议一开始，即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片面强调客观上敌强我弱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结论是“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毛泽东则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会上一时出现了两种观点对峙的局面，这是“土道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和“洋道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直接较量。经毛泽东一番言之有理的论说，多数同志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对“左”倾路线的不满情绪开始表露出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稼祥紧跟毛泽东之后发言。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再坐着讲。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王稼祥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所以在会上，王稼祥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又组成三人军事小组，作为当时红军的最高统帅部，指挥红军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可是因为王稼祥曾经反对过毛泽东，后来就不怎么吃香了，连李富春都不如。不知道李富春与王稼祥放在一起比一比，他们谁会觉得惭愧。李富春于1979年1月9日，在北京病逝，活了79岁，而王稼祥解放以后就不怎么显眼了，即便如此，他仍然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受残酷批斗和关押。后来毛泽东终于良心发现，一再肯定王稼祥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才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只活了68岁。难道因为他是属马的，一辈子生就让人骑吗？难道李富春的显耀就得益于他属鼠吗？中国官场历来存在论资排辈现象，可是为什么王稼祥的资历那么老，贡献那么大，却获益非常少呢？毛泽东对他公正吗？
二、丑牛
此属相解语为：不屈不挠，权威主义者天生领导人才，属权威主义者。待人处事须小心谨慎，再三考虑方可付诸实行。家庭观念浓厚，对生活抱的积极的态度。具有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性格。
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似乎都应该属牛，因为他们几千年来忍辱负重，在鞭子下出尽苦力耕种希望，到头希望的果实自己不得食用，只能吃些糟糠。生命在牛身上诠释的是无私贡献，然而中国人偏偏有十二种属相，属牛的不一定都种田，属龙的不一定都当皇帝，属虎的不一定没有人欺负，他们仍然被压近迫被奴役，如果简单地用属相来诠释人的性格或结局，似乎无聊之后便是苍白。
中国的企业家、政治家都是喜欢把自己比做老黄牛，暗含自己是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这些人中间有属牛的，也有具备老黄牛精神的，但是数点一下却没有几个，大部分是口诵黄牛精神，而行官仓硕鼠之行。有些单位门口塑了牛的雄姿，而这个单位里的人真的都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吗？难道就没有吃闲饭或者搞腐败的“祸牛”吗？
宋时李纲立志要学黄牛，但他不一定属牛。焦裕禄、孔繁森是革命的老黄牛，也不一定属牛。许贪官也许属牛，却不肯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是“天生”的领导人才，同时也是一群腐败蛀虫。那么贪污腐败分子，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属牛的？说属牛的“家庭观念浓厚”，可是他们养起小蜜来就像养鸡一样养了一个又一个，最典型的要数张某某了，先后竟然搞了一百多个女人，如此这般终日奋战在花前月下，为了情人的愉悦，不惜丧失原则，且莫说爱党爱国，连最起码的“家庭观念”都失尽了，还谈什么“不屈不挠”？这“不屈不挠”难道是用在捞钱上，用在养情人上吗？说他们是“权属主义者”还能说得通，因为他们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惜搜刮民脂民膏，不惜化公为私，加上善于拍马奉迎，善于欺上瞒下，善于打击报复，难道这就是牛的精神？说牛能贯彻始终，领导者也喜欢把自己比作牛，那么很多领导搞形象工程，搞突出政绩，欠下一屁股债，把百姓坑苦了，自己一拍屁股走人，难道虚浮无能一事不成也是牛的精神吗？
属牛的不一定有牛的精神，把自己比做老黄牛的人也不一定真的有老黄牛精神。语言再华美，比喻再生动，都比不上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人要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不需要溢美的说教，需要真正的老黄牛，不需要大批的吹牛分子！
张学良生于1901年，是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地地道属牛。1928年日本人企图直接控制东北，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遂继父位，被人称为少帅。后来响应蒋介石的“南北统一”号召，把共和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易帜”，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在日本侵华过程中，由于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东北四省，作为守土长官从此背上了丧权辱国的黑锅。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多次向蒋介石面陈结束内战，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遭到蒋的拒绝。12月12日，在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介石作的最后劝说无效后，共同对蒋介石发起“兵谏”（史称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此次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而蒋却言而无信，逮捕张学良。军事法庭判张十年徒刑。旋又被蒋介石特赦，交军委“严加管束”。辗转幽禁于大陆和台湾。老蒋将死，谓小蒋（蒋经国）曰：“此笼中虎，不可放归。”又历小蒋至李登辉主政台湾，张学良始得自由，从此后偕同赵四定居于美国夏威夷。
张学良当年雄姿英发，意欲为国家民族做一番大作为，然而为数十年的专制扣压而断送了。在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席间，少帅四弟中国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向周恩来总理敬酒时，周恩来早已热泪长流：“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历史上的那段恩怨，怎能说得清！如果说张学良对，对在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如果说错，是他断送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困死在台湾。
属相学上说属牛的人“不屈不挠，权威主义者天生领导人才，属权威主义者。待人处事须小心谨慎，再三考虑方可付诸实行。”不过我们看到的却是任人宰割，被老蒋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张学良，他如果知道老蒋会那样对待他，他还会送蒋回南京吗？如果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有“反”心，那么他又怎么会被他捉“待人处事须小心谨慎，再三考虑方可付诸实行”的说法是不是比较适合张学良？他后来会不会觉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然不对？是不是会反思自己待人处事没有小心谨慎？不过他确实就像一头随时都有被宰杀危险的牛，后来能够善终也属不易，总算没有被杀掉。
三、寅虎
此属相解语为：勇敢乐天，人类保护者。独立心旺盛，喜欢单独行动。生性乐天，具有坚毅不屈的精神。凡事胸有成竹，心藏谋略地守候着机会。虎乃吉祥的象征，一生运势顽强，但切忌自视过高。
如此这般看来，彭德怀这员虎将显然是生错了年代，他生于1898年属狗，按他的性格似乎应该属虎，但他却偏偏属狗，并且还是“兔死狗烹”的那种狗。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场上，解放战争中，彭德怀以能打硬仗闻名于世，让敌人闻名丧胆，若无猛虎之威，何以如此？但是到了1957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就犯了虎相的解语。人类保护者——全国饿死了那么多人，难道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彭德怀知道？那么多高唱为人民服务的人视而不见，唯独你敢上万言书提意见，结果遭到错误批判，削了官职，这不也是虎喜欢单独行动的结果吗？可是你怎么会属狗又不会当哈巴狗。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死在简陋的囚室里竟无人知道，一代共和国元勋，一员虎将竟然落了个如此悲惨窝囊的下场，让人顿足叹惜。一生顽强，却自视清高，结果不得善终，这明明是属虎人的性格，可他彭德怀偏偏去属狗，和康生、刘少奇同年，难道就因为与他们同年你也不得善终？康生做了死有余辜的赖皮狗，刘少奇后来也做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现代版文种式人物。
按理说彭德怀跟随毛泽东多年，他应该了解毛泽东的性格。毛老人家虽然口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明方针，然而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观点，只要和他老人家的想法不一致，一概无情地打压。从马寅初的人口论，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下场基本一样。毛老人家爱听万岁，万岁，万万岁，老彭你偏去提他不想听的话，他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是个理想主义者，骨子里左，你偏说吃食堂饭吃死了多少多少人，毛老人家岂能容你，不把你打成右派？难道把那些可爱的马屁精们打成右派不成？
历史上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几个能够得到好下场，而善于说假话的往往充分享受到皇恩浩荡，尽管历史给了马屁精们以贬斥，但他们生前却荣华富贵至极。彭德怀虽然在历史上落了个诤臣的美名，可与魏征比美，但活着的时候却受尽了折磨，劳心费神写了万言书，不但没有改变一点领袖的意志，却把自己也搭进去了，着实可悲。
既然彭德与属狗不合适，属虎也不合适，我建议他像现在的领导改年龄那样改属羊，可能属羊会有个善终吧。不管彭德怀属什么合适，但他却是敢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敢为老百姓说话，能为老百姓办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可能若干年后，彭德怀与海瑞、包拯等清官齐名，被老百姓称之为彭青天，尽管他生前不能善终，但他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疾在人民心中——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杀人者或被杀者写的，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称得起历史沉重的大称。
这不，江青和王光美都是领袖夫人，江青属虎，王光美属鸡，好像虎生来就要吃鸡似的，母老虎江青把王光美差一点整死。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她不如江青的地方，是她的入党时间晚，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再说她嫁的丈夫也不如江青嫁的丈夫厉害。
