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它形成于东汉顺桓年间，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体系出现，已是两晋南北朝之时。
在论及道教时，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之深刻，不仅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千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盛行的两大宗教一为道教，一为佛教。佛教由印度西传，属外来宗教，唯有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道教则为正宗“国货”，土生土长，宗教体系独特，典籍文献丰富，信仰内容具有民族特色，对我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清代以后，道教虽然渐趋衰微，但道教观念、道教信仰已深入民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定势与行为习惯，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道家与道教，两者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道家纯属个人信仰，是一种源于老庄哲学的思想方式或人生态度，道家奉行独立遁世、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的原则，常与隐士联系在一起，大多生活在穷山僻壤之间；道教是一种具有正规仪式的宗教流派，类似于国家的组织机构，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宣扬迷信，等级森严。
道教的前身也并非道家，而是巫术与方术。
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卜筮吉凶、祈福禳灾的巫师，他们掌握龟筮，被认为能够沟通神天。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的信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祗的鬼神体系。这些都为道教沿袭继承，并成为道教多神崇拜之源。
战国时期，方士出现，他们采仙方、炼仙丹，传播只要服食仙药仙丹即可升天成仙的神秘方术。后来，又吸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所谓的“方仙道”与“神仙家”，成为道教信仰神仙、信奉修仙得道之源。
任何一门教派，都需要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作为它的构架与支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自然也不例外。在由鬼神崇拜与方仙信仰向道教的衍化过程中，它吸取或者说移植了老庄思想与黄老学说。
道教之所以选中老子奉为教祖、选用《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恐怕与其中的神秘因素、意旨相近不无关系。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究竟生于何时何地，传说与记载不一，其身世阅历也众说纷纭。《史记》曾言：“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模棱两可的说法与不知所终的结果为宗教的创立者提供了想象发挥的余地，留下了神化的空间与可能。
而《道德经》中言近旨远、无法证伪的神秘内容更是比比皆是：“道之为物，惟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就连拉开全书序幕，奠定全书基础的开篇也是如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仅神秘，更与神仙家的幻想颇为接近，其自然适意、超然世外、追求永恒的人生哲学与道教的守神保精、养气全真、追求长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老子被道教捧为至高无上的教主地位，约在东汉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道教的这一抉择。西汉时期，儒家定于一尊，并形成了它的准宗教形态——儒教；公元前３０５年，印度传教士第一次将佛教输入中国，经过一番改造，约于公元1世纪的东汉初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不仅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更有一统天下之势。就当时的地位与影响而言，能与儒教孔子、佛教释迦牟尼相抗衡的，唯有老子而已。因此，老子被道教神化尊为教祖，也就在所必然了。
没有佛教的影响，道教也许长期仍然处于一种仅仅充满了神仙鬼怪的散漫无序状态；没有佛教的在中华大地的广为传播，也就没有道教的危机之感与应急反应，老子与《道德经》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得到信徒们的普遍认可恐怕一时难以实现；没有佛教的挑战，道教缺乏强大的凝聚力与亲和力，也就不会形成严密的组织与团体；没有佛教的参照系统，道教根本不可能很快制定出整套严格的宗教教义、规范仪式与相应的传授系统……
说到底，道教是在外来佛教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本土宗教。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道教团体于公元１０６年由张道陵创建。张道陵的五世祖即西汉时著名的道家与军事家张良，其家族长期以来都喜欢道家哲学，他本人就是一位炼丹术士兼巫师。张道陵以道家的思想和形象为基础，依照佛教虚构一个诸神世界，通过除灾治病、驱邪逐魔、制造奇迹等方式吸引信徒，他将神话、哲学、迷信揉为一体，创立了一个异常成功的宗教组织“五斗米教”——凡入教者须捐赠五斗米，故名。五斗米教发展迅速，很快变成了一场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群众运动，并在四川与陕西交界之处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半独立王国。
张道陵因创立道教被后人尊为张天师，他的成功经验也被其他巫师、术士视为法宝而广泛运用。因此，道教内部又产生了许多繁衍迅速的不同流派。公元3世纪后，这些流派变得更加精细复杂，他们修建道观，吸收儒、释精义，包融医药学、生理学、养生学等多门学科，改革旧规，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传授教义，并极力向上渗透，交接帝王，参与政治活动，取得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诚如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言：“在成熟的道教体系中，不仅有一套完整的神谱，有一套复杂诡秘的仪式，有一套真伪参半、科学与迷信混杂的健身术与药物学，有一套严格的、合乎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规范，还有一套足以似是而非地解释一切自然与人生问题的哲理。因此，它脱下了巫觋粗陋破蔽的外衣，从民间迈入了殿堂……”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一股蔚为壮观的道教“洪流”汇成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奔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