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民间之物也好，民间传说也罢，只有得到官方的认可，才可形诸文字，载入史册。否则，就只算得上“野狐禅”。当然，一旦纳入官方的所谓正统轨道，其味道与意义也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黄鹤楼进入帝王将相的视野，明文载入史册，最早当数三国时期。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黄武）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洲。是月，城江夏山。”江夏山即黄鹄山。唐《元和郡县志》又载：“吴黄武二年城江夏山，以安屯戎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名楼，为黄鹤楼。”也就是说，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孙吴二年，即公元223年，建楼目的不为别的，主要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当时，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刘备亲率十几万大军东下报仇。孙权半点不敢懈怠，准备与刘备打一场大仗、恶仗，便在长江边上依据黄鹄山之险，修了一座周长约三里的坚固城池作屯军营垒，又在黄鹄矶头建一高楼以作观察了望之用。
这高楼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借阻、高观枕流，即是日后闻名遐迩的黄鹤楼了。
也只有这次，经了东吴的大力修建， 黄鹤楼才称得上是一座真正的楼阁。昔日民间所筑，与之相比，不过一件“小儿科”罢了。
也只有这时，黄鹤楼才弄了个“出生证”，得到了真正的承认，确立了自己名正言顺的身份。即使从三国算起，黄鹤楼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了。
将黄鹤楼的出生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与需要而载入史册，这似乎预示了它日后所面临的多舛命运。
此后的黄鹤楼，也的确与战争、烈火、雷电、灾难等不祥之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吴所建之黄鹤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今已见不到半点文字与图画之类的说明与记载，后人只能根据它的性质——一座军事岗楼而去想象它的形状与气势了。
晋灭东吴，三国归于一统，黄鹤楼的军事价值便逐渐消失，又恢复、回归了它的本真，变为登临游冶的胜地。然而，它也像一个历经沧桑的妇人，然变得更加成熟而丰盈，却失去了少女时代的质朴与纯粹。黄鹤楼一旦纳入官方的范畴，民间的成分就少了，此地成了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们“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地方。如果仅有官吏的身影，黄鹤楼将不知变得酸腐、俗气到什么程度。幸而有了文人们的参与介入，黄鹤楼这才保有了昔日那份独有的灵气、纯真与美好，并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化史料。
于是，唐朝的黄鹤楼之形状，就有一份难得的文字资料呈现在我们眼前，使之变得可感可知了。唐人阎伯瑾在《黄鹤楼记》一文中描写黄鹤楼道：“耸构巍峨，高标巃山从（合成字，上山下从），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
历史无情，那些游冶黄鹤楼的达官显贵没有一个保有昔日的身影浮现，他们早被岁月的风雨冲刷得一干二净，变成一条曝光的胶卷。然而，历史又是如此多情，那些登临过黄鹤楼的真正文人、伟大诗人，他们的形象总是一个个鲜活如浮雕般地凸显在我们眼前。
有唐一代，就我们所知登过此楼的著名诗人，除崔颢、李白外，还有宋之问、孟浩然、王维、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杜牧、罗隐等，且都留下过意境优美、脍炙人口的诗作。
其实，李白的搁笔也算不得十分彻底，只不过并未像崔颢那样正面描写黄鹤楼而已。一种“黄鹤情结”郁积在他的心中，不吐不快。于是，就换了个角度从侧面状写。他自然不会在黄鹤楼迎门的粉墙上题写，而是铺开大幅宣纸潇洒挥毫。写一首还不尽兴，索性让那曾经压抑过的才思如瀑布般尽情倾泻。他无遮无拦地一气写来，仅《全唐诗》就收了八首，且都算得上是些名篇佳作。在此我们不妨抄录两首为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搁笔楼修了，诗也写了，物质的、精神的全都有了。李白游了一趟黄鹤楼，风流简直让他一个人全给占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