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这些都让忌妒心极强的江清嫉恨无比。后来王光美作为刘少奇的夫人，陪着刘少奇一共出访六次：印尼、缅甸（两次）、柬埔寨、巴基斯坦、阿富汗；使王光美名声大振。面对风光无比的王光美，江青的心中更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江青，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不服输的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了，她先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接下来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文革”之中，使权力的天平朝江青一边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而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一落千丈。至于在1967年1月6日，一幕惊险闹剧在北京发生，使王光美跌入深渊。那天下午，王光美和刘少奇在家中接到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的电话，他们怜女心切，在警卫的随行下，离开了中南海。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陷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而王光美却落在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呢？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江青见此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我叫你出风头，看看到底谁厉害！
4月10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举行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众目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事情，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谁知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立即打翻了醋坛子，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大为光火。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置王光美于死地！于是她指示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原来江青是在和特务作斗争，谁能不支持呢！为了自己的嫉妒，竟然说中共领导人娶了女特务，那么自己嫁那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
“文革”中，王光美被江青折磨得死去活来，之后关进秦城监狱。然而，粉碎“四人帮”之后，正好相反，江青也被关进秦城监狱，不同的是，王光美没有羞辱过江青，不知道她在心里边如何评价江青这个人，也不知道江青在监狱里边是如何玩味“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的是，王光美活着从秦城监狱出来，江青却是死了才出来！虎还没有鸡的寿命长，真是令人不解。
四、卯兔
此属相解语为：高贵沉默，享乐主义者。天生温顺老实，高贵大方，沉默寡言兼备巧妙的口才。深得他人欢迎及爱戴，但却易遭人嫉妒。具备独特的气质和鉴赏力，在设计创作方面均很出色。敏捷的行动有时难免流于轻率，需特别留意自己的短处。
一说到兔子，就会让人想起“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句俗话来，可是又有几只兔子不吃窝边草呢？唐高宗李治据说是属兔的，偏偏爱上了他爹的小老婆武则天，最终娶而纳之为皇后。李治可能有兔子乱交的习惯，搞了他爹的小媳妇武才人，然后再搞武氏的姐姐和她姐姐的女儿，这比清孝庄皇后与姑姑同睡一个男人更离奇。唐玄宗李隆基据说也是属兔的，偏偏爱上了儿子的媳妇，强行夺之，归为己有，立为贵妃。又吃了窝外草！
毛泽东也是个“兔子专吃窝边草”的人，当年陕北红军张开双臂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但是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却没有什么好下场。关于刘志丹的死有多种说法，比较正统的说法是：刘志丹1903年生在陕西保安，是属兔的。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他只“兔子”没有吃窝边草和习惯，却迎来了吃窝边草的“兔子”。
1935年9月，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可惜周恩来的评价关键时候不顶用。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毛泽东还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
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刘志丹不死，下场不会比高岗、饶漱石好。高岗、饶漱石皆死在毛泽东之手，但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刘志丹与高岗都是创建陕甘宁边区的开拓功臣，刘死于1936年4月，比高岗早死18年。不过有关刘志丹是否壮烈殉难，又出现了几个重大疑点。有人说，这三个功臣之死都带有政治谋杀性质，中共党史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其中的许多谎言已被识破，但高岗、饶漱石的案子至今仍陷于云深不知处之中，那么多被毛老人家定为反革命的人都平反了，不知为什么高、饶至今不能平反。
毛泽东生怕地方权力膨胀，便开始削藩，即削弱地方大员的权力，原来中共将大陆地方上的组织分成五大分局，分局党委书记兼任该军区政委。1952年8月，党中央下令调动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去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当时民间流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谚语，“一马”指的便是高岗，只有他于1949年站在毛、朱旁边参与了开国大典。当时有位著名画家绘下了这一庄严隆重的场景，可惜没过几年不得不将这幅名画剜了个空白，那就是去掉站在毛泽东身旁的高岗副主席。五马里还有一名饶漱石，他在进京两年后，卷入了“高饶事件”中，饶原任华东局书记，调至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地位并不显赫，说明他不是老毛眼中的“自己人”。
陆璀是饶漱石的妻子，饶漱石调往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忽告失踪，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事实真相。毛泽东时代关押人往往不通知家属，只是过了几个月后，陆璀听到党内口头传达“高饶事件”，才知道丈夫获罪的原因：说是与高岗合谋，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党内文件用的是抽象词句，唯有讲到高岗的罪状里，有一条具体事实：高岗与苏联斯大林有勾结，未向党中央报告。陆璀向组织请求探监，给丈夫捎点衣裳之类的东西，未获允准。情急无奈，她只能黑夜里抱著小女儿啼哭，特别是听了内部传达以后，机关里的同志像躲避麻风病似地疏远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一份子了。到现在我们知道无非是高岗、饶漱石觉得毛泽东对待他们不公，可能有怨言，并没有什么反党的具体内容，因为他们那个山头的人不得势，因此到现在也没有给他们平反昭雪。刘志丹张开双臂迎来的是一把尖刀，并不是芬芳的鲜花。
陆璀当年听到党内传达的高饶犯的错，特别突出高与苏联斯大林的联系。这不是更荒唐了吗？在公共场当领袖看待吗？怎么和领袖的交往成勾结了呢？这些所谓的罪名难道不牵强吗？实在没有高招干脆说他反对毛主度不就得了，何必弄那么没有说服务的罪名呢？只有你们可以和斯大林联系，就不允许别人联系？斯大林的照片现在不是还挂吗？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泽东看，对毛泽东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斯大林为什么这样做，可能只有鬼才知道。这与说东家长西家短的坏女人有什么区别？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他实际上已被打入冷宫，后来又把他软禁起来，再后来就传出高已自杀的消息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是自杀，会不会是他杀？）。死就死了，还说人家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死都不让人家好好死，岂有此理！
在这里党指谁？当初能够欢迎中央红军的好同志，现在却要搞独立王国，可能吗？宣布他们反党的同时就宣布他们的死亡，他们是不是自杀？至今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后来党组织通知寡妇陆璀捧回饶的骨灰盒，开国后杀功臣的第一波至此划上了句号。但是这个迷至今也没有人敢于解开，为什么？
说高岗是自杀身亡，那么跟他一同开辟陕甘宁根据地的刘志丹是不是光荣牺牲呢？有人重新审查刘志丹开赴前线那段历史，便发现刘同样死于政治谋杀，只是谋杀的嫌犯竭力弄虚作假而已。不可思议的是，连将保安县改称志丹县，也属于掩饰其罪行的狡猾行为。当时，刘志丹出兵山西的时机就很可疑，因为1936年正是国共两党关系出现大转折的时候，张学良与杨虎城已与中共协定双方停战，处在西北无战事状态。蒋介石宗派观念即有嫡系与杂牌之分，毛泽东也有中央红军与地方红军的派系观点。那么高岗、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是地方游击部队，毛泽东会怎么看待他们呢？在刘志丹渡黄河打阎锡山的同一年里毛泽东谎称要通国际路线，下令张国焘的西路军东渡黄河，借西北马家军之手，两万一千八百人几乎全部被消灭于河西走廊。这个时机命令刘志丹部去打山西，可以说师出无名，如果是战略上需要扩大根据地至晋西北，为什么不动用贺龙、林彪的中央红军？为什么只派遣刘志丹的游击队孤军深入呢？当时还宣传，刘志丹开赴前线，原是为了借道山西到华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阎锡山的阻击。这个宣传原是为了给中共涂上抗日先锋的光彩，同时也是给假手消灭派系武装的一种掩饰。如真有抗日之意，为什么事先不跟阎锡山沟通，按阎锡山当时的立场还不至于拒绝别人去抗日吧！
1952年，女作家李建彤以《刘志丹》为书名的长篇文艺传记出笼，遭遇极惨，株连颇广，而且是由毛亲自拿问。前后延续了十八年的文字狱，才给我们提供了揭开云雾见天日的一把钥匙。毛泽东为什么对刘志丹的名字这么敏感？李建彤即刘志丹兄弟刘景范的妻子，她的女儿刘索拉也是知名作家。指此书有问题的密告者是特务头子康生，他介绍给毛，定性为“反党大毒草”。可以大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什么对《刘志丹》一书这么敏感，这么不容？毛泽东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把自己写的“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忘记了。可能已经忘记是谁迎接无路可走的毛泽东到陕北的。毛泽东日理万机，平时哪有工夫看小说，只是《刘志丹》这个书名以及康生所说的大毒草，激发了他的兴趣，他把此书看完，于是就批了一句著名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部传记文学，把刘志丹与高岗建立陕北根据地的艰辛作了真实的描述，只因高岗已被党史划入敌人一类，乃用“罗炎”的假名替代高岗，也写了刘志丹壮烈的死。原来的群众领袖，现在怎么就反党了，这里的党到底指什么人？毛泽东把处理大权交给了大奸贼康生，那么销毁第一版的《刘志丹》是第一步骤，接着就抓了刘景范。此人援救朱毛红军功勋卓著。当初刘志丹从国民党报上看到剿匪战报，得知朱毛红军已进入川东，正处在走头无路的境地，即派兄弟刘景范化装成商人前往四川联系。刘景范的夫人在一本书里说了真话，被罗织成文字狱，连带朱毛的救命恩人也坐了七年黑牢。其他还有马文瑞入狱五年，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关了五年死于狱中。李建彤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可见胡唯慷式的康生和毛泽东的愤怒已到了失去理性或者恼羞成怒的地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和恐慌，难道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如果毛泽东不吃刘志丹这株窝边草，为什么人都死了，自己也曾经说过刘志丹是英雄，那么为什么歌颂刘志丹英雄事迹的书就成了毒草呢？口是心非乎？愚弄百姓乎？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假如刘志丹不死，毛泽东得到政权之后会封他一个什么样的官？他是能够善终呢，还是像高岗、饶漱石那样死得不明不白？论资历和功劳他可比高岗、饶漱石大啊，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是死在高饶之前呢？还是死在之后呢？假如能够透过“高饶事件”那一劫，那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劫他能不能闯过去？毛泽东看谁不顺眼，你就是反党，你就该死，不死也让你“自杀”，然后说你“畏罪自杀”向党示威，这里的党可真让人寻味不尽啊！
