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铜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部雄浑奇崛、辉煌灿烂的交响诗篇。

由青铜时代产生、积淀、结晶而成的青铜文化，历经千百年的风雨剥蚀、战争浩劫与自然淘汰，至今仍闪烁着动人的光芒。以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气势礴磅的曾侯乙编钟、精美绝伦的越王勾践剑为代表的青铜器物及其他传承于世的各种青铜礼器、食器、兵器如鼎、缶、尊、爵、觚、斧、戈、戟、矛、弩等，无不向人们述说着青铜时代的多彩风姿，展示着青铜文化的丰富内涵，映射着青铜制作的高超技术……

青铜时代，是一个足可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回肠荡气、迷恋陶醉、骄傲自豪的伟大时代！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面对光彩夺目的青铜器物，感叹赞赏之余，却因资料匮乏而对制作这些精美器物的原料——铜的开采过程、冶炼技术不甚明了，“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然”，只好“姑且存而不论”。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境内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便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解决了铜是如何开采与冶炼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被称为建国以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生产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古铜矿遗址，被中外专家、学者认为“是世界冶金史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因此，青铜时代虽然已在翻卷的历史云烟中消逝了两千多年，我们仍可在那卷帙浩繁的史籍中追寻它的依稀风彩，在留存于世的青铜器物中感受它的脉博跳动，在一种自北宋末年就开始有组织地研究的专门学问——金石学中见识它的精深绝妙，更可在发掘出土的铜绿山青铜冶炼遗址中感受它的博大宏伟。

１９９４年底，我受命创作一部反映青铜时代的大型历史剧《青铜九鼎》，不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青铜文化，还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住了几天，从感性上充分认识古代先民们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特殊环境中付出的艰辛劳动、闪现的聪明才华与创造的文明成果。

二

铜绿山所在地的铜铁矿藏非常丰富，经过好几千年的开采，至今储量仍相当可观，一个现代化的铜矿就座落在古铜矿遗址博物馆附近。

很久以来，铜绿山周围满山遍野都是炼铜炉渣，覆盖面积约十四万平方米，最厚处三米多，总量至少在五十万吨以上。铜渣一直就在那儿堆着，风吹雨淋，日晒夜露，岁月悠悠，无人问津。一片废弃的铜渣在重功利与实用并为生存奔波挣扎的普通人眼里，引不起多大的重视与注意，按说也是一桩十分平常的事情。

后来，铜绿山来了一支地质勘探队，一堆堆的铜渣自然就引起了这些被现代科学思想“洗过脑”的队员们的注目：这么多的冶炼遗物属谁人开采？是什么时代留存下来的？它们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走访民间，有的说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占鄂城时在此安营扎寨，铸造兵器所留；有的讲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大军杀退金兵，制造大冶之剑遗存……传说纷纭，一时难以深入考究，也就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直到１９７３年，当地矿山在生产剥离中，电铲掘进到离地表四十多米深的古矿井里，发现了一批铜斧。几位爱好历史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此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迷惑，我国在战国末期就已进入铁器时代，难道说唐宋时人还在使用这样的铜制工具开采铜矿吗？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堆积的铜渣、迷离的传说、古老的铜斧……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一个久远而瑰丽、奇妙而宏伟、真实而迷人的历史事实。为了揭开笼罩着这一历史事实的神秘面纱，技术人员立即将铜斧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以求得到一个真实而圆满的答案与解说。

一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省、市、县、矿等共同组织的考古队伍很快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发掘。

于是，一个从西周历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的巨大古铜矿遗址这才被人们发现，并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１９８４年底，我国第一座古铜矿遗址博物馆以它那别有的风姿在铜绿山古采矿遗址拔地而起，举世瞩目，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必然中带着很大的偶然性因素。如果没有地质勘探队的前期走访，如果没有那几把铜斧的出土问世，如果没有引起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的足够重视，如果没有他们对历史的极大兴趣，如果没有考古队的调查发掘……这一系列如果中，只要有一环出现断裂，也许铜绿山上遍布着的，还是一堆堆在世人眼中视为无用或累赘的“废物”。

