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村庄

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灵魂

或许一个村庄代表不了一个民族

然村庄的记忆，永远不会随风散落一地

一

每年春天，金黄的油菜花总是开满村庄的田野，柔柔的，浪浪的，从这个山谷绵延倾泻而来，又折向另一个山谷连绵铺展而去，直到遇到村庄水口处那一汪激情澎湃的水，才如“人”字形向两边缓缓分流，一路遥遥隐去。那空气中浮动的暗香，便也这样，醉了远山一树一树属于春天的静美。

这样的景，渐行渐远，留在了大多数久泰村人的乡村记忆里。久泰村不大，在20世纪80年代，还仅仅是一个有着800多人的小村庄，就坐落在“人”字形的腰身上，背后有龙山相靠，前有一条不算大的溪流潺潺而行，与门前的笔架山遥相呼应。

如果不是向城镇化发展的步子迈得稍微快了一点，久泰村算得上是一个朴实而不失大气，且透着几分秀美和灵气的村庄。那时，村庄以祠堂前的风水塘为界，分为上寨和下寨两个部分。村子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从村头逶迤而行直达村尾；而石板路的两旁，则呈“非”字形排开无数条小巷，每一条小巷都以鹅卵石铺成，从这一家青砖围屋，弯弯曲曲延伸到那一家青砖围屋，户户毗连，鸡犬之声此起彼伏。

这样的巷子，常常让我想起古代的小女子形象来，手执油纸伞，身着绿罗裙，还有空谷幽兰的琴韵。那时候的我正年少不更世事，经常与小伙伴将年节日看到的汉剧《打船灯》搬过来上演。要做一个花船是很容易的，只需在两根竹竿之间，一前一后绑上两条如梯子一样的横杠，再各系上宽扁的条绳，一条可以斜挎着走的船形骨架马上就出来了；如果还想花俏一点，则在船的中腰用红绸拱起一个船舱模样，两边饰以五颜六色的纸花，便真的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花船了。唱词肯定是断续唱不清楚的，但《南词》《江西调》等调子几乎人人都会，这样的表演总是吸引了一大批的孩子来参加，每次都会因为艄公艄婆的角色而争得面红耳赤。

除《打船灯》外，我还对乡间戏台上表演的小姐丫鬟戏有着深深的迷恋，至今，我仍常常想起在祠堂前看傀儡戏的场景。那时整个村庄无论老少，几乎都集中到了祠堂前面这块小小的晒谷场上，板凳紧靠着板凳，人头紧挨着人头。而我则依偎着母亲，从夕阳斜坠，一直看到月残星漏的深夜。这时，四野除铿锵铿锵的锣鼓声外，风水塘的蛙声也比赛似的，此处骤然停止，另一处又开始热烈地鸣唱。有时看着看着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因为台上咿咿呀呀的唱词最是催人欲睡，但只要小姐丫鬟出场，总是能够一个激灵醒了过来，再有模有样摆正坐姿看下去。

这样的时光一直延续了我的童年时期。印象中，对于村庄的所有记忆，除孩童的游戏之外，似乎对于水也有一种特别的依恋。早晨去野外拔兔草，茅草叶上的露水如珍珠般晶莹剔透，一脚踩过去，我的脚丫子全都润润的、湿湿的，四溢起青草的香味；跟随母亲去菜地里摘菜，瓜棚上的蜘蛛网也缀满了细细的水珠，用手轻轻碰触一下，受惊吓的蜘蛛便慌不择路地逃到蛛网的另一端去，躲藏起来，一动不动。有时下着细雨，雾蒙蒙打湿了整个村庄，瓦是乌黑乌黑的，鹅卵石也踢踏踩出水的清亮来；小巷却异常安静，安静得似乎可以听到凝聚的水滴沿着青砖墙面缓缓下滑的声响；水滴蠕动着，蠕动着，渐拉成一条条深浅不一的线，消失在墙的缝隙里。