五、辰龙
此属相解语为：骄傲自信，理想主义者，是理想的追求者，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努力不懈。龙象征着幸运、美德、和平及长寿。这人慷慨热心，亦具的非常之勇气和自信。属龙的女性有很多追求者、裙下之臣不乏其人。
中国人向来会造假，龙就是造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出来的，因此，中华民族便成了龙的故乡，中华儿女便成了龙的传人。同样是属相，没有听说谁愿意说自己是排在十二属相之首的老鼠的传人。说属龙者自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龙的传人都自信，可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人骄傲自信，不知有何根据？大清朝出了那么多卖国求荣的洋奴，其中难道没有属龙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中国出了那么多卖国贼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帮凶，他们的骄傲和自信那里去了？大汉奸汪精卫生于1883年属羊，肖相里也未说属羊的人会当汉奸，而他却当了汉奸。如果说属龙者是理想主义，那么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哪个不是理想主义者？三年要超英美，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也没有超英美，美国仍是世界第一霸权主义者。三年要迈进共产主义，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共产主义仍然只是理想，只是梦。那时的中国人并不都属龙，可是为什么全都成了理想主义者，如果说“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不懈”还能说通，中国人毕竟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尽管共产主义还十分遥远，但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初级价段，回过头来看看，那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的疯狂，多么的幼稚，三年就想实现共产主义，无异于痴人说梦，可是这是大智大勇的领袖提出来的，无人质疑，只有疯狂地跟着瞎跑。现在看来，提出三年超英美的人，当时是不是神经错乱一时说了胡话，竟被人当作最高指示了？
龙后来被神化了，成了帝王独享的专利，可是翻翻中国历史，帝王也有几百个，真正属龙的又的几个？有些有作为，堪称人中之龙，有些其实就是草包，也被视为真龙天子，王公大臣，天下百姓，无不跪拜他。人们如此去跪拜草包，真不知龙为何物，龙字应怎么解释？把草包当龙的人，还自称自己是忠臣孝子。
夏桀是真龙天子，也是个荒淫无道之君，商纣王是真龙天子，也是个昏君，秦始皇是个真龙天子，也是个暴徒，刘邦是真龙天子，也是个无赖；隋炀帝是真龙天子，也是个流氓，阿斗是真龙天子，是个实实在在的草包，汉灵帝是真龙天子，是个标准的糊涂蛋，傅仪是真龙天子，成了货真价实的傀儡……究竟什么是龙？原来龙就是这样？
龙相解语说龙象征和平及长寿，那么再看看那些帝王有几个爱和平的，春秋无义战，你死我活地拼杀，为了什么？为的是自己的私利，为了红颜而一怒，受苦受难的可是老百姓，幸运在哪里？美德又在哪里？算一算中国的帝王有几个是长寿的？他们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大多数不到中年死于贪欲过度，何言长寿？
“属龙的女性有很多追求者，裙下之臣不乏其人”。这句话似乎还有些道理。武则天也称过帝，可算是一条母龙，李世民追了她，李治也追了她，父子二人争着追她，与唐玄宗夺了儿子的媳妇杨玉环并称为唐史“佳话”，如此这般连老百姓都不会丧失人伦去干此不道德的事，而那些所谓的真龙天子，们干了，还“乱伦”出一些佳话来。武则天的裙下确实有很多追求者，男妓如云，淫乱异常，让老百姓听了都恶心，不知这条母龙是怎么想的。杨玉环好像也不是心甘情愿嫁给老公公的，偏被编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好像有嫁老公公的瘾了，下辈子还要嫁。
以属相去判定人的性格，不知该肯定还是该否定。
刘伯承属龙，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被中外称之为“当世孙武”，刘伯承的一生经历非常曲折，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长达50余年，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最亲密，刘伯承则正好相反，毛对刘一直有看法，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考证的结果是这样的：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与左权去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31年离苏回到上海，但由于刘当时在军界的知名度和声望，好多人都认识他，认为他留在上海中央工作风险太大，于是1932年1月刘伯承在人护送下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最初任红军学校校长，毛当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毛泽东和刘伯承两人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在该会上是批评毛泽东“纯粹防御路线”右倾方针的，在对于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上，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让毛留下，但以博古为主的临时中央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要毛回后方，刘伯承由于来苏区还不到一年，对情况不怎么了解，和毛泽东也没有什么私交，就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如果说这无所谓的一票还没有让毛泽东记恨的话，那么原来的事情就造成了他一生的沉重负担。
其实对批评毛泽东这一错误的选择，应该不能怪刘伯承，毕竟他回国还不久，又是刚到苏区，对那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但是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不是太瞧得上眼，刘伯承后来还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四军中有“游击主义”，就有点借了，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刺伤了毛泽东的心。毛泽东一生雄才伟略，更是一个恩怨极其分明的人，甚至对几十年前的一些小事也难以释怀，谁谁谁曾经反对过他，谁谁谁曾经支持过他，他记得非常清楚。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就曾经夺过毛泽东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位置，以至于后来在文革中也是天天惶恐。宁都会议的这次批一语道破打击，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因此得天下后毛去过无数地方，江西的井冈山他去过多次，但同在江西不远的瑞金，这块曾经的红色圣地，他可是一次也没去过，有好几次路过时还要刻意绕道，对于瑞金人民也真是有点不公平，可见此次会议对毛的伤害有多深了，乃至连瑞金这个地方都令他厌恶了，更不用说当时投了反对票的刘伯承，毛心里不记账？（毛泽东同样没有去过他从那里逃跑出来的延安，可能也是这种原因。）。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刘到苏区后发现红军干部文化很低，不识字的竟达百分之六七十，刘就开始分班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和射击原理，并首次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毛对刘伯承这一套很反感，历史上与毛唱反调的党内大多数是留苏派，毛一生对留苏生特别是博古，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是极为痛恨和反感的，刘伯承不是政治家，留学苏联学的仅仅是军事，但在毛的眼里从苏联回来的人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教条主义的。
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被中央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和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时因怒骂了李德而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遵义会议上又恢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遵义会议后刘一直作为一位专职的军事指挥员出现在各个时期，就是在党的七大上，作为二野的司令员刘伯承都无缘出席，邓小平作了代表，刘在这一期间由于毛的掌权，在政治上已经不得志了，要不是在军事上还要仰仗他独挡一方，早让刘伯承下台休息了。在战争年代，外有强敌，刘在军中又有极高的声望，毛虽对刘有看法，但也不得不先用着，原来的那笔账老毛始终没有忘记，反正算账也要等到秋后，以后有的是机会。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正是敌后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残酷最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出于鼓舞敌后军民士气出发，决定在大行山给刘祝寿，朱德、陈毅、叶剑英、吴玉章、林伯渠……纷纷提笔作诗赞扬刘的成就和人品，唯有毛泽东却没了以往写诗的灵感，毛对其它九名元帅都有过题诗或是赞言，对刘伯承却连个字都没留下。用则用矣，但是老毛不喜欢他刘伯承！
在中共五大野战军中，彭德怀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更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唯有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是一把手，有最后决定权，张际春是第二书记，司令员刘伯承连个第三书记都没捞上，共产党内可是书记说了算的。
1949年淮海战役快结束时，毛泽东召陈毅与刘伯承到中央商议渡江作战事宜，同为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每天都能读到中共秘书处送来的高级文件，而刘却什么也没有，还是陈毅看不过去了，向毛泽东恳请才得以解决看文件的权力。
刘伯承是聪明之人，熟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也知道毛泽东记恨他，在西南解放后就迫不及待地交出兵权，辞去身兼各职，到南京去筹办军校，毛泽东也心领神会地默许了。既然你刘伯承还不相，那么就给你一点面子，暂不考虑你的“反党”分子问题。
可叹的是刘伯承以为这样就能脱离政治上的旋涡，远离是非，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泽东的游击战，这一切无疑又让毛泽东勾起了二十年前在瑞金痛苦的回忆，刺激了老毛的神经，是不是你刘伯承不认我这个伟大领袖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了机会，甚至在毛泽东耳边吹风“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泽东就借彭德怀之手将刘伯承整治，好在邓小平和周恩来为刘力保，刘才勉强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资格，但已无任何职权，成了闲人一个。刘伯承也想得开，闲就闲吧，只要让我活着就行。
1955年授衔，怀仁堂里只来了七位元帅，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不在，当时官方的解释是说林和刘都生病了，但这理由不能令人信服。新华记者随后赶到两人家中给他们补元帅照时，两人无一例外精神都很好，一点也不像大病的样子，刘伯承不去受衔，可能是不想出风头，毛一直就不满意于他，授予他元帅也是因其战功而迫不得已，加之授帅又是民主投票所定，毛也不好意思否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刘当然清楚其中缘由，推病不去，少了一场尴尬。人家老毛正不想看见他，他也不想支刺激那个人人都害怕者的神经，刘还不想自己去找死。
