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汉语自初始就充满神奇灵性，它承载着诗情画意，早已不单单是一种交流的工具。然而在找寻汉语言灵性和魅力的道路上，郑颐寿先生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却仅仅为这项艰巨的事业开了个头。“雄峰飞峙九霄间，百折千旋奋力攀。回瞰云峦沉足底，举头又见万重山！”作为汉语辞章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郑颐寿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体现了福建人“海纳百川、敢拼会赢”的精神，他推出独著13部、主编、合著42部,达一千多万字，对比较修辞学、文艺修辞学和汉语辞章学三门新学科的建设作出开拓性的贡献。 本期人物志，让我们一同在郑老先生的世界里轻啜汉语修辞的芬芳与苦涩。
郑颐寿，男，福州市人，1936年10月出生。1964年毕业于福建省第二师范学院，曾任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修辞学会辞章学研究会会长、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会长、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博士导师等职，长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给研究生、大学生讲授现代汉语、修辞学、辞章学、风格学等；是学界公认的汉语辞章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辞章学就是“大修辞学”，又称“广义修辞学”。辞章是“话语艺术形式”，它包含口语之话篇、书语之文篇，包括艺术体、实用体及其融合体。汉语辞章学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民族性，因此，辞章学广泛地借鉴语言学、修辞学、语体学、风格学、文学、鉴赏学、批评理论、信息学、心理学和美学等相关学科和邻近学科的理论、规律和方法，或取其精华，尤其重视深入地挖掘、整理我国古典“诗文评”里面有关辞章的理论，或加以改造、熔铸，发扬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突出民族自己固有的特点。[在线阅读]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对我们这样说，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在线阅读]
郑颐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汉语辞章学教授，他孜孜不倦、矢志不渝，以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为完整、系统的汉语辞章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赢得了学界的盛誉。郑先生以‘‘四元六维结构”为核心的构建辞章学理论框架的力作《辞章学发凡》，见解独到，立意新颖，读后深受其益。可以说，它为我国汉语辞章学树起了第一座里程碑。
颐寿是我在修辞学领域的多年好友，他一贯热心于修辞学会的工作。早在25年前中国修辞学会成立之初，他就帮助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林承璋先生为总会的《修辞学论文集》和华东分会的《修辞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做过不少具体工作。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他发行十几万册的处女作《比较修辞》、首部汉语《辞章学概论》和主编的《文艺修辞学》等，都对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张志公否定了“辞章之学就是文章之学”或“文章之学的一个侧面”之后，郑颐寿感到自己于1986年给“辞章”所下的定义还比较确切，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解决了张志公交给“后来者”的一道难题。郑氏《辞章学发凡》文理兼顾，古今沟通，东西融会，对汉语辞章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它的理论框架、理论体系，尤其是对带原则性、宏观性的理论作了全方位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知、新解。
任何科学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才有生命力。郑先生的辞章学理论，对辞章学的相关学科修辞学、文章学、语体学和风格学的研究，也起到启发、推动的作用。郑先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怎样进一步开拓辞章学的研究领域做了论析，描绘了学科建设的前景。
由于学术上的卓著成就，郑颐寿被聘为福建省政协六、七、八届委员、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兼民进福建省委二、三、四届副主委，为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但他学者的本色不变，仍用“三余”(夜者日之余、休者周之余、假者公之余)研究学术，给研究生讲课，退休后还到台湾东吴大学等校给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讲课，并进入学术研究的新高峰，主编《海峡两岸教授、博士辞章学丛书》等三套五六百万字，推出新著五部两百多万字。真可谓做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