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州地处淮水之南，汉水以东，北为桐柏山地，南为大洪山脉。两山遥相对峙，支脉四延，形成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四级阶梯。中部地势平坦，史称“随州走廊”，自古以来是北连南阳平原，南接江汉平原的天然通道。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兼得大江南北之利。

编钟的出土地擂鼓墩位于随州市区西北约三公里处，这里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是一块相当不错的“风水宝地”。

曾侯乙，名不见经传，事不着史籍，生平阅历无从考稽。他所看重的，似乎是一种内在的拥有，在一个既不繁华也不荒凉的地方默默地躺着，一躺就是两千多年。如果没有当年解放军部队的开山平地，也许就那么永远静静地、默默地躺着。然而，曾侯乙墓葬终被世人发现，他的名声顿时显赫，超过了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

人们在破解编钟及墓葬之谜的同时，自然会对墓主进行一番探究。

墓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之寝戈”等具名曾侯乙的铭文，曾侯乙无疑是该墓的主人，并且还是曾国的一名君主，“曾”国之“侯”名“乙”。根据出土骨架鉴定，曾侯乙，男性，年龄约在四十二至四十五岁之间。墓中出土的一件鎛钟上铸有一段铭文，大意是，鎛钟为楚惠王五十六年所赠，这年，楚惠王在酉阳得到曾侯乙弃世的消息，便制作了这件宗庙所用的礼器对他祭奠，并将它永远用于享祀。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４３３年。也就是说，曾侯乙当葬于这一年或稍晚一点的时间。

曾国即随国（对此，学术界仍存争议，尚有曾灭随、随灭曾而改称曾、曾为楚的封国等说），是西周姬姓的封国，曾经一个时期，它的势力较为强盛，并有一些小国依附于它，敢于公开与楚国对抗。后在楚国的多次征伐中败北，逐渐沦为楚的属国。公元前５０６年，吴国大败楚国，楚昭王辗转逃到曾国，吴军要求曾国交出楚昭王，遭曾国婉言拒绝。昭王感激不尽，与曾人歃血而盟，曾、楚关系大为改善。这一友好关系维护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于七十三后年知道曾国君王逝世的消息，即铸钟祭祀以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曾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的公元前３３１年至３２４年间才告消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楚王及其他诸侯国官员所送礼品，在曾侯乙墓内的器物铭文上都有所记载。那么，其他物件如编钟、漆器、绢纱、金盏、兵器、玻璃珠等珍宝，当为曾国自己铸造了。一个蕞尔小国的文明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即如此发展、成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特别是编钟的出土、复制与演奏，将中国青铜文化与音乐文化的认识与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曾侯乙墓中的器物，总量为十吨之巨，造型复杂，纹饰精美，堪称世界第一流水平。在制作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熔模铸造等多种技术。尤其是编钟，均用高纯铜、铅锡原料铸成，在铜、锡、铅的运用比例上相当科学完美；它采用复杂的钟腔构造，使得每一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互不干扰的音节；编钟用组合陶范铸成，这些陶范先由细泥做成，慢慢阴干，然后烧成。一件钟就需一百多块陶范，要求块块不干裂，不变形，拼合严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经过翻模、制壳、熔化、浇注等多道工序而铸得的钟胚必然存在误差，还须细致的调试才能达到预期的音高；编钟的焊接只有采用一种可与现今媲美的冷焊工艺才能达到设计要求；哪怕编钟表面的浮雕花饰，其铸造法也相当困难……

秦汉以后，编钟铸造技术失传。后代虽也多次铸钟，但“其声清浊多不法，数毁”。特别是一钟双音的奥秘，虽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揭示，但就是无法变成实践，以至明清所铸编钟只能依凭改变壁厚来控制音高，音响效果远远不及先秦古钟。１９７９年６月，武汉机械工艺所将曾侯乙中层编钟的两件复制成功，才结束了编钟铸造失传的历史。

然而，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制作技术——一种在汉代即已绝迹的青铜错金工艺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编钟出土二十年来，只有仿制件却没有完全复制件。１９９８年初，武汉金银制品厂接到参与为台湾制作复制全套编钟的任务后，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从嵌铜嵌金技术中受到启发，几经反复，才攻克了在古青铜时代广泛应用的错金技术——成功地复制了编钟铭文。在长达两千年的失传后，运用光谱半定量、电子探针扫描、化学定量分析、激光全息摄影等现代高科技成果分析检测、复制还原，才使编钟铸造技术达到了古人的生产水平，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文明该是多么辉煌！

曾侯乙编钟深埋地底两千四百多年重见天日，其音乐性能仍然很好，演奏时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它的演奏音域只比现代钢琴少两个八度音，音附结构相当于今天的Ｃ大调七声音阶，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其中心部位十二个半音皆全，具有六宫以上的旋宫转调能力，可以演奏古今中外多种曲调。曾侯乙钟、磬等音乐器物上显示标音与乐律内容的铭文，总字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个，涉及音乐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乐术语等诸多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乐律学的高度发展水平。不少音乐专家、学者认为，曾侯乙编钟所反映的乐律学成就，使得中国音乐史及世界音乐史的某些结论不得不重新加以修改。比如，它确认了“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律不是战国末期由希腊传入，而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音乐理论；它确认了战国早期中国已采用七声音阶，确认了当时中国就已有旋宫转调的乐学规范及实践的可能……并且，它所体现、反映的有关音乐学问题，博大精深，“都非少数人和短时期所能探讨清楚”。

面对奥秘无穷编钟，美国音乐权威人士Ｇ·麦克伦不得十分心悦诚服地说道：“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不仅其制造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哲学——音乐学上所获得的成就都使我们高度钦佩。同是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堪与之比较的具有音乐价值的工艺品，虽然我们一向习惯于崇拜古希腊。”

与古希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战国年代，两种文化相互比较，我们虽然有许多方面落后于人，但音乐却远远地走在了古希腊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