1956年的反教条主义，刘被打倒，无职无权，却反而得从此远离了政治的旋涡，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作俑者彭德怀自己后来却成了反党分子，由于刘伯承已成了一条死虎病虎，争权夺利者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威胁了，战争年代留下全身伤痕，晚年基本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当初老毛利用老彭去整刘伯承，现在又轮到自己了，因为老毛还记着彭曾经骂过他！1972年由于医生的诊断失误，误用药物，使刘伯承病情加剧，1973年后便丧失了思维能力，但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地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毕竟当时十大元帅死得没剩几个了，让他作为“不忘老朋友”的帽幌子，也是别有用途的。
刘伯承重病后，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病情才得以控制，这恐怕是毛泽东和刘伯承关系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次。刘已经成为将死之龙，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
如果毛泽东相信命相之说，他这条小龙肯定要防着刘伯承这条大龙。大龙健康的时候防着他，快死的时候如果再不有所表示，以后只怕没有“关心同志”的机会了。属相学说属龙的“是理想的追求者，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努力不懈。龙象征着幸运、美德、和平及长寿。”长寿，这些刘伯承好像都占住了，幸运也算勉强占住了，他毕竟没有让老毛对待其他人那样弄个“反党分子”。看一下刘伯承的历史，他确实是个理想的追求者，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努力不懈。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方法，却不讲毛泽东的游击战，这怎么行呢？人家都在高呼万岁，你反而为了你的理想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根本不提老毛那些土办法，老毛岂能容得？如果不是身体半死不活，可能下场不会比彭德怀、贺龙好。但是在那样一个人人都拍老毛马屁的年代，刘伯承敢于按照自己的理想办事，喜欢的就讲，不喜老毛那一套他就是不讲，这也算他有点骨气。
六、巳蛇
此属相解语为：美丽幽默、爱情善妒者。肖蛇的男性浪漫幽默，极具吸引力，而女性则美丽迷人。判断力极强，做事循序惭进，必能攀上高峰。属蛇的人既有同情心又乐于助人。容貌端丽，衣着非常讲究，更着意修饰自己。
按肖相解释，“男性浪漫幽默，极具吸引力。”毛泽东生于1893年是属蛇的，说他浪漫幽默，极具吸引力，似乎说对了，他老人家确实有人格魅力，至今还让中国人服他、信他，但1893年出生的人很多很多，并非都能如此，按毛泽东的性格他应该属虎或属龙，可惜他竟属了蛇。中国老百姓把他看作一条龙，上层则把他比作一只虎，雄威震慑了整个世界。属相里并未说属蛇的人能作领袖，可毛泽东作了领袖，并且是个响当当的领袖，算是世界上最重量级的。
至于说属蛇的女性美丽动人，总让人与“美女蛇”联系起来，现在那么多的女明星不会都是属蛇的吧？包间里那么多靓亮的女孩子不会都属蛇吧？现在的女性疯了似的去浮美容，去修饰自己，新衣服、超短裙买了一件又一件，难道她们都属蛇？而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属蛇的母亲少衣缺食，一辈子不知道打扮为何物，她们真不应该属蛇。现在那么多女孩子心甘情愿为当权者、有钱者当“二奶”作“小蜜”，她们都属蛇吗？如果不属蛇为什么会自己这样作践自己，堂堂正正的人不做，偏要去做“美女蛇”傍大款，让人骂她？“容貌端庄，衣着非常讲究，更着意修饰自己。”也许就是说这些人的，而中国还有多少勤劳善良的女性，她们也属蛇，也为人母为人妻，却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她们想把儿子培养成才都是最大的奢望，哪里还会衣着讲究，修饰自己？看一看她们苦难的生活，看一看她们粗糟的皮肤和被太阳晒黑的脸，美丽端庄又从何谈起？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言辞！
中国有多少蛇蝎心肠的人，他们坑害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诬害别人以讨取领导的欢心，这些人都应该属蛇，可是随便调整一下，这些人中间属蛇者又为数甚少，这就怪了，不属蛇为什么会有蛇蝎心肠？而其中属蛇并不都是“美丽幽默”、“极具吸引力”，而是人人见了人人讨厌的小人，但是只要在领导心目中是红人就行。得罪单位所有的人也不要紧，只要能巴结住一个领导就行，领导会给他批条子，会给他分房子，会给他安排重要位置和提拔官职，这就行了。至于单位里所有职工都骂他是小人，但职工决定不了他的命运，只要领导能决定他的命运，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在职工这里，所以得罪一千名职工也是小事，只要不得罪领导就行。
说到蛇，便想起“牛鬼蛇神”这个词来。毛泽东时代和文革十年，中国出了将近一亿的“牛鬼蛇神”，其中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那么多的反党分子。这些人难道都属牛属蛇吗？牛是勤劳的象征，变成了鬼，蛇是美丽的代名词，因此成了神，可是一夜之间他们竟成了“黑五类”。其中不乏有反对新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人，但大多数是拥护新中国、爱戴毛主席的，可惜他们是“黑五类”，不敢恨，又没有爱的资格。就连他们的子女也成了“怪胎”，与别人相比，同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就是与别人不一样，招工、参军、入党、提干，总之好事他们沾不到边，一生下来就跟“倒霉”沾上了，处处低人一等，男的娶不上老婆，女的嫁不出去，天生就是个坏人。“必能攀高峰”对他们来说是痴心妄想。
说属蛇的人“容貌端丽，衣着非常讲究，更着意修饰自己”。我便又想起了毛泽东，他老人家确实容貌端丽，但是衣着并不讲究，更没有着意修饰自己，生来就是个随心所欲、不受拘束的人，在晚年还犯了一些错误。关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是这样说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人们一般的认为是……毛泽东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那个时代的人脑子都发热了。因此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因为他是最高决策者，没有他的点头，谁敢那么做？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骨子时原错识思想并没有改正，因此就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任务的提出，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也不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这些任务是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是一种盲目的冒进；这些任务是由上面、凭主观愿望提出，并用强迫命令的组织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后，又没有及时地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这些任务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确，因此就变成一场灾难了。后来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也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简直就是胡搞。直到饿死了许多人，在血淋淋的教训面前，最高决策者才觉醒了，但是并没有取消人民公社，如果那时候毛泽东能够像邓小平那样取消人民公社，可能中国的经济要早发展二十年。
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同样是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可是说了就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把简单问题非要弄得复杂化。
关于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向来拒绝作深刻的自我批评。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他只作了一般的、笼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所谓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他仍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和不能动摇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仍然认为是正确的。他一直生活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间，后来情况变了，他不能适应，还拿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他由于搞个人崇拜，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还听不得人家的批评意见，这也是认识上的错误。他在思想指导上犯的错误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把阶级敌人假设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已经达到空想化，激进化；再一个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性错误。理解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简单化。
如果属相之说成立，毛泽东他老人家属蛇，却成了“真龙天子”，刘伯承属龙却没有成龙，反而被一条蛇折腾得死去活来。老毛天天讲阶级斗争，自己偏要虚设那么多的“敌人”，然后跟“敌人”斗，一直斗到死，也没有斗出个名堂来，反而害了自己的老婆和侄子。他也许忘了那些“牛鬼蛇神”同样是他这个“真龙天子”的臣民。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也没见“黑五类”颠覆了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而腐败分子并不都是“黑五类”的后代，现在却成了人民的公敌。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定论不定论岂是自己说了算的？老毛聪明一世，这个时候看来是真是老糊涂了）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后来照样要请国民党全作，那么一场浩大的解放战争，难道就白白苦了死去的那么当兵的；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功劳难道都是你老毛的？应该说是中国人民，不应该说自己，人家国民党比共产党出力并不小）。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其实现在他如果是老百姓可能就不会这样说其实持异议的人多了），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能收回早收回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干了不得人心的事情）。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那么老毛如果地下有知，现在该如何评价自己，也只有天知道了。他折腾的几件事情几乎都是白费功夫，只让人民群众丧了命受了罪。
七、午马
此属相解语为：活泼开朗，群众领导者。性格外向，活泼开朗、有同情心，受大众欢迎。属马者常有出众的外貌，做任何事都会独断专行，不太接受别人的意见。善于管理金钱，但对爱情则不太高明，不懂得取悦异性。