溪水也是十分清澈透亮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水草白白的根系贴着溪底的沙石随波漾动。几百年上千年，这条溪水从森林覆盖的牵牛峒村，一路汇集无数条山泉水流经我们村庄。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天刚蒙蒙亮，勤劳的妇人就三三两两提着满桶满桶的衣服，踏着雾气来到小溪，或蹲着或干脆将裤腿挽得高高的站在水里，脸对着脸、屁股贴着屁股，一边举着槌衣棒“嘣、嘣、嘣”地槌洗衣服，一边大声聊着东家长西家短。那晨雾，就在此起彼伏的槌衣声里慢慢退去。

孩子也不闲着。小一点的留在家里打扫地板，稍大点的孩子就要负责将家里的水缸填满了。水井也不远，就在溪的对岸，圆形的井口、卵石砌成的井壁，长年长满绿绿的水草，粗陋、朴拙，供应着小半个村子的饮用水。一些孩子瘦瘦弱弱的，却十分要强，决意将水打得满满的，但在过桥的时候因为担子太重，一不小心水桶便不听使唤左摇右晃起来，溅出来的水“啪、啪”地泼到桥下洗衣妇人的身上，引来一阵尖叫和笑骂。

这些妇人从衣着打扮上便能一眼区分她们大致的年龄。那些穿灰黑色大襟衫大裤管传统服饰的人，一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中年妇女则基本穿着汉装，花花绿绿的，嗓门也最大；偶尔还能看到扎马尾辫的年轻妇人，如果她穿着大红上衣，脸羞羞的，话也不多，一般是新婚不久的新嫁娘。这些左邻右舍老老少少挤在溪里，总能生出许多故事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个老人，我们都叫她河洛妈，是村庄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严寒的冬季，她从不会让别人赶在她的前头，总是第一个来到溪里洗脸、刷牙，顺便把自身的脏衣服洗了，享受这一天的“头汤水”。有一天，一个新嫁娘不懂规矩，赶在了河洛妈的前面，河洛妈见状大骂，把能想到的最脏最毒的话都骂了出来，吓得新嫁娘丢下衣服扭头就跑向家里哭去。

这样的乡村生活大多时候都是安谧而温馨的，偶或东家长西家短引发的口角，经常在我给你一碗糍粑你给我几个粿饼的友好氛围中十分自然地消融。村庄人口本来就不多，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的，只要放个鞭炮大家就知道了，都非常自觉地过来帮忙，如今天这家办喜事，主人家在大清早放三个或五个鞭炮，邻居们便会不请自来，分担喜宴应做的一切事务，送喜帖的送喜帖，搬桌椅的搬桌椅，煮菜的煮菜，洗碗的洗碗，一应分工明确；若是这家有老人过世了，则应时放四个鞭炮，村人们就都明白，老人归山了。

简单的日子就像溪中汩汩的流水，不愠不火的，终年保持相同的姿势奔向那个遥远的未知。相对于平静的水，对于处居南方深山里的人们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田野里的粮食能不能填满已经露底了的谷仓。犁田、耙田、插秧、收割，男人们承担了几乎所有重劳力的农事，而女人们也不落后，耘田、拔秧、除草，她们同样是家里家外的一把手，晴天来雨里去，忙忙碌碌将日子过得满满实实的，就像他们在歌言里所唱：