在我们脚下这块生生不息、有过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古老土地上，该有多少类似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文物宝库或是没有发现，或者无可挽回地惨遭毁弃，或在目光短浅的各种建设与开发的浪潮中日渐消失。

科学、理性而自觉地对待历史遗产，避免盲目与无序，开掘保护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不仅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神圣使命，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铜绿山海拔不到一百米，谈不上巍峨高大，但是，它那难以穷尽的地底却蕴藏着取之不竭的丰富矿藏。为了很好地保护国家重点文物，已决定不再对铜绿山进行现代露天开采。山上发掘的遗址有三处，博物馆修建在一号考古发掘现场，虽是一座没有多大特色的现代楼房，但建筑依照遗址特点、保护与陈列等要求设计规划，与周围的环境也就显得较为和谐。登上台阶，进入展厅，除了一旁陈列着的必要的模型、介绍与说明外，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厅中心一块四百平方米的古代采矿遗址。

这是一块没有经过任何修饰与改动，完全保持了历史原貌的古代遗址。当时发掘出来是个什么样子，陈列时遗物的位置、样子都不改变，“原汤原汁”。它自然地裸露着，不加掩饰地坦呈着，穿越了两千七百多年的漫长时光向人们展示着它那独特的风采。没有战争及其他人为的破坏，没有刻意的修补、添加与点缀，时代如此久远而又保存得这么完整的历史文化遗迹，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得一见的。

遗址中，一条条井巷纵横交错、层层迭压、密如蛛网。那些支护着井架的树木，虽然经历了二千七百多年，仍牢牢地挺立支撑着。井架形状不一，或竖井、或斜巷、或平巷盲井，它们构成了一个向下挖掘、向前开采的完整体系。

先民们对铜的认识利用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开采技术不断发展的艰难过程。

石器时代末期，古人发现了一种明显优于石块的红铜，这是一种夹在石头中的天然纯铜，因外观呈现红色，所以就叫红铜。人们在对红铜的使用中慢慢地发明了熔铸术，掌握了从天然铜矿石里提炼铜质、冶熔青铜、铸铜成器的方法。于是，人类也就完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渡与转变，漫长的石器时代结束了，青铜时代的灿烂曙光喷薄而出。铜器的广泛使用必然导致用铜量的猛增，铜矿的开采也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铜绿山何以得名？据《大冶县志》记载，因其一带“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之上。”由此可以想见，铜绿山的矿藏该是多么丰富，先民们只要根据地表的奇特面貌——雨后雪花般的铜绿就可以找到富矿。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一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可以指示矿藏，开采也就更加广泛了。日子一长，地表的矿藏利用殆尽，自然要向地底掘进。巷道越挖越深，就得有支护的木框架撑持，才不致于坍陷塌方，才能保证开采的顺利进行。好在铜绿山周围山深林密，生长着各种各样茂盛的树木可供利用。他们选择了青刚栎、化香、豆梨等几种质地坚韧、弹性良好、可防虫害的树种作为支护原料。随着开采的不断加深，矿石被挖走后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多，支撑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框架的方式也由榫卯式方框发展到搭接式方框。直到今天，这些支护方法还在沿用，完全可以同现代木结构的支护媲美。

通过这种搭设支护井架的方式，先民们在没有任何金属机械和动力的条件下，已将铜矿开采到地表六十米以下，这实在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奇迹。

面对古老的遗址与出土的铜斧、铜锛、木杵、木臼、木钩、竹篓、草绳、木瓢、木桶、竹火签等大量工具，先民们当年开采铜矿的情景，便如浮雕般生动地凸现在我的眼前……

昏暗的井巷中，他们扬起手中的铜斧、铜锛、铜镢等开采工具，拼尽全身力气砍下，铜斧与坚硬的岩石碰撞着发出了清脆的响声与喷溅的火花。一下下，一声声，岩石被一点点地“啃”掉。矿工们把这些宝贝般的矿石装入竹筐，蜷缩身子，在曲里拐弯、狭窄潮湿的井巷中爬行着往外拖送。运到垂直的竖井，见得着一星亮光了，他们把装满矿石的竹筐放到粗糙的木制机械工具上，然后由井口上面的工人完全下一道工序，将这些从地底深处采掘的铜矿石缓缓提升地面。