根据相语解释，数马的人“活泼开朗，群众领导者，有同情心，受大众欢迎。”这么一说似乎所有属马的人都应该是群众的领导者，这里的群众赌钱非是指人民，指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肯定都不属马，都应该是属牛的，任人鞭抽；都应该是属羊属猪的，任人宰杀。属马的既然是领导者，肯定还是“千里马”，而发现这些“千里马”者是“伯乐”，是否“伯乐”就是所谓的领袖级领导？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几年“千里马”马失前蹄的颇多，哪一个腐败分子不是领导者，也没见群众有多么欢迎他们，倒是招来了不多臭骂。说他们“有同情心”更是鬼话！腐败分子吃着人民的穿着人民的，何时何地曾经对人民产生过同情心？在位时吃山珍海味，坐豪华轿车，玩漂亮女人，这时可曾想到过人民的恩育？群众有困难不给解决，逼得人家无路可走只好上访。谁知又搬出什么“坚决打击无理上访者的口号吓唬人”似乎只要是上访者就是无理的，从来还没有见领导表扬过一起有理上访者。似乎老百姓全是吃饱肚子没事干要去上访，似乎有理就不上访，上访就是无理。又搬出什么以法制止上访。这法是什么？中国的法是为老百姓定的，还是给领导定？百姓要上访就违法，领导制止上访就是依法办事，为什么不见“有理可以上访”的口号？这不正应了相解上“做任何事情都会独断专行”那句话吗？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领导者有事情到“伯乐”那里去是汇报工作，是去密切联系领导，是跑项目，是为了人民群众谋福利，跑来跑去，汇报来汇报去，跑出一群贪官，汇报出一批虚假数字。“千里马”倒了，“伯乐”安然无恙。既然“千里马”是假的，那么这个“伯乐”不是也有不察之罪吗？可是听说揪出了假“千里马”，没听说追究过一个饭桶“伯乐”。人民群众接近不了“伯乐”，“伯乐”也不愿见到“无理上访”的人民群众。
腐败分子在被揪出来之后，一般都要假惺惺地说对不起人民的养育，似乎这时才想起人民，当初训斥老百姓是刁民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起过他们是人民，制止老百姓喊冤告状时也没想起他们是人民，那时要“坚决打击”，“依法制访”，其实许多老百姓就是去反映腐败分子问题的，“千里马”要“坚决打击”他们，“伯乐”要“依法制访。”如果早一点听听老百姓的呼声，听一听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也许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我们整天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群众看到的问题反映不上去，被“坚决打击”在肚子里，直至到腐败分子倒台，才忽然想起人民来，可是已经晚了。如果早点把人民当人看待，何谈对不起他们呢？他们又何必背着“无理上访”的黑锅，冒着被“坚决打击”的危险去上访呢？属马者的定义究竟应如何下？除了个刁民，大多数应该是好马！
陈昌浩是属马的，是早期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人之一，他曲折坎坷的后半生可并没有“受大众欢迎”啊！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在1936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就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西路军惨败，在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一名元帅。而陈昌浩因为找不到迎接他的人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他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就迥然相异了，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来汉的第二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亲人见面。
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
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共产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可能毛泽东根本就不想让这位曾经提过自己意见的人回来）。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人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妻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来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陈昌浩曾经在许多场合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行”。他痛心疾首地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这些应该是真心话。
“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不错的，我这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也许陈昌浩说的是真心话，也许有取悦毛泽东之嫌，可惜毛泽东并不在意他这几近忏悔的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肯定是在劫难逃，的不用老毛点头，就有人心领神会。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象征性地说是陈昌浩的。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不知道他究竟是千里马，还是跛脚的马，如果不是他曾经反对过毛泽东，可能下场不会那么惨，如果他能够留在苏联和妻子格兰娜过平民生活，也许会像张国焘那样寿终正寝。他一心想回来却害了他。
“做任何事都会独断专行，不太接受别人的意见。”在陈昌浩身上是不是应该说应验了？当初他要从苏联回来，难道妻子格兰娜会没有劝过他？可能就是因为“不太接受别人的意见”才自己误了自己，还连累了妻儿。难道这就是“对爱情则不太高明”的表现吗？
八、未羊
此属相解语为：高贵迷人、有艺术气质，亦喜爱大自然。外表温顺但秘藏其它的强韧性与斗志非比寻常。属羊的人重视家庭，是疼爱子女的好父母。凡事顾虑周全，但需加强责任感、主动和创造力。
说羊喜爱大自然，地球人都知道。羊是要吃草的，没有大自然怎么吃草？正如几亿中国农民一样，他们不喜爱大自然能成吗？农村有他们的耕地，他们祖祖辈辈要在大自然里生存，如果不爱自然而去爱大城市，大城市里岂有他们的存身之地？“外表温顺”又是唯心主义者的论调，羊就是羊，永远也变不成狼。既为羊不温顺能行吗？正如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永远都想作顺民，只有狼来了，他们要作顺民而不得，才会偶尔要羝人，要反抗，那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并不是骨子里的不温顺。张闻天属养，性格也比较像羊，但也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羊。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们都是中共的领袖人物，在一段时间内张是毛的上级，后来毛又成了张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工作上的接触，也有私人间的交往，还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比如老毛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就使他对张闻天一直怀有很深的成见。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继续充当“左”倾路线的代言人。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相当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作为参与领导此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自然就得罪了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虽然张闻天一再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并从中吸取了终生的教训。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尽释前嫌，让老毛忘记他的过去，他错了。对于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段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他是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让他不愉快的历史的。谁让他不愉快，他是绝对不会让那个人愉快的。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批判包括张闻天写的文章在内的“左”倾路线的9个文件，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其实伟人也不过如此，说是心胸狭隘也可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发泄，他认为这个时候发泄已经是时候了，后来虽几经修改，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毛仅给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看过，却始终没有发表（他可能也觉得有失大度）。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罗明路线”那个事情，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活着的邓要为党争口气（不知道这里说的党到底指组织还是个人？我觉得是更像是个人）。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罗明路线”那个事情，再次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可能因为这次刺激，他后来才让更多的人不能见到朋友和亲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整邓小平的时候可没有再说让他给党争气，整张闻天可能还是因为没有忘记过去那个事情）。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回忆起那段往事。在批语中，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同时也点了张闻天的名，他写道：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可见此公对那个事情仍然是念念不忘的，这也许就是后来还给邓小平保留党籍，而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整死的原因）。
然而，张闻天不管是在长征路上，还是在克服党的三次大的危机上曾经与毛泽东密切合作过。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对几个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张闻天曾经对错误路线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难道仅仅是宣传方面的）。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主要是后来张支持了毛，才说了这么一句，后来就又忘记了，他这样的人属于自己永远正确的那种人）。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恶化是从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开始的。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让位”。毛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了毛泽东。1943年，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过了这样的叙述：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没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不知道老毛是不是说了违心的话，不过他确实不允许别人分羹的）