正月生产做禾头，挖尽禾头齐齐到，

禾头烧灰总是好，过冬害虫没一条。

二月生产去犁田，大细男女都没闲，

也有犁田锄丘仔，也有砍草连熏田。

三月生产秧田场，劝你秧田要做平，

秧田做平总是好，也莫水浸也莫旱。

四月生产做田埂，劝你田埂做光山，

田埂做光总是好，禾苗也没被草争。

五月又插单播田，劝你青年莫偷闲，

也有犁田连挑料，也有拔秧连插田。

六月生产割早稻，田禾大熟黄又黄，

劝你抓紧去收割，免得风吹田里中。

七月生产锄禾头，做好生产不要愁，

禾头快锄总是好，下季禾兜好起苗。

八月生产去看田，劝你田中常常行，

劝你坝头要修好，水灌禾苗也能青。

九月生产禾出平，眼看禾尾一直平，

禾尾出平结实好，保证增产五六成。

十月生产去割禾，割了一洋又一洋，

稻谷割来收成好，连步上工去完粮。

十一月生产切番薯，大细男女都要去，

好天给娘收成转，阴天半夜也要工。

十二月春节又到来，有钱分账笑遥遥……

由于山高水冷，这里一年只能种春秋两季水稻。当稻香从夏季荡来，从秋天飘过，田野就会在冬季里迎来绿油油的烟草，又在来年的春天里，迎来一场盛大的油菜花季。

也有闲着的时候。村庄里，最闲情的地方还是村子中间那一条龙脊般的长长石板路。在盛夏夜，也在冬季里，总有一些老人坐在路边的条石上唠嗑儿。讲谁谁谁家又添了几条猪崽子，谁谁谁得了肺痨，瘦得都快成一把干柴了；又听某某人说，某天夜里，在这个巷子里遇见了鬼，就那么一个高高瘦瘦的白色人影，瘆人地移动着，听得所有人毛骨悚然……

老人们爱闲嗑，村里的青壮年却没有太多的闲工夫，他们即便田里的农活忙完了，也还有许多做也做不完的事。那时村庄周围，基本还保持着原始植被状态，年轻姑娘小伙子，三三两两的，或上山砍柴，或刈柴草。若是在七、八月的雨季，则邀帮结伙到大山深处去采摘野蘑菇。又若是在三、四月份的早春，姑娘小孩儿则最爱往田野里跑，将刚开出嫩黄花骨朵的小白头翁采回来，美美地做上一大脸盆的清明粿。每每这样的时刻，也是青年男女用歌声表情达意的最好时机，往往一个男声在山的那头起了歌头，这个山谷就会有女声应声而起，唱着唱着，两个人的心越靠越近，这一生的情分，就在这样的对歌声中定了下来：

男：采花蝴蝶路中来，借问红花开没开，蝴蝶那想花好来，可惜花儿不长在。采花蝴蝶路中行，借问红花生未生，蝴蝶那想花好采，可惜红花难过冬。

女：一树红花红又红，日里转红夜转眠，嘴讲莫想又要想，想郎一天又一暝。那边坝来这边坝，桃仔开花香气浓，葛藤开花绕山转，豇豆开花结成双。

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山歌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散落，再无人传唱。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的父母辈在山头田野间唱歌时的热情与豪放，大概那时，不单是男女表达爱情用歌言来传达，就是日常生活琐事，也是可以用歌声来交流的。有一首歌，至今我还能记得歌词，它非常形象地唱出了那种大家要不都不起头唱，要不就齐齐唱起来的十分好玩的场景：

当先不唱都不唱，一下唱起齐齐唱，

真像岗头人赶鹿，又像洋蟆来喊声。

现在，山歌在村庄里早已如同炊烟，就连那一点点袅袅而升的浪漫与柔美，都已不再可寻。村子里所有的青砖围屋，也都早已被火柴盒似的现代楼房所取代，清一色瓷砖贴面，清一色的水泥地板，就是那条长长的石板路，也在1996年的时候整个被填埋在了沙石水泥地面之下。村庄里的雾，村庄里的油菜花，村庄里那条清澈的小溪，还有那一些坐在条石上闲聊的老人们，也都已更换面孔，完全陌生，陌生得让人茫然不知所措。

二

是的，我离开这个村庄已近20年了，现在每每回去，心底总会涌起一点忧伤、一些失落，那些曾经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我的乡村，再也无法与今天的村庄叠印，而我却在内心深处，顽固地想找回那条石板路，也想在雨雾中，再次走在那条湿湿的小巷子里，用手去抠青砖墙面缝隙里那些不知何时长出的青苔，再用一块木炭条，在青砖墙面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几个字：“XXX是个大坏蛋！”

但每年，我仍然是要回去的，一次，或者两次，听老人们讲古，着了魔似的。

据说，1000多年前，畲族先民的一支从河南省浒州府宗昌县出发，经过虔州即今之赣州，再辗转到达闽之鄞江（即汀江）的白虎山（即今长汀）居住。唐玄宗开元廿四年（736），因府衙要迁移钟姓九龙岗马氏（汀州始祖钟贤之妻）祖婆坟，钟姓子孙在官命难违的情况下，不得不将田产及其他产业全部出卖，迁居至南岭臼坑一带（今上杭县南阳镇南岭村和日新村）。兄弟们分别之时立下誓言：“山有龙来水有源，此去代代出英贤，若有不认宗族者，天雷劈细变飞尘。”又过了600多年（1350），我的先祖四五郎公再次含泪拜别父老亲人，一路翻山越岭。当他来到一个叫上坑塘赤竹山的地方的时候，见这里依山傍水，适宜居住，便择地安家世居下来，以开荒种植射猎为业，这一住，又是几百年。

