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埋在地底两千四百多年不锈不蚀、不残不缺，出土后还能演奏各种乐曲，且音域宽厚深广，乐音优美响亮，这实在是人类考古史、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

曾侯乙编钟刚出土，就于1978年的建军节在驻随州炮师某部举行了一场原件音乐演奏会。音乐会以《东方红》开场，接着演奏了《楚殇》、《一路平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中外名曲，最后以一曲《国际歌》落幕。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观众如痴如醉，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1979年，外交部邀请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及其夫人，在武汉欣赏了编钟演奏的古今中外名曲，反响强烈，受到高度赞赏。

1983年，湖北省歌舞剧团创作了一台古朴、粗犷、浪漫的《编钟乐舞》，成为与《丝路花雨》、《仿唐乐舞》并驾齐驱的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之作。湖北省歌舞团曾带着他们的保留节目《编钟乐舞》访问北美，受到当地观众及政府首脑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赞扬。

１９８４年７月，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 曾侯乙编钟（完整复制件）在香港回归的庆典演出《交响曲１９９７：天地人》中大放异彩。

如今，曾侯乙编钟已有四套复制件，它们在频频出访中蜚声海外。最新的一套铸于１９９８年，经测音显示，其优秀率创下曾侯乙编钟复制件的最高标准，现已陈列在台湾省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

……

曾侯乙编钟在地底沉寂了两千四百多年以后，依然那么青春勃勃、活力斐然，它的身影与音响通过现代化的先进传播手段，几乎充满了世界的每一角落。

曾侯乙编钟从它的铸成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王者之气”，它震惊过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远古；它自１９７８年出土至今，牵引了无数世人的目光；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它还将在人类未来的岁月之河里永远“风光”下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胡风一段震聋发聩的话语，他曾在《三十万言书》中写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应该当做劳动底成果去看，当做智能发展底结果去看……这个灿烂性，是人民内容和人底意义还没有被民主革命的光所照亮出来的历史性的内容。在这个灿烂的古代文化里面，固然包含有表现了我们祖先底作为人的梦想和追求的一些‘精华’，但更多的却是我们祖先底作为治人者的残酷的‘智慧’和作为治于人者的安命的‘道德’，更多的是这种汗牛充栋的，虽然是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却又压死了我们祖先的‘糟粕’。如果不加以‘清理’和‘批判’，把作为‘思想材料’的文化遗产完全升为‘优良的传统’，只是囫囵吞枣地去‘继承’和‘发扬’，这一个沉重的包袱是要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是想将胡风的思想完整地套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之结晶——曾侯乙编钟之上。

曾侯乙编钟是封建时代的杰作，它代表了那一时代的生产、技术、文化等方面的高度成就，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多重特色，形式与内容相互契合，融为一体。编钟和奏，固然反映了盛世的平和、安宁与富足，能够唤起国人强烈的历史情怀与民族的自豪情感。但是，编钟所尘封了那些封建符号也会随着一个个跃动的音符迸射而出，与国人脑中几千年来一脉相续至今仍然存留的封建细胞一拍即合。“文革”时期，中国大地最为流行两首歌曲一为《东方红》，一为《国际歌》，虽同为“社会主义歌曲”，可内容与形式却大相径庭。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一中一西的两首歌曲稍加比较：以形式而言，《东方红》为民歌，曲式古朴、单调；《国际歌》为典型的西洋乐曲，具有现代的基本音乐要素。在内容方面，《东方红》颂扬的是中国几千来的忠君思想，每当它的旋律响起，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群憨厚愚昧的民众跪在封建君王的膝下山呼万岁、乞恩求告的情景；而《国际歌》则否定了“神仙皇帝”与“救世主”，它所高扬的，是挣脱禁锢、解放思想与人类的平等，人人都应自力自主，人人都可创造历史，人人都是历史的主人。

封建社会，在中华大地淤积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封建的东西，如封建思想、封建人格、封建制度沉淀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心理深处，稍不留神，就会死灰复燃。

对待曾侯乙编钟，在惊喜、赞叹、欣赏之余，我总是对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用“敬而远之”一词形容虽不怎么恰当，但至少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态。

面对曾侯乙编钟，我的灵魂曾为之颤抖，我的心灵也曾大声地疾呼与企盼，但愿封建音符不要附着于“千古绝响”之上，但愿曾侯乙编钟经过一番洗礼能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合拍，但愿我们所倾听的编钟之音，永远清脆亮丽、纯粹明净，不要含有其他任何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