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风铃如佩环般叮当作响，它固执地不停地响着，穿过漫漫历史长空，千百年来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风格既冷漠又热情、既淡然又执着、既悠然又迫促地响着、响着……
它不紧不慢地响着，一转瞬，就到了公元1927年，黄鹤楼那饱经沧桑的历史长卷上又记下了它新的一页。
这年春天，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高个年轻人出现在黄鹤楼上，他就是日后主宰中国命运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湖南人毛泽东。当时，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正静悄悄地酝酿、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在进行着一场决定性的较量。这三种力量中，最为弱小的共产党人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结成了一个统一的联盟。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是，对农民问题最具研究与发言权的毛泽东从湖南匆匆来到武汉，主持了农讲所的实际工作。
来汉之前，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以此为转折点，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握好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问题，其他一切，皆可迎刃而解。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最终夺取中国胜利的革命思想。他来武汉，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思想理论付诸实践。
毛泽东站在黄鹤楼上，眺望四周，觉得自己正站在中国跳动的心脏之上。京汉铁路穿越南北，滚滚长江流贯东西，两根纵横的长线在此构成一个巨大的坐标，而黄鹤楼，不正是这一坐标的中心点吗？
天旷地远，黄鹤杳然，烟雨茫茫……面对无限江山的毛泽东，一时间肯定想了很多很多。我们且看他当时慨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虽然中国的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阶段，但他的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澎湃激情。此刻，尽管他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位英明领袖与革命舵手，但对未来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激情和“人定胜天”、藐视一切、战胜一切的磅礴气势，终其一生，他从来就没有丧失过。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有最有气势的诗人只有两位，一位是李白，另一位就是毛泽东了。他那种囊括宇宙的浪漫诗情令我折服，他的每一首诗词我都可以倒背如流，并从中获得了一份独特而难得的文学滋养。
然而，写诗是一回事，从事革命与建设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以一种狂放不羁的浪漫诗情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没有限制地挥洒，恐怕就会留下一些令后人难以理解的举止了。
当时毛泽东所登的黄鹤楼应有两座，一为护理湖广总督端方建于1904年的西洋黄鹤楼：平顶、钢筋结构、水泥抹面、圆拱形玻璃窗外带钟楼；一为湖广总督陈夔龙于1907年建在钟楼东北隅、近似黄鹤楼的“奥略楼”。清朝同治年间耗费巨资修造的那座黄鹤楼，已于五十多年前的光绪十年毁于一场大火。站在这强加于黄鹄矶头不伦不类的洋式、近似黄鹤楼上，了望对岸汉口被洋人占据的沿江大片租界，面对即将与之进行殊死搏斗的北洋军阀；而他所要发动的革命运动，其依靠对象却是中国大地上土得不能再土了的农民。洋与土，形成了触目惊心的鲜明对照。那种对“洋”的本能反感，此时恐怕已在毛泽东心中开始凸显。如果我们从发生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日后所执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与此次的登临黄鹤楼，应有着一种相当重要的关联……
岁月如梭，二十九年的光阴眨眼间就从人世间溜走了。1956年5月，毛泽东又来到武汉。此时，不管是西洋式黄鹤楼，还是近似传统黄鹤楼的“奥略楼”，都已不复存在。因修建长江大桥时，选定黄鹄矶为武昌桥头，上面的建筑已全部拆除了。无楼可登，毛泽东就畅游长江，并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游泳》。
今非昔比，毛泽东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已然发胖。更为重要的是，他已奉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其心境，已没有当年的焦虑、迷茫与促迫，而是“胜似闲庭信步”，但仍葆有气吞山河的浪漫与激昂。遥想1927年站在黄鹤楼这一坐标点时，心中总感到缺少了一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原来是一个“桥”字。只有建造一座大桥跨越长江天堑，京广线才没有停顿与间断，南北一线的气韵才得以通畅。另外，黄鹄矶上不伦不类的洋楼与不甚起眼的“奥略楼”，哪里还有昔日半点黄鹤楼的影子？典型的名不符实！应该耸立起一座真正的、高大的、传统的黄鹤楼取而代之才是！而现在，大桥桥墩已浮出水面，“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动人图景，马上就要变成现实。那么，应该着手考虑两个新的计划了，一是重建一座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新型黄鹤楼；二是将长江拦腰截断，建造一座后无来者的三峡大坝。于是，他的眼前浮出了更新更美的远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如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巫山神女见状，将会对我们作何观感呢？毛泽东以一个天才诗人的奇特想象继续写道：“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是啊，世界变化得太大太快了，就连神仙都跟不上趟了，不得不大为惊叹了，遑论渺小如蚂蚁的人类？
毛泽东想到做到，于是，在横渡万里长江之后，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重建黄鹤楼的设想。
1957年，毛泽东再次南下武汉，正式表态，并拨出专款，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黄鹤楼重建委员会。
得到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拍板，黄鹤楼享受到了亘古未有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