地底越来越深了，坑道里出现了积水，矿工们不得不使用木水槽、木撮瓢、木桶等工具排水。预定的矿脉采完，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如何选择下一道矿脉？他们先将矿物碾成粉末放入木斗淘洗，比重轻的被水冲走，比重大的就沉淀在木斗内。这时，他们点燃竹火签，在一簇簇跳跃的火光映照下仔细观察，沉淀物中有色颗粒多的就是富矿，少的便是贫矿。定好目标，稍作调整，开辟一条新的井巷，又向着另一道富脉矿体艰难掘进。上层采完了，只得转向更深的地底。巷道一深，通风也成了问题。于是，他们就利用空气对流原理，在一部分井筒底部升火，空气受热膨胀，必然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将井下污浊的空气排出井外，新鲜的空气则随之从另一些井筒涌入补充。

先民们为了得到宝贵的矿石，利用当地、当时的简陋条件，在艰难地开掘着地底矿藏的同时，也在开采着大脑的丰富矿藏，将人类早期的朴素智慧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不是身临其景，如果不是身同感受，实在难以想象古人们能够凭借一些简单的木料、粗糙的工具一层一层地开采着掘进到地底四十至六十米，并成功地解决了塌陷、通风、照明、运输、提升等难题。当然，他们的每一次努力与成功，都付出了相当残酷的代价。不说艰苦的劳作，即使长期无所事事地呆在狭窄、阴暗、潮湿、缺氧的井巷之中，在现代人来说，恐怕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我发现，矿工们那些用以栖身、运输、掘进、开采的地底巷道实在是过于狭窄了，狭窄到今天一个具有中等身材的普通人赤手空拳，也难以爬进爬出。对此，我们只能解释为近三千年以来人类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与进化。事实也是如此，古人身材一般都比较矮小，一些出土展览的完好古尸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铜绿山的矿工们，长年累月地在地底生活、劳作，更是被恶劣的环境折磨得瘦骨嶙峋以至身体变异出现畸型。不难想象，矿工们患有多种无法医治的疾病，寿命一般都不会很长。他们是在以自己的身体、智慧、寿命为燃料，点亮了青铜文明的璀灿光芒……

博物馆内陈列的不过是一处已经发掘的采矿遗址，在铜绿山矿区底部，还埋藏着大量这样的古矿井。根据遗留在铜绿山附近八平方公里范围内堆积着的数十万吨古代矿渣推算，产铜量约为十万吨左右，如果以它作原料，可以铸造曾侯乙编钟四万套。古人留存的矿渣均呈薄片状，表面光滑，流动性能良好，冶炼温度控制在一千二百度左右。专家们认为，渣好铜必好。经渣样分析表明，渣型合理，渣含铜大多低于百分之零点七， 粗铜纯度已达百分之九十四。所有这些，似乎都在默默地告诉后人，铜绿山附近除了埋藏着古代大量先进的矿石开采遗址外，必有一套成熟的冶炼技术和相应的设施。为了揭示这一奥秘，考古队又在铜绿山一带重点发掘出古代炼铜遗址三处，共清理出古代炼铜炉二十七座。值得一书的是十一号矿体，发掘出土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炼铜炉八座，其中两座保存较为完整，炉体结构基本具备了现代鼓风炉的式样。在三千多年的西周时期，先民们就在使用鼓风竖炉冶炼，这不仅在中国冶金史上属首次发现，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鼓风炼铜竖炉是一种连续加料、间断排渣、排铜的高效率铜炉。用鼓风炉还原熔炼，不仅要求炉体坚固，结构合理，具备各种防护措施，还涉及到先进的设备及复杂的技术问题，比如需要一千多度的高温，需要相当的风量、风压的鼓风技术，需要相应的耐火材料，要控制好炉内的还原气氛，要掌握先进的配渣技术等等。因此，鼓风竖炉在西方还是一个多世纪前随着多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才出现的产物。国际上有史可查的运用鼓风竖炉还原冶炼的最早遗址位于法国里昂，它的确切年代是１８２８年，此外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先例。