赤竹山什么时候更名为久泰村的，老人们也说不清楚。但说起始祖四五郎公，村里稍大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他的墓至今还保存十分完整，就在上坑塘水口的坡头坑。按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每年春节和端午，村人们都要在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祖礼。据老人们回忆，以前在祠堂点烛烧香跪拜的，并不像现在一样，几乎都由清一色的家庭妇女代办了，而是要在村里举行过传师学师的成年男子，才有资格在礼生、族长的带领下，到祠堂分批行祭。祭祀的对象，与现今也有很大的区别。如今村人们祭祀的先祖，一般是各自家庭的远亲近祖，尤其对于新近去世的亲人，更是寄托了整个家庭成员对他的哀思以及祈求佑护的祝愿；而在古时，祠堂中的先祖除传说中的畲族始祖忠勇王外，还有整个村庄包括钟姓大、百、千、万、念字辈的所有先祖们，他们是一个由远而近的强大血亲阵容。几乎所有村民都坚信不疑，除家族中的那些还能被念出名字的先人外，整个村庄每一位钟姓先祖，他们都会在礼生讲述忠勇王出生、成长、生活和死亡的不平凡经历的“祖图”故事和编唱《高皇歌》的悠长声中，随着鞭炮的阵阵轰鸣，踏着袅袅的青烟而来，或立或蹲或坐，就像他们在世时一样，在后辈虔诚的祈祷声中，大碗大碗喝香醇的米酒，大口大口啖鲜美的果肉；而今后钟家的子子孙孙，他们一年里所有的丰收、健康和喜吉，都将会在先祖的荫庇里，再无任何灾难可言。

我曾经在很小的时候，站在石板路上，隔着风水塘远远看过一次祭祖活动，只是那个时候，也已没有了老人们描述的那般隆重。鞭炮声是照样地轰鸣不绝，似乎整个村庄都在巨大的声响中颤动；但肩挑酒水、鸡、鱼、猪肉、橘饼、花生、炸豆腐和草纸、香烛的人们，他们并没有在族长的带领下统一举行祭祖礼，而是三三两两各自前往。小小的祠堂挤满了人，个个神态安然，不紧不慢完成点香、跪拜、祈祷等一系列礼仪。按民间传说，未成年人尤其是还在童幼时期的孩子，是不能观看祭祖活动的，有一个吓唬人的传说经常被大人们挂在口角，告诫蠢蠢欲动的孩子，说谁若是去看了，就会见到鬼伸长了大舌头在舔舐东西的！

不过，在我成年后，我还是参加过一次全村的扫墓活动。那是在正月里元宵节之前，我跟上大部队，浩浩荡荡前往四五郎公的墓地，一些人肩扛锄头，一些人手拿镰刀，一些人挑祭品和香烛，游蛇般走在弯弯窄窄的山道上。已全无记忆当时是谁在统领着我们这个队伍前行的，只记得，那时的我心里还是有点儿害怕，既不敢走在队伍的前头，也不敢落在最后面，只是紧贴着前面人的脚跟，在长满野草杂树的山道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就到了一座草木围拢的大墓前。

很显然，绝大多数人都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扫墓活动。一些人开始在墓池里大放鞭炮，一些人手脚麻利地把墓室周围的杂草锄去，还有一些人很快地把有碍墓地光线的枝枝丫丫砍掉，另还有人摆供品，将滴满鸡血的草纸压在墓碑下；所有这些完成后，就有一个人给每人分发三支香火，依次上香跪拜。当又一阵的鞭炮声隆隆响起，扫墓的人便鱼贯而回算是完成了这次的扫墓活动。