然而，就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的事他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读罢此信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别人不敢说，谁让张闻天管那么宽呢，你就不会像周恩来那么圆滑，人家就是娶个妓女又碍你杆么事？共产党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不是要实行男女平等吗，人家老毛娶江青不怕丢人，你们着什么急）。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张毛关系的事情，就是毛泽东对延安马列学院的评价和改组。改组实际是对马列学院的彻底否定，评价更是对张闻天主持马列学院工作的彻底否定。然而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然而，毛泽东对马列学院并不满意，对张闻天则给予了否定。毛泽东曾经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毛泽东的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并没有去辩解。张闻天感到很委屈。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正”，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人如何，以后会有人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知道老毛不喜欢他。因此处处回避，就是后来主动选择去苏联任大使，仍然没有避免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悲剧。
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是在7月21日发言的，那时已是彭德怀上万言书之后的多日，气氛相当紧张，一部分讲大跃进缺点讲得多的同志，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张闻天发言之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同志也打来电话，劝他一定要少讲，讲多了老毛会不高兴。但是，张闻天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别人说得再多也白说，因此他冒着“犯上”的危险也要讲，希望毛泽东能够及时纪正错误，造福于面临饿死的人民。
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这确实是一篇剖析1958年“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老毛真的翻脸了。
7月23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了，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逐条的驳斥，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张闻天听了，先是惊愕，继而是困惑。从会场出来，他一半是忧虑，一半是愤怒地对秘书肖扬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其实毛泽东就不需要别人说话，他是典型的一言堂家长，别人只要听话就行，谁不听话谁倒霉）
会后，他曾来到“美庐”院外，请求毛泽东的召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不久，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写得很挖苦。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大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作为一个领袖，这样的话是怎么说出来的，由此不是说明一点：只要毛泽东不顺眼的人就是反党，毛即党，党即毛，不过如此而已）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会场改在庐山的人民剧院。
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他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8月16日，全会闭幕后，会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在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毛泽东一个人的注意，一个人说了算，反左变成反右，随心所欲意然如此，中央一大群人也竟然如此。）
8月18日，张闻天含冤下山。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压力下，张闻天不得不承认错误。在下山的当天，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因为此信就像悔过书，是说自己错了，老毛是那么正确，老毛当然高兴）
张闻天却没有感受到一丝“热情”，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火力更凶猛的批判斗争。一盆盆污水随意泼到张闻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吓辱骂，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对妻子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刘英从没有见过丈夫流眼泪，这时他却止不住地淌眼泪。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生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张闻天受到软禁与批斗。1969年10月，已经垂垂老矣的张闻天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后来他像书呆子一样多次提出回北京工作、治病的请求，但是毛泽东不让到北京来，根本就不想见到他（他能够活过来，已经不错了，可能老毛正吃惊张闻天为什么没死于文化大革命呢？）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一倒下就再没有醒来。他没能看到毛泽东的死亡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没能等到为自己平反昭雪，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直到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才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巨星在历史的天幕上重新升起，经过时间的磨砺，更加耀眼夺目。其实在此之后，一般人只知道毛泽东，哪里知道张闻天啊！
但也有属羊却不温顺的人，那说是林彪。说林彪不温顺也不全面，他外表是极温顺的，但骨子里却不温顺，正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林彪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红军队伍里，长征路上和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万不该晚节不保。按照一般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陈伯达等结成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如果是温顺人，能做出这般大逆不道的事吗？这里为什么说是一般说法，仍然是沿用君明臣奸的老套子，其实很多问题是应该毛泽东本人承担的，因为人们不愿说他的是非，只好把是非统统推到臣子身上。
林彪1971年9月8日下达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于9月13日乘飞机仓惶出逃，叛党叛国，最终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也是一般的说法，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
林彪就是人们所说的阴奉阳违的人，凭着羊的温顺外表，迎得了毛泽东的一时信任，成为副统帅，把接班人都写进党章里了。谁知这个“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做毛主席好战士”的副统帅、副舵手，当初无时无刻不手捧红宝书表忠心，今天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明天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最敬爱不离口的副统帅，原来是个白眼狼。是温顺的外表蒙蔽了毛泽东，还是甜蜜的语言感动了毛泽东，竟把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里，到头来最信任的人，却要加害他，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失算。以毛泽东的聪明才智，竟然让老鼠耍了猫，留下了千古笑柄。（如果是毛玩弄的权术，那么可就骗过了所有的人）
毛泽东是伟人，但伟人也有不伟大的地方，就拿选接班人这件事来说他几乎没有任何伟大可言，选了一辈子接班人，没选准一个，到头来还是失算了，选了个没有帝王大才的华国锋。
毛泽东是几百年来少有的伟人，以他的标准去选接班我，超过自己的选不到，不如自己的看不上，最后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选择华国锋。华国锋外表是羊，内在也是羊，羊注定是当不了王的，只好让历史在这里叹息了。
林彪属羊，张闻天也属羊，一个遗臭万年，一个流芳千古，难道因为不是一年的羊吗？说属羊的“高贵迷人”，好像不合张闻天而合林彪；说属羊的“有艺术气质，亦喜爱大自然，外表温顺但秘藏其它的强韧性与斗志非比寻常”对两个人来说非常贴切，因为张闻天为了真理敢说真话，林彪能够为副统帅，都不容易。林彪不是喜欢外蒙古广袤的草原嘛，不然跑那里干什么？张闻天理论水平相当高，也敢于坚持真理，确实是“外表温顺但秘藏其它的强韧性与斗志非比寻常”的那种人。
九、申猴
此属相解语为：顽皮聪明，个人主义者。猴是充满智慧的知识分子，见闻广博，有惊人的记忆力。猴像外交家一样圆滑精明，能避免自己陷入困境。性格热情，容易堕入情网，但用情不太专一，不易感到满足。才干智慧兼备，能制造时机，在事业上有出色的表现。
从相解上咋看像是说当官的，像是说周恩来和陈毅的，根本不像是说劳动百姓的，有些地方又很像是在说毛泽东，在说中国的人治现象。
中国是个自诩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中华民族从推翻帝制那一天起就叫喊民主和法制，叫了将近一个世纪，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制，法制之难，难于上青天！
过去帝王是金口玉言，说东不西，说一不二，君叫臣死，臣不死还要落个不忠的骂名，那么帝王的玉言又有多少是对的呢，我们且不去考究，单从近代的领袖人物中就能看到一些“猴性”。这些领袖人物自小“顽皮聪明”，充满智慧，“见闻广博”，“有惊人的记忆力”，“能避免自己陷入困境”。但“用情不太专一”，“不易感到满足”，更是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者”。孙中山弃了老婆娶了比他小许多岁的宋庆龄，“用情不够专一”，蒋介石更不用提了，先后娶了几个老婆，最后与宋美龄结婚，“用情不专一”毛泽东先后娶了四个老婆，杨开慧还在狱中，他就娶了贺子珍，与贺子珍还没有离婚就与江青同居了，“用情不专一”，这些是领袖们个人生活作风上的事情，那么在政治上又是怎么样呢？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是对中国历史很影响的人物，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孙中山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其结果是断送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的让位是个人主义，袁世凯恢复帝制更是个人主义，这些口喊民主法制的人，其行径与民主法制背道而驰。蒋介石就更不说了，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个个人独裁主义者，在他手里就更谈不上民主和法制了，给人的印象是独夫民贼，是凌驾于法制之上的暴君，根本谈不上民主二字。那么被称为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丰功伟绩，人所共知，在此就不多说了，只说说他也不民主，他也凌驾于法制之上。搞大跃进，是把个人意志转化为党中央的决定，搞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此民主和法制从何谈起？就连中国当时所谓的“乒乓外交”也是毛泽东一个说了算。让搞就搞，不让搞就不能搞。
1971年3月，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打出了好的成绩，当时美苏争霸世界的闹剧欲演欲烈，中国当时与美苏关系都不好。美国有意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提出乒乓球队访华，中国外交部和体委起草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报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基本上同意，但没敢签字，得让最高统帅毛泽东去定夺。报告送毛泽东手里，他压了两天，最后还是圈了圈，即同意报告意见，可是到了晚上他突然改变了主意，竟不通过任何机关干部，只让保健医生给王海容打了个电话，于是一个被誉为“乒乓球外交”的重大决定诞生了，第二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共同抗衡前苏联。