鼓风炼铜竖炉高达１.５米左右，由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组成。炉基置有垫石；炉缸底部设有风沟，利于防潮保温，可有效地防止炉缸冻结；炉体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的耐火材料配制夯筑，为冶炼创造了十分理想的保温条件，所以，在当时炉温高达一千二百多度的状况下，竖炉能够正常操作、连续冶炼。

面对这一古代的先进炼铜技术，国际冶金史专学、美国教授麦丁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了很多古代矿冶遗物，铜绿山才是第一流的。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保存这样大规模的地下采掘遗址，较完好的冶炼用炉，炉渣温度高，流动性好，含铜量低是很少见的，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为了向人们形象地展示鼓风炼铜竖炉，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博物馆对它成功地进行了复原。站在复原的炼炉前，透过几千年的历史面纱，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古代矿工，他们正围绕在竖炉四周艰辛地劳作：有的拿着石砧、石球敲击开采出来的矿石破碎选料，有的躬着身子正一屈一伸地拉着风箱，有的往炉内加送矿料、往炉底添加燃料，有的在认真地观察着炉内矿石的熔炼以把握火候掌握结构变化……风声呼呼，炉火熊熊，矿工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好一幅生动的古代矿工冶炼图！突然，铜水出炉了，艳艳的红流自炼炉的金门奔腾而出，一片耀眼的光芒，笼罩在竖炉上空。顿时，矿工们古铜色的脸膛闪过一股神圣的灵光，成功的的喜悦与欢呼自他们的胸腔一如鲜亮的铜水奔涌而出，整个铜绿山似乎都在沸腾。这非同寻常的充满了科学与理性的光芒与声音，不仅扩散到当时的中华大地，更穿越了茫茫的历史时空，尽管它们是那么微弱，却分明不断地在我的眼前闪耀与耳畔回响……

三

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衡量标志，古代人类社会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这三个历史阶段。

青铜时代是人类物资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时代，人类使用金的第一个时代。

在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经发现了红铜，因此，我们可以将红铜的使用视为青铜时代的先声。红铜就是天然纯铜，外观呈红色，故名。它往往夹在山间的石块里面，原始人在选择石器材料制作工具时，自然会碰上这种天然铜块。开始，他们不过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石材加以处理。在长期的捶打、敲击、剥制与琢磨过程中，他们发现红铜具有与普通石材迥异的性质，不易劈裂，可以锤薄、延展，并且具有爽心悦目的光泽。于是，他们就把它制成小小的器物，或精美的装饰品佩戴在自己身上。后来又发现了红铜所具有的另一独特性质，它经过烈火熔化后不仅能够重新凝固，还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原来的形状。人们以此为突破口发展演进，慢慢就发明了熔铸术，掌握了从天然铜矿石中提炼铜质、冶铜成器的方法。自此，人类对红铜的利用才与石器的打制最终区别开来，进入真正的金属时代。

红铜虽然不像石块那样易破易碎，不像石头那样难以改变形状，不像石器那样一旦破碎就要报废，但是，它的硬度较低，一般不宜于制作生产工具，并且天然铜块极为有限，这些弱点都限制了其优越性的有效发挥，没有引起社会经济面貌的重大变革，在生产工具史上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时代。因此，考古学家将这一独特时期称为“金石并用时代”，附着于新石器时代末期。

对石器获得彻底性的征服并取而代之的不是红铜，而是青铜！

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其颜色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红铜与锡都属软金属，但二者按照适当的比例配合炼成合金后，就具有了硬度高、熔点低、便于铸造、轮廓分明、不易锈蚀、外观美丽等兼有石器、红铜器的长处而又克服了二者不足的优越性能。于是，青铜被用来大量地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攻守武器，它的广泛使用，不仅促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更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变更。