这是至今为止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的集体扫墓。那时的我，实际是带着几分惊惧又有着相当的好奇挤在了这样的队伍里，中间除了上香之外，其余一切事情，我都只有看的份儿。也就是在这次扫墓中，我算是近距离地感觉到了我的先祖的存在。他静静地躺在这里，600多年了，他的子孙后代每年都来到这个偏远的所在，将这个写着“宋诰封光禄大夫钟氏始祖考四五郎公，妣谢、林、王三大夫人合墓”的墓碑擦洗了一遍又一遍；同时边上的“万古精魂归胜地，一山青气报佳音”的对联，也在这样的时候，被子孙们一遍一遍地认真清洗。在当时，我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为什么先祖要葬在这么远的一处山地呢？疑问一闪而过，慢慢地也就淡忘了。以后偶然翻阅族谱，才知道这是一块吉地，不但山形地貌十分讲究，就是墓形，也属孩儿坐栏形的，它可以让死者安逸，也让生者得以荫庇；而在墓的左侧，据说还有一穴是地师先生的坟墓，只是当时似乎谁也没有留意。

无论如何，扫墓在我看来，就像祭祖一样，是神秘且多少有点阴郁的，乃至多少年后偶然想起，脑海中总有一个肃静的祠堂和荫蔽的森林存在，哪怕当时当地曾经是那么多的人参与又是那么的热闹。因此，就是到了今天，当族人们计划起正月里的祭祖活动时，我多数只是躲在后面，看他们一件一件地布置，再一件一件地完成。

这确实远没有比大年初一的酬神活动让我心情愉悦。村子里，有三个地方是必去的，除在村口稍远一点的土地庙外，每年吸引了最多人的，就是与村庄面对面的笔架山，就在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个小小的庙，里面供奉着畲族人普遍信仰的五谷仙师。或许是灵山圣地的原因，这里每年的正月初一日，村中的老老小小，无论平时信不信神，也许根本不知道这里的神仙是管什么的，都会带上香烛来这里拜一拜，口中念叨着的，也许根本与农事无关，而是升职、求学、健康、平安方面的祈祷；而沿山西下，就在山脚下的百年老松树下，村民们还供奉着“狩猎仙师”和“狩猎娘娘”，他们也如五谷仙师一样，世代为人们供奉。在所有村民们的理念里，只要是神是仙，他必定什么都能管，也必定能够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三

如果不是后来村庄里发生的一件大事，我至今都不会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的是畲族的血液。

那是1987年，我的当村支书的父亲突然间变得异常忙碌起来，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的经常出差，直到有一天，他从浙江回来，将一个龙头杖、一床靛青印染蚊帐和一男一女两件奇异的服装，不无自豪地展示在家里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了“畲族”这个词。记得我们4个兄弟姐妹都在，其中二姐最是调皮，将男装女装都往自己身上套，宽宽大大的，黑色的底布，领口、衣襟、袖子，都饰有各色花纹，这对于我们这样从来自以为是纯正客家人的孩子来说，那种新鲜奇异，无疑可用“震惊”来形容。以后，陆陆续续听父亲讲起他去浙江和省城福州办事的一些情景，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起一次坐火车，大概身上带了比较大的一笔现金，他怕被小偷扒了，就装在了一个蛇皮袋里，随意踩在脚下，果然毫不起眼顺顺当当地回到了家；还有一次，他在喝酒的时候满心喜悦地说起一件事，说为了村庄恢复畲族成分，他这趟去省城办事，最多的一天就盖了60多个印章呢！又有一次，他提起一个人的名字，说是施联朱教授，从北京来的，正是他带领一批专家，考证说我们是畲族人呢。以后施联朱这个名字，直到1998年我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的时候，才终于把他联系起来，知道他正是这所大学的教授，当初国家民委委托专家在全国考察鉴别民族成分的时候，正是他带领考察组来到我们这个村子里，从而改变了整个村庄的命运。

因此，在1988年的春天里，又是油菜花开的时节，村庄终于迎来了盛大的恢复少数民族成分的庆典活动，到处彩旗飘扬，人人脸上洋溢着喜庆的笑容。正是在这样的庆祝典礼上，我第一次站在石板路上，新奇地看到黑板上用粉笔抄录的《高皇歌》，第一次知道了先祖忠勇王的故事，也第一次知道了畲族频繁迁徙，却世居深山，且只许“族内婚”的艰辛、无奈的生存之举：

