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为了弥补江陵焚书这一文化浩劫似的，两百多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荆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奇观。
公元10世纪，大唐衰落瓦解，盛世变成了乱世，且乱得不可收拾。农民造反、军阀割据、藩镇林立；内讧、政乱、兵变，层出不穷；到处都是分裂、混乱与战争。一个好端端的太平盛世，再次陷入一个乱糟糟的杀伐末世，中国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撕杀、大搏斗时期，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位于南北交通中枢的古城荆州，在接连不断的兵祸中屡遭破坏。当地居民不是逃亡，就是无辜被杀。至唐僖宗文德元年（公元８８８年时），荆州城内的居民只剩有十七户人家，真乃萧条破败之至。十多年后，才又增加到一万多户。
此后，荆州又几经争夺，后为梁太祖朱温所得，并派他的得力干将高季兴前来管辖，授任荆南节度使。
高季兴原为五代时梁朝将领，因战功卓著，深得朱温赏识。高季兴来到荆南，但见昔日的繁华富庶之地，如今已变得满目疮痍、荒无人烟，唯剩荆州一座凋敝的孤城兀立在广袤的旷野之上，不觉长叹不已。从小就在战乱中与父母离散的他，独自一人闯荡天下，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他有勇有谋的性格。并且，他一直心存大志，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乱世出英雄，高季兴决心重振荆州雄风，在这混乱的世道中把握机运、脱颖而出。
他广交名士，大胆启用，并以此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军政领导班子。此后，他安抚居民、招集流民、开垦荒地、鼓励农桑、重建井邑。很快就将凋敝的荆州唤出了几分生机。
荆州从乱到治，不多时即恢复了元气，渐呈昔日繁华之景。
与此同时，他在一班谋士的策划下，积极地准备着割据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地建造荆州砖城，为日后的称雄割据奠定基础。
自三国时关羽筑城后，东晋的桓温、 南朝的梁元帝萧绎等都曾有过扩修。桓温在大城之内修有金城（也叫子城），大城之外筑有金堤（亦即堤防），相当壮观；萧绎在荆州城内登上帝位，扩建规格完全仿效建康故都，大城设城门，门上立战楼，城外布木栅，景象宏阔。尽管他们所修城墙壮观宏阔，但皆为土墙。高季兴开天辟地，决定修筑砖城。
公元９１２年，高季兴开始大规模地修筑砖墙。他征召、动用了十多万民工，“将校宾友皆负上相助”，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日夜不停，兴土不息。只要民工动作稍慢一点，就要受到杖责。负责修城的总监、高季兴的女婿倪可福，因工程进度迟缓，也挨了岳父老头子的一顿棍棒，连老婆也被高季兴接回娘家，说是何日筑城完工，何日再将女儿送还；若是磨蹭时间，或是质量不合标准，不仅老婆无归，恐怕脖颈上的一颗脑袋也难以保住。这样一来，城墙自然是修得又快又好了。砌城的砖头不够，高季兴便下令四处挖墓，“郭外五十里冢墓多发掘取砖”。荆州城外千百年来埋着历朝王公贵州的大坟小墓，一时间在劫难逃。那些墓用砖头，不仅坚固，且做工精细、十分考究，实为难得的上选材料。据说新城完工后，每到更深人静，城墙上便游荡出无数闪烁的磷火，令人毛骨悚然。
高季兴所筑砖城，真正称得上是一座“铁打的荆州”。墙脚以石头垒筑，墙体用青砖砌成，坚不可摧；他还将护城河拓宽拓深，常年流水不断，难以逾越。
一切准备停当，高季兴并未轻举妄动，他还在蛰伏、等待，以寻找一个有利的可乘之机。
不久，梁太祖朱温逝世，梁朝顿时江河日下，渐呈衰颓之势。高季兴抓住时机，马上断绝与后梁的一切关系往来，在新修的荆州城内公开占地割据，自封武兴王，立国荆南，又称南平。
在当时的五代十国中，荆南最小， 其辖境最大时也只有三州十七县。它介于南唐、楚、蜀与中原之间，地盘最狭、人口最少、兵力最弱，只有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却存活了五十七年，安然地走完了五代时期的整个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政治割据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的荆州文学，在五代文化“一塌糊涂的泥塘”与荒漠中，竟放射出了独有的熠熠光华。
五代时期，列强对峙，纷争不已，昔日的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也许是立国之地太小不甚起眼的缘故吧，竟成了一块可为屏障的缓冲地带。加之荆南统治者高氏父子自强自立，恢复生活、招揽贤才、发展经济、保境安民，在外交上适当地采用一些“纵横之术”甚至是被后人称作“无赖”的手段，因此，荆南之地也就显得相当的富庶、繁荣与平静，这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而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如《楚辞》、《老子》、《庄子》更是深深地浸润、涵育、影响着本地作者，于是，荆州这一时期的文学，便结出了艳丽无比的奇葩。
五代文学中，成果最大的是词的发展与兴盛，其次便是诗，其他则较为逊色。在群星闪烁的荆州文坛中，最为耀眼的星辰当数孙光宪与齐己这两位著名的词人与诗人。
孙光宪博通经史，勤于著述，成果颇丰，共创作有诗文集、农书、杂史笔记等约八十多卷，可流传下来的只有《北梦琐言》一书与词作八十四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晚唐五代文人词作总集《花间集》一书中，收录孙光宪词作共计二十五调六十一首。这些词，与晚唐词坛翘楚温庭筠相比，仅少收五首而居其次；若以调论，则比温庭筠多七调而为《花间集》中运用词调最多之人。而温庭筠为晚唐词人，那么，《花间集》中五代词人写词最多、用调最多者首推孙光宪。就题材而论，除“花间”外，孙光宪还写有咏史词、边塞词、风物词与抒情词。他的词作不仅在意境上有所“扩放”，在艺术风格上也有所创新，色彩浓丽、情致闲婉与清新疏朗兼而有之，显得遒健爽朗、俊拔秀丽。
齐己从小出家为僧，但他自幼热爱诗歌艺术。作为一位佛门诗人，他的创作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当时的杜荀鹤、罗隐、韦庄等儒家诗人。齐己写诗颇多，门人曾就“所集见授”，辑有八百一十篇，编为十卷，名为《白莲集》。齐己之诗，内容相当广泛丰富，宇宙人生、社会政治、日常生活、参禅悟道、交游酬答、感怀抒情等，无所不写。表达通俗自然，意境闲散清寂，显得古雅清和、平淡清润，与一般士大夫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具有明显的区别，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内涵。
对于五代文学，历代研究者都不甚重视。 这不仅因为这一分裂割据与战乱频仍的时期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有限，也与五代文学处于唐、宋两大文学高峰的夹缝中显得微不足道密切相关。然而，就五代文学本身而言，在如此短暂且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实属不易。尤其是以荆州城为核心的蕞尔小国荆南，一下涌现出两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代表人物，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颇具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