我国约在公元前21世纪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至公元前５００年结束，共一千五百年时间，历经了夏、商、西周、春秋等朝代，至战国末年即告结束。

我以为，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震天撼地的时期，当属那些历史的转型与变革时代，其中尤以生产力的革新并推动、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为最。以近代为例，西方的坚船重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物质文明的侵入给广大的中国民众带来了无以言说的巨大痛苦与迷惑、失落与彷徨。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撞击中，他们震惊他们选择，终而发愤以图强盛，于是开始了巨大且艰难的变革与转型。依此类推，青铜这一先进生产原料的发明、出现与使用，也必然带来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更新；而生产力的发达，又将导致生产关系的萌芽与建立，这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事实也正是如此，青铜大量使用的结果，便是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与演变。

颇有意味的是，我国奴隶制的发生、发展与衰亡不仅与青铜时代相始相终，还与青铜时代最具典型代表性的青铜九鼎相生相灭。

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逐步架空了舜帝，接管了他手中的实权，然后将他流放于南方的蛮荒之地。后人为了美化大禹，便篡改为舜帝巡行至苍梧之野染病而亡。大禹治水成功后，便“收天下美铜铸九鼎，列分野以像九洲”。因此，我们可以将大禹时期视为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而到了他的儿子启，就干脆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遮羞布，置极有可能禅让接班的伯益于死地，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执掌大权，确立了世袭王权制，成为父权家长制的始作俑者，开创了中国历史“家天下”的先河。至此，我国原始社会宣告结束，正式进入奴隶制国家社会，与其相生相伴的青铜时代也拉开了厚重的历史帷幕。

此后，青铜九鼎便成了王权的象征，为历代统治者所收藏。

战国时期，楚庄王曾挥军北伐，陈兵洛水，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师，楚子便询问传国之宝九鼎的轻重与大小。楚子问鼎，即含有夺取周王朝天下的意思。后来，人们便用“问鼎”一词意指图谋夺取政权。那时，铜绿山早就成为楚国疆土，铜矿的开采、冶炼与利用为楚庄王的文功武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领兵消灭西周，九鼎也被移往秦宫。此后，秦羸政也就真的灭了六国，一统中国，成为君临天下的第一任皇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收尽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铸锯”，熔造了十二个高大的铜人。秦始皇的这一举措，固然是为了销毁武器，削弱六国遗民的反抗力量。而那时，锋利的铁器早就开始大量使用，青铜时代已进入尾声阶段，因此，铜人的铸造，也是铁器对青铜取而代之的一个象征。十多年后，秦朝灭亡，大禹打铸的青铜九鼎也就随之不知所终了。

秦汉以后，青铜生产虽然还在长期延续着，但是，它已不能代表中国物质文化的最高水平，只能算作青铜文化一息悠然仅存的余脉。

对青铜时代的定位与研究，主要取决于青铜所铸造的物件——青铜器。精美的青铜器能够长期保存下来，一方面在于青铜的物理、化学性能良好，不易浸蚀朽坏；另一方面，也在于人们对它的重视与珍爱。一般而言，青铜器具大多为贵族阶层所享受的高档用品，他们不仅生前使用，死后也要带入坟墓作为陪葬；也有遭遇意外出逃时将它们埋入地窨。于是，后人通过挖掘、盗墓等方式使得这些珍贵的青铜器“民间化”，从而流传于世。青铜器的制作代表了青铜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实物形态综合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风貌，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学术价值：对铜器生产过程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冶金技术的发展程度；对青铜礼器、兵器、乐器、工具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经济状况及贵族的生活、礼乐、战争等情况；对器物造型与纹饰的研究，可以把握古人的审美观念与心理崇尚；特别是青铜器上留下的铭文，更是一群“会说话”的古代见证，价值不可估量……青铜器有组织的研究始于北宋末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著录的铜器已有七八千件，从其上的铭文记载而言，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周器，也有少数可以断定为商器。

郭沫若把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滥觞期（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等四个历史时期。