且不说“乒乓球外交”正确与否，仅毛泽东的作法就不太妥当，这么大的事，也是一个人说了算，从来没把党中央当回事，这能叫民主吗？这能叫依法制国吗？就连决定接班人，决定中央党主席这样的大事也是一个人说了算，今天看上了王洪文，就请到中央来弄个第一副主席，明天看不中了，再弄个华国锋来，当接班人。那么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又是如何呢？胡耀邦不行，下去，赵紫阳不行，下去，江泽民行就上来。行不行邓小平说了算，不是人民也不是党中央说了算。这种做法与毛泽东当年的作法没什么两样？说到底在这块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土地上，从来都是人说了算，而不是法律说了算，更不是人民说了算。我们现在天天在叫喊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那么从上层就没的按照法律程序去办事，又如何要求下边的人去依法制国呢？天天说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什么时候当过家作过主？
2003年6月16日的《今日说法》就披露了一则与依法治国相违背的事例。湖北五个农民在深圳被公安部门屈打成招，判了死刑，原因是怀疑他们犯了抢劫罪，可是后来因证据不足，关了801天后又把人放了，其中一个农民被殴打折磨致残，为了讨个公道，他整整上诉了十年，才得到了3。8万元的赔偿，其中市委书记批示过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不过还是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个农民的冤案是平反了，可是制造冤枉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至今并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人治而非法制的中国，小百姓想弄来书记大人的批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弄来了，冤案得以平反，弄不来只好冤沉海底，而能弄来“批示”的又有几个人？肯关心人民疾苦去挥笔写“批示”的书记又有几个人？法律在这里显得如此苍白，“批示”却远远比法律都管用，这正常吗？这能说是依法治国吗？难道书记的“批示”就是法吗？
身处下层的中国百姓谁都知道中国目前还是人治而不是法制，一些事情都是当官者说了算，法律说了不算，人可以左右法律，可以忽视法律，而法律却对人无其奈何，只是一个摆设而已。也许再过若干年，只有上边依法办事了，下边才会出现法大于权的情况，不然只怕永远都会是权大于法，永远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永远需要“圈阅”和“批示”，少了这些东西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
在毛泽东时代，文人遭受的磨难不少，如果说文人里边有猴精，最精明的是郭沫若，其次就属茅盾和巴金了，茅盾也就是属猴的。
茅盾十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比如欧阳修，比如孔孟。茅盾于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茅盾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他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斗争，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秘书，北伐战争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和汉口《民国日报》主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茅盾隐居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后来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任执行书记，与鲁迅合编《前哨》、《文学》、《译文》等刊物，推动革命文学运动。
建国之后，茅盾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史无前例”的日月，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茅盾的作品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在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新兴”作家的角色，而比巴金的名声要好一些，茅盾死后也没有像巴金死后非议那么多。
那么多知识分子因为文字倒霉，而茅盾能够善终，如果没有猴子般的激灵，只怕是不行的。难道真的应了属相之说的“猴像外交家一样圆滑精明，能避免自己陷入困境”吗？那么和茅盾同时代的文人为什么不都成为“充满智慧的知识分子”呢？很多人没有成猴精，却成了马屁精，不专心做文章，而是专心去喊口号，不能不说是千古文人的一大悲哀。
十、酉鸡
此属相解语为：潇洒率直、爱出风头者。属鸡的人有先见之明，不轻信别人，但能向他人提供意见。鸡年出生的人喜欢打扮自己，尤其是男性。女性对色彩的感觉有独到之处。天生多福，物资不缺，工作方面亦多如愿。在爱情方面夫妻感情非常好，注重气氛。
说到“潇洒率直、爱出风头”，不禁想起中国人有夸夸其谈、奉迎拍马的习惯来，老母鸡生个鸡蛋，总要自己先嚷叫一番，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么一叫自己的功劳显示出来了，主人也十分高兴，何乐而不为？“潇洒率直”是假，“爱出风头”是真。公鸡与母鸡交配几乎全是“强奸”性质的，根本不管母鸡愿意与否，公鸡窜上去就爬在母鸡身上了，闲来无事，还总要搭拉下一只翅膀向母鸡进行一次性搔扰，这就是“夫妻感情都非常好，注重气氛”的出处吗？
由“爱出风头”四个字，不仅想起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人无一不是爱出风头的人。我没有考究过他们是否都属鸡，如果都属鸡，还有点道理，如果不属鸡那么他们的出生年月就是或早或迟了，没有按时出生，或者像现在的科级干部那样偷改了年龄。
陈伯达追随康生、林彪干尽坏事，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张春桥为了出风头，经常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对此书有什么看法，然后就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写一些迎合毛泽东心思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最终成了国务院的副总理，还野心勃勃要当总理，文革期间可谓出尽风头。江青无时不以第一夫人自居，打着毛泽东的幌子到处去指手划脚，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也算出尽风头。姚文元是个标准的御用文人，马屁精，“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可谓红极一时，出尽风头。但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好结果。当初是那么得宠，那么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到头来风头出尽，落下千古骂名。真不知道是他们误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误了他。
再说张国焘也是属鸡的，但是他没有“潇洒率直”的性格，确实有“爱出风头”的毛病。说属鸡的人有先见之明吧，对他来说对也不对。如果说不对，他就没有考虑到共产党非延安不能立足，没有考虑到非老毛不行，他前边所犯的错误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就说他有先见之明这一点吧。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逃，投向国民党的怀抱。（这一点就显得没有气节了，一个人没有气节是不行的）虽然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反共十分卖力，但仍得不到信任，受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内地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1949年冬携妻及3个儿子移居香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际金价走俏，对炒金一无所知的张国焘，便拿出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将全部积蓄赔了进去。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看来当大官的人一旦不让他当官，好像就不会干任何事情了）1953年春，张国焘动了回内地的念头，于是写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转达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在历史上坚持的错误路线，做出改过自新的保证。听到这个答复，张国焘不再提回内地之事。（我看到这里就想起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要求国民党交出蒋介石等战犯那一招，真绝。不过张国焘幸亏没有回来，回来是非死在1957年或文化大革命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为躲避灾难，张国焘决定远赴加拿大。张国焘和夫人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如果在国内，文化大革命中张的儿子只怕也要受到株连）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住进免费的养老院，一住就是十年。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三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三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寿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3月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媒体说起张国焘的死总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总觉得张国焘死的有些窝囊，孰不知和贺龙、彭德怀比张死得还惨，与高岗、饶濑石相比，张国焘还算寿终正寝者？高、饶又算怎么回事呢）
我为什么说张国焘在这一点上有先见之明，如果他回到国内，是绝对逃不过“文化大革命”那一劫的，中央文革小组非让他死在批斗会上不可，就连他的妻子、儿子都未必能够幸免，想活到82岁，做梦吧！真是前边路一摸黑，谁知道是福是祸呢？
说到“潇洒率直、爱出风头”，如今这世道，不爱打扮的官员有几个？不爱打扮的女人有几个？他们难道都是属鸡的？未必。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在逐年上涨，这些离婚的夫妻中就没有属鸡的，未必。属鸡的“夫妻感情都非常好”，那么有些属鸡的人为什么离婚？是属相搞错了？不是，他们明明就是属鸡的！
再说到“爱出风头”，中国属鸡的老百姓何止千万？他们日出面作，日没而息，整天为生活而奔波，有吃不饱饭的农民，有找不到工作的下岗职工，他们连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又如何去出风头？还有那么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默默无私奉献青春年华的人，他们名不见经传，又何曾出过风头？又何曾潇洒过一天？率直是真，潇洒却永远是一种奢望，幸福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又何谈“天生多福，物资不缺，工作方面亦多如愿”呢？
十一、戌狗
此属相解语为：诚恳正直，大智若愚；生性较为悲观，喜欢寻求事物真相，对人生没什么祈求。狗给人无限信心，肯为别人服务。受到别人敬尊。在爱情方面狗是诚恳和正直的，遇上烦恼亦只会责怪自己。
本人属狗，也算诚实正直，很愚，没有大智。生性确实较为悲观，也喜欢寻求事物真像，但从来没有受到别人尊敬过。对爱情很专一，但婚姻失败了，倒是经常能自责自己，剖析自己，这些还是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忠诚有余，灵活不足，在当今社会上多有不适应，因此专心研究文学，不想与官家为伍。