龙麟自愿去种田，去与皇帝分半山；

自种山地无税纳，不纳租税几多年。

文武朝官都来送，送落凤凰大山宫；

皇帝圣旨吩咐过，山场地土由你种。

皇帝圣旨话是真，蓝雷三姓好结亲；

你女养大我来讲，我女养大嫁给你。

雷蓝三姓好结亲，都是潮州一路人；

不是同姓配成双，女大不嫁外族人。

这首《高皇歌》长达400多句，以歌言的形式记述了畲族始祖忠勇王为国立下奇功，与高辛帝三公主结婚，不畏艰险在潮州凤凰山耕种打猎，繁衍出盘、蓝、雷、钟四姓子孙并迁播各处的族群记忆。与我一样，围着看故事的人很多，他们都像我一样，对这样神奇的故事充满了好奇——高辛帝、忠勇王、三公主，还有盘蓝雷钟四姓血亲曲折的迁徙之路，这一切已经太遥远，以至于我们都遗忘了自己身体里流淌的是畲族的血液。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久泰村的先祖在与外族的抗争与融合中慢慢地被汉化了，乃至后辈们在深层次意识中，都认可了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从四五郎公“妣谢、林、王三大夫人”看来，至少它说明，久泰村在开基祖那时就已是高度汉化，并没有延续畲族只许本民族内盘蓝雷钟四姓通婚的壁垒森严的“族内婚”制。在更古更古的年代，畲族人世代遵循着“不与外族通婚”的祖训，对这一制度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是要遭到族人挖眼睛、沉尸等严厉处罚的。“女大莫嫁华老去，准当爷娘不养你。无情无义是华老，好似小时死去了”，若是谁敢违抗，那就是“除祖灭太公”的天大的事情，不能不令每一个畲族子孙深深畏惧。

有一则传说，村庄的孩子们耳熟能详。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汀州管8县，8县都是客家人与畲民杂居的地方，但畲汉不通婚。不知是哪一姓的后生与畲家妹子好上了，却又不敢声张。不久，畲家妹子怀孕了，偷偷地躲在后生的牛栏里生下了囝子。那后生告诉他的老爹，说牛栏里的母牛生了一个小囝，于是父子俩收养了这个孩子。此后后生和畲家妹子照旧和好。

后来，畲家妹子凭媒出嫁，在出嫁的路上，她跳崖自杀了。后生听到此事，痛哭了三天三夜。他编了一首歌教给他的孩子唱：“萤火虫，橘橘红，夜夜下哩吊灯笼。灯笼里背一枝花，畲家妹子入人家。茶一杯，酒一杯，打扮施人大路归。大路归，石按脚；小路归，芒割脚。芒头尾上一点血，芒头锯下一纹肠。爷子见得出目汁，娭子见得叫断肠。长竹篙，晒罗裙；短竹篙，打媒人。上昼老鸦哇哇叫，下昼老虎打媒人。”歌唱得悲惨凄切，却在久泰村传唱了一年又一年。

这样的童谣，常常是在夏日的夜晚听母亲吟唱，只是用客家话唱，听起来朗朗上口，童趣十足。在孩子的心思里，并没有更深更远太多思考，因为母亲甚至母亲的母亲，都已离那个年代太远太远。多少年以后，我考上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在文化单位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有了很多的机会去思考我的民族，并与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有了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才在一次有意识的考察中，追索到了关于久泰村最近一次畲族物质遗存的毁灭过程。

那是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村民钟武元、钟德胜前往蛟洋乡傅柏翠处接头，准备暴动。当时有白砂乡人先期到达村里，想要鼓动久泰村的群众参加起义，没想到产生误会，双方进行了战斗，其中白砂带队的一个人被意外打死。旧历五月初三，白砂人复来村里，实行报复，大肆烧屋、掠夺，被烧掉民房十多家，同时畲族物质器物如族谱、祭具、征音祖宗图、书和走排班秩序的“肃静”“回避”木牌，以及黄红蓝白色镶花龙旗，一应被烧毁和抢夺。