我国青铜时代的最高成就无疑属于商、周朝代，这一时期，也是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候。商周铜器种类繁多，铸造极其精巧，造型奇特生动，纹饰繁缛华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魅力。在青铜文明史上体积与重量堪称之最的巨型铜器也是出自这一时期。如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一点三三米，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对大缶，每件重三百多公斤；同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更是举世闻名，总重量高达二千五百多公斤，这套编钟发音清脆宏亮，每组铜钟的音阶都符合音律要求，至今仍可演奏音域广阔的乐曲。这些青铜器气势雄伟、蔚为壮观，而造型与纹饰却又显得那么精巧别致、玲珑剔透，融大气磅礴与典雅精致于一体，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在世界青铜文化之林中独具一格，以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大放光彩。

四

由于青铜器的大量传世并凝聚、 浓缩了青铜时代与青铜文明的诸多信息，后人的目光自然聚焦其上，从北宋年间开始，就形成了一种颇具专业性质的研究学问——金石学，传承、延续至今，可谓硕果累累矣。

然而，前人们在对青铜器颇有建树的研究中，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铜的开采与冶炼。这不仅因为前人的认识有限，更与开采与冶炼的资料匮乏及遗物的阙如密切相关。

古人对铜绿山古矿开采与冶炼所记载的文字资料至今连片言只语也无法找到。当时，矿工们仅只专注于艰辛的劳作，恐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把他们的生产经验与生活方式形诸文字。先民们素以直观朴素见长，或是不善将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上升至理性的高度，或是不愿立言。即以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孔子而言，也是如此。老子若不出关，后人们也就见不到惜墨如金的五千言《道德经》；孔子的一部《论语》，并非他的亲自著述，也是后生们聆听教诲后记录整理而成的。在此，我可以肯定地断言，铜绿山的矿工们根本就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资料，在恶劣的环境、艰辛的劳作与疾病的折磨下，也许，在他们的头脑里连这一想法都不曾有过。如果没有留存的遗物，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片茫茫的空白，当然也就无从着手研究了。

好在有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根据实物实景，我们便可推测想象，恢复原貌，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对青铜的开采、冶炼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青铜文化的内涵，还可对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整体研究起到实质性的突破与开拓作用。

在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参观、研究与认识中，我发现了涉及中国文化及历史发展与走向的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当地除了大量的古矿井与为数众多的古熔炉外，却没有发现一处铸造作坊遗址。也就是说，铜绿山的矿石从地底开采出来，就近冶炼为一锭锭的粗铜后，即通过大冶湖进入长江水道，运往别处加工锻造，铸成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具供贵族阶层享用。铜绿山所能做的，便是将那些炼成的粗糙铜块源源不断地输出，铸造成器的最后一道工序，全然被统治者所垄断。他们没有使用铜块的权利，当然也就无法掌握铸造的精密技术，就连开矿使用的那些铜锛铜斧等青铜生产工具，也是从外地输送进来的。

这一情形不唯古代，即使今天，铜绿山所在的黄石市也没有多大改变。黄石素有江南聚宝盆之称，丰富的矿产自然使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祖祖辈辈感到由衷的自豪。然而，丰富的资源在给当地人民带来荣耀与财富的同时，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惰性——“靠山吃山”。如果能靠捡矿石吃饭，靠卖资源发财，谁还愿去绞尽脑汁、费心尽力地去开拓新的发展之路？因此，长期以来，当地民众、当地企业大都围着开山挖石兜圈子，半饥半饱地吃着“资源饭”，以致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调整结构、自我完善、经济腾飞的良机。

今日现代化的露天开采已将当年的铜绿山从原海拔一百多米的山峰降成凹入地底的锅形山谷，一台台穿孔机飞转着天轮，一部部电铲自如地伸展着钢铁巨臂，一辆辆大型卡车往来如梭；地底的开采已深入山体六百米以下，一条条上下盘旋的幽长隧道简直就是一座座复杂的迷宫，在铜矿技术人员的引导及讲解下，也弄得我晕头转脑，不辨东西。现在无论露天开采，还是地底作业，与先民们那屈身井巷的手工掘进，自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铜绿山矿的冶炼，也全部实行了大规模的机械化与自动化，一座座高大的厂房，一台台磨碎、搅拌、熔炼的机械设备，依山而架的一根根粗大管道，不知不觉地将你从眼前的现实拉回远古的竖炉，两相比较，更为现代文明的发达感到由衷的惊叹。