说到狗，我便想到了康生。康生也属狗，却大奸似忠，一辈子胡弄毛老先生，谁能说他诚恳正直？谁能说他肯为别人服务，他一生说假话，专干坑害人的勾当，只服务于老毛和江青。不知此公自责过没有，但人民却时时在骂他，历史记下了他所在有的罪恶。在延安整风时共产党内的大奸贼康生是专门整人的，采用无限上纲的手段制造冤家错案，王实味就是经康生手弄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1946年王实味含冤被处决，至到1992年才予以平反昭雪，公正迟到了47年啊！
康生在“文革”中居然爬上中央文革顾问、党的副主席的高位，权倾朝野，荣华至极。他整人的毒性大作，大兴冤狱，诬陷这个是“叛徒”，造谣那个是“内奸”，似乎只有他是好人，简直成了一条疯狗，赖皮狗。一大批开国元勋，有功之臣和正直无辜之士蒙受冤屈，很多人就惨死在这个“无产阶级理论家”之手，是非屈直，不可思议。
从康生身上，我们看不到诚实和正直，看不到自责的影子。如果他肯自责，他用卑鄙的手段去陷害别人于心何安？用别人的生命换取他的荣华富贵于心何安？看来狗一旦变质，成为赖皮狗、疯狗，可能比哈巴狗更可恶，更危险！
如果说康生喜欢寻求事物的真相，那么“真相”又是什么？是无中生有地诬陷别人捏造事实把别人打成反革命，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革命家，该还人家清白而不还吗？显然康生选择的是前者。康生自己出身复杂，正正经经是长满白毛的妖精。却从来不去寻求自己的真相，还要杀人灭口，掩盖真相，并极力讨领袖的欢心，成为领袖心目中的红人。不知是康生靠内功迎得了领袖的青睐，还是领袖正需要这样的“狗”，现在有了这么一条可用之狗，就让狗去咬那些领袖看着不顺心的人。正确答案只有康生和领袖知道，现在二人均已作古，也无法去考正了。总而言之，康生不是一条好狗，与狗相的解语相去甚远。
事情居然这么巧合，朱德属狗，康生属狗，刘少奇、周恩来都属狗，后三人都生于1898年，比朱德整整小了十二岁，一个是整人者，一个是被整者，一个是左右逢源者，一个是特别能够忍耐的老好人。当初三个人都是领袖心目中的大红人，刘少奇还被定为接班人，成为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可是到了伟人觉得他不太听话要向他开刀的时候，全不念他的诚恳正直，也不听他的“自责”，刘少奇曾写了检讨，没能过关。他哭着向伟人哀求情愿回湖南老家去种田，伟人不许。归终让他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党籍，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果然没有翻身，惨死在开封，死后竟然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一个堂而皇之的国家主席竟然落个如此下场，不能不令人心酸。而周恩来的下场就与刘少奇迥然不同，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怕领袖整他，也写了检讨，顺利过关，原因是他一向很听话，领袖认为他没的“野心“。
幸好历史是人民写的，是好人说不坏，是坏人说不好。刘少奇现在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倍受人们敬仰的一代伟人。而康生死后骨灰从八宝山被扔了出来，并且被钉在罪恶的十字架上，只怕要遗臭万年了。（人们历来反感奸贼的案子是翻不了的）周恩来和朱德虽然都是四大领袖之一，但人们对此二公颇有微词，认为周过于圆滑，过于明哲保身，是个贤臣，而不是个谏臣，认为朱德能力和魄力有限，似乎一辈子都在吃井冈山和长征的老本，没有什么创新，特别是建国后，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可言。当然周恩来面对独裁人物毛泽东也许有很多无可奈何，但他毕竟与康生这类佞臣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因此说周恩来“给人无限信心，肯为别人服务，受到别人敬尊”也许符合属相之说，朱德有些“诚恳正直，大智若愚”仍不失为一代伟人。如果说他们“生性较为悲观，喜欢寻求事物真相”，我觉得好像和他们不怎么能对不上号，倒是和张闻天能够对上号。周朱在淫威下只管明哲保身无可厚非，只是失了一些人们敬仰的骨气！
十二、亥猪
此属相解语说：大公无私，物质主义者：猪是勇武的、审慎的、有礼貌及乐于助的人。性格大公无私，能承认自己的过失，亦能体凉别人的过错。待人至诚，绝对可靠，选择的朋友多是知交。适宜从事各行各业，他的良知及勤劳得以达致成功。
蒋介石生于1887，属猪，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1907年保定陆军速成班肄业，次年去日本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上海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任沪军团长，并在证券物品交易所当过经纪人。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从上海赴广东随侍孙中山，遂获得孙的信任，被任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是年35岁。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广东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和政府主席
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抵抗消极，主要精力用于反共内战上。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停止内战抗日，并与共产党合作一致对外，1949年其政权被共产党推翻，逃亡台湾，1975年4月5日病逝。
时至今日，我们对待蒋介石的评价似乎也该客观一点了，在一个政权推翻并取代另一个政权时，必要的宣传和攻击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认为蒋介石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坏透了，那就有点不太客观了。属相解说中，说属猪的人“大公无私”，“能承认自己的过失”，“他的良知及勤劳得以达致成功。”这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几十年来人们一提到蒋介石，似乎就是坏人的代名词，这也不太公正。如果说蒋介石没有一点大公无私的精神，他远渡重洋，抛妻别母去日本学军事干什么？不是为了报效祖国吗？在别人纷纷反对孙中山的时候，他却来到孙中山的身边支持孙中山，难道这也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孙中山死后，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北伐成功，中国名义上毕竟统一了，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功绩，那么蒋介石打败各个军阀势力，或者说使其臣服这算不算功绩？
八年抗战，国民党军为此死伤千百万，这其中难道没有蒋介石的一点功劳？汪精卫投敌卖国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汉奸，蒋介石毕竟还在与日本人抗争，无功劳也有苦劳，无苦劳也有疲劳，尽管逃亡到重庆，还不至于使中国彻底亡国，其功是功，其过是过，历史应该客观地去评价，我们也应该客观地去看待他。
就拿中越西沙之战来说吧，1974年元旦，越南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拍案而起：“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蒋介石当即指示台湾的外交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
中国与越南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摩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四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
据说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蒋军的报告，说道：“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为战斗赢得了时间，取得了胜利。
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介石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
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没有等到回音，1975年4月5日，子夜晨钟响起前的十分钟，蒋介石的心脏因功能衰竭而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
至于蒋介石能否“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一点也应该客观地去看待。李自成要推翻大明政权，明人说其是匪，洪秀全要推翻大清帝国，满人称其为匪，共产党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必然要称共产党人为“共匪”，这是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的殊死斗争，蒋介石自然要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了，难道蒋介石的军队就没有被共产党消灭？正义与否是相对而言的！
历史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看，他说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这话似乎也有些道理，日本人投降了，共产党却把他赶到台湾，夺取了他的天下，难怪他一直要“攘外先必安内，”不安内最终他被打败逃亡台湾这是铁的事实。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剿共不成，只有让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战八年，共产党从初到延安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三百万，最终形成与之抗衡的实力。蒋介石并不是没有看清这一点，而是政治原因使他睁着眼尿湿了床，抗战八年，国民党部队在减少，而共产党部队在增加，这里边只怕值得研究吧？
说属猪的人“能承认自己的过失，亦能体凉别人的过错”也对也不对，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逃离成都，乘飞机直抵台湾。在孤岛上重新营造窝巢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开始检讨起自己在大陆的失败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原因。他经过检讨反省，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已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军人们也已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蒋介石最终得出结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这话很对，很多时候是自己打败自己的。
蒋介石没有杀张学良，如果算是“能体凉别人的过错”的话，那么对于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过错”，蒋介石是坚决不预原谅的，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蒋介石指使的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
说蒋介石没有良知也不全面。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后送老蒋回南京，蒋介石虽然恨张学良揽乱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大计，但惮于议论的压力还没有气昏了头杀了张学良。他一辈子不肯称臣于美国，一辈子不搞台独，一辈子以中华儿孙感到自豪，这与当前那些搞台独，搞分裂的小丑们相比，似乎又高尚了许多。
历史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人们会如何评价蒋介石？会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功臣，还是说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后人自然会有最公正的评价，我们不必过早下结论。
蒋介石加然属猪，但与猪狗不如的汪精卫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蒋介石还算有点人格，而大汉奸汪精卫连人格都没有了，只怕再过一千年，汪精卫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奸，不可能有人说他半个好字，也不要指望谁会给汉奸卖国贼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