现在已很难想象畲族祖图被外族人掠夺焚毁之时在村民心中产生如何巨大的震动，但我却可以猜想，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也不为过。这是因为，尤其是那个用几十幅连环画描绘畲族先祖忠勇王传说故事的祖图，它在村民意识里有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他们一直是如此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不让它受到丝毫的侵犯，乃至只有在祭祖之日，才能由族长捧出，挂在祖祠屏风的正当中，接受子孙的祭拜，再小心地收起，藏在族长家中秘不示人。如今祖图毁了，族谱亦无从寻找，这种把“根”丢了的混乱和迷茫，就如一根断了的琴弦，再也弹奏不出完整的乐曲。以后，10年，20年，族谱没有了还能续上，祖图却无论如何再也回不来了。100年还没过去，畲族的歌，在这个村庄里从此飘散，再无回音。

四

因此，我也仅仅是这样，从史料堆里，知道了畲族始祖勇忠王为国立下奇功，得高辛帝赐婚三公主，从此深居潮州凤凰山，刀耕火种，网罟而渔，弓矢而猎，繁衍出盘蓝雷钟四姓子孙。这始祖忠勇王呵，在一次猎射山羊的过程中，不小心跌足山崖，惨烈而死。但四姓子孙谨遵忠勇王的遗训，世代过着“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疫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的生活，从潮州出发，慢慢繁衍发展至闽，再至浙、赣、皖、黔、湘、鄂8个省区，成为一个拥有70多万人口的山地少数民族。

俗话说，“山哈山哈，不是共房就是叔伯”。可漫漫时光，散落他乡的畲家人是否都还有自己的村庄？在现代化的民族大融合中，还有多少人能够熟练地说起那些曾经熟悉的乡音？走过一个村庄，又来到一个村寨，面对前来寻亲的陌生宗亲，畲家人都会用这样的“密语”来与你交流：

问：一桁毛竹打几来（即一支毛竹破几爿）？

若来者姓蓝，即答“六来”，姓雷、姓钟则答“五来”。因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6个字排行，雷姓少“念”字，钟姓少“千”字，只以5个字排行。

问：什么字头（指姓氏）？

来者姓蓝的答“钉角”，姓雷的答“盖耳”，姓钟的答“千字头”。

问：成未成人？

来者已经传师学师的答“已成人”，未传师学师的答“未成人”。

问：毛竹开桠没有？

来者有子女的答“已开桠”，没有的答“未开桠”。

问：门前有几个踏步？

按家中有几代人回答。

问：牛崽过栏没有？

已结婚的答“已过栏”，未结婚的答“没有”。

问：家中有几个碗？

按家中有几个人回答。

问：一个橘子分几爿？

按家中有几个兄弟回答。

这样的“密语”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对答上来呢？

我的10岁的孩子在我平日里有意无意的畲族文化的浸润下，却有了自己的答案。这一天，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孩子咬着我的耳朵悄悄告诉我说：“如果真有人这样问我，我就会直接跟他说，我是‘福岩泰’人呢！”

我知道，他已无数次表达过他的意思，说他出生在福州，可老家，永远是位于龙岩上杭县的那一个小小的畲族村庄——久泰村。

畲族人的名字，有世名、乳名，此外还有郎名、法名。世名是正式场合中使用的名字；乳名是小的时候父母为孩子好养而取的俗名；法名是畲族人成人礼取的名字，只有做过“传师学师”的人才有法名；郎名（女的用“娘名”）也称谱名、讳名，是用于灵堂神主牌、墓碑或修宗谱时用的名字。畲族郎名的排序十分规范。蓝姓世代顺序是：大、小、百、千、万、念，共6字；雷姓为：大、小、百、千、万，共5字，少“念”字；钟姓为：大、小、百、万、念，共5字，缺“千”字。畲族歌谣说：“排行算来你细听，雷姓缺‘念’钟无‘千’，男人无‘一’女无‘二’，蓝姓五六两样生。”即男性排行从二开始，如“蓝念二郎”“蓝念三郎”，而无“蓝念一郎”；女性排行从一开始，要缺二，如“蓝念一娘”“蓝念三娘”，而无“蓝念二娘”。此俗据说是要把“一郎”和“二娘”让给未满16岁夭折的孩子。

傅柏翠（1896—1993），福建省上杭县人。曾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院长、省政府委员，福建省文史馆副馆长、馆长，福建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三、四、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福建分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顾问。

《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