尽管如此， 可自古以来“吃资源饭”的格局与模式却没有半点变化。铜块冶炼后，仍是运往外地再行精加工。若以１９９４年的价格而言，一吨粗铜一点八万元，经过电解后可增值到二点三万元，而加工成漆包线就变成了四万元。如果黄石运出的不是粗铜，而是加工后的漆包线，一吨就可增值二点二万元。黄石市每年生产粗铜约六万吨，如果自己消化加工一半，那该增值多少？这笔帐人人都会算，可因历史的惰性、认识的限制与条件的束缚，一时就是难以改变，无法转轨。

对资源和传统产业的过分依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调，形成大投入、高耗能、重污染的产业格局。况且，资源不能再生，总有穷尽之日。如果长期陷于短视，我们必将对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唯黄石，许多地方乃至整个国家，都存在着“靠山吃山”的依赖与惰性。过去，我们总是一个劲地念叨祖国地大物博，并为此豪情满怀。然而，当我们从自我陶醉的迷梦中醒来睁眼一瞧时，东边地狭物薄的蕞尔小国日本却又一次跑在了我们的前面。具有丰富的资源当然不错，而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并善于借用别人（包括外地与外国）的资源，才是一种真正的本事！

其次，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堆积层由近及远地包括近期堆积层， 地表扰乱层，隋唐堆积层，战国至春秋堆积层，春秋早、中期堆积层，西周晚期堆积层等六个层次。这些堆积虽然年代不同、层次有别，但显示出的冶炼技术与指标却是一脉相承。它向我们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国数千年的冶金史从烧陶到炼铜，从炼铜鼓风炉的应用与完善，都是沿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自成体系，很少借鉴与交流。

最早使用青铜是巴比伦人，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那里的资源主要为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气和石油胶，再就是脚下的泥土、地底的矿石。于是，他们就将泥土、矿石与火这些丰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发明了陶瓷、砖瓦、青铜、铁、玻璃等先进的物质文明。巴比伦人使用青铜的时间远比中国早，因燃料与原材料的不同，他们的冶炼体系与我国古代自然有别，优劣互现。如能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必能产生新的质变与飞跃，出现新的矿冶发展格局。可是，我国丰富的铜矿资源大多位于南方，据《禹贡·尚书》所记，九洲之中，贡金三品的仅为荆州与扬州。金三品即铜、金、银三种，其中尤以铜为主。古代交通不便，而荆州、扬州与巴比伦一东一西，而矿冶又受着地理环境与条件的严格限制，也就难以相互沟通交流，只有封闭地依照自己的特点一脉相承地发展着。而中国文明又过于早熟，到了一定时期，也就进入了它的鼎盛期与顶峰期，再往前走，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进入一条死胡同之中。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当地仍储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可开采与冶炼却不知于何时消失殆尽，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堆堆遗弃的矿渣、一座座废弃的竖炉、一道道深埋的矿井、一层层不同的堆积、一个个难解的哑谜而已。即使古代的采矿、冶炼技术没有消失，一如继往地向前发展着，因受体系、条件的制约，也永远不可能发展到机械化的自动开采与冶炼。今日的开采、冶炼技术与模式，纯属引进与“拿来”之物。

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青铜时代”这一话题。 尽管铜器的最早使用不在中国，但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以聪明的智慧，以其独有的体系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青铜文化，在世界上曾长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青铜文明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青铜由铁器的取代是人类进步的表征。人类的文明总是不断地由旧时代向新时代递进、演变、发展，每一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内涵，只有领会并把握住时代的本质，才能登上时代的顶峰，创造时代的辉煌。而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正是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研究青铜时代，借鉴古人智慧，对我们反思近代工业文明的落后，把握新时代的内涵与本质，在跨世纪之交的今天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