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论及晚明文学时，都不得不对“公安派”大书一笔。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读音zhong，第四声）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成就最大，因他们是湖北荆州公安人，所以称之为“公安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继公安派不久，文坛上即出现了一个以继承发扬公安派之主张为己任的新的文学流派——“竟陵派”；明末清初，张岱、王夫之、袁枚等三名文坛骁将对公安派推崇备至，深得其文学精髓；明朝灭亡后，“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袁中郎全集》传入日本，并在那里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日本公安派”，左右着当时的日本文坛。影响所及，直至今日，在日本、朝鲜等地，有关公安派的学术研究活动仍在继续。
然在清朝中叶的乾隆年代，公安派却大倒其霉。清廷为了禁锢进步思想，下令查禁了一大批书籍，袁宏道的一封书函、一首诗歌因其中有“华夷”、“犬羊”等语，虽是针对当时觊觎中华的蒙古族而迸发的愤怒之词，而属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便神经质地以为在影射、咒骂他们，于是，袁宏道的作品被列入抽毁、查禁之中，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及声名受到了严重的贬抑与冷落，长达二百年之久。直至清朝灭亡后，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才重提公安派，特别是陈独秀，更是以公安派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对其诞生与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20世纪30年代，因为一大批知名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刘大杰等人对袁宏道的推崇，公安派大为“走红”。一时间，袁宏道的文集大量刊行，各种介绍性的文字竞相跃上报刊，竟掀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袁中郎热”。也正由此，引发了一段文坛公案。当时，鲁迅认为这股“袁中郎热”有失偏颇，便撰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林语堂、周作人、施蛰存等人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两相交火，论争颇为激烈。对于六十多年前的那桩公案，在此我们无意评判其谁是谁非，但这一争论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公安派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寂寞与冷落。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安三袁才又开始不断地为人们所提及，其著作在国内、台湾、香港等地刊印出版，评论文章散见于国内外诸多报刊，研究专著也出了不少，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公安派的学术中心“湖北公安派研究会”。公安三袁的小品与随笔，更是受到当代读者的青睐，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好多家出版社都推出了他们的作品全集如《袁宏道集笺校》、《珂雪斋集》或《袁中郎随笔》、《袁伯修小品》、《游居沛录》等多种选本。
公安派之热，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某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荆楚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共十本，其中一本就是介绍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丛书编者通过有关渠道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将袁宏道传记的创作任务接受下来。作为一名与公安三袁同乡的学人，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这一任务。
我撇开案头其他工作，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对公安派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积累资料，认真构思，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努力，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但是，却有一件事情萦绕心头，使我迟迟难以下笔。
我虽然在故乡公安县生活、工作了二十五个年头才离开非常遗憾的是，却从未到过三袁的出生之地。我在那儿当过农民、教师、干部，对那块土地可以说是熟悉得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没有到过公安三袁的出生之地，没有感受那块地方的氛围，没有体验其生命与创作的源泉之所在，对他们的描述我便感到难以达到真实的把握。
为此，我专程回了一趟故乡。
公安县位于湖北、湖南两省交界之处，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在此交汇接壤，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畴，南端则为丘陵地貌。这里土地肥沃、河汊湖网交织，属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先到县城，三袁兄弟也曾在县城斗湖堤镇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袁宗道，他于1600年三十二岁之际，在城南的柳浪湖边生活、创作，一住就是六年。可是，在一座日益现代化的城镇里，昔日烟波浩渺的柳浪湖早已变成陆地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所覆盖，三袁当年之遗迹，已无从寻找凭吊。唯一可以沾得上边的，算是一块书有“袁中郎故里”五个大字的石碑了。此碑原由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宏道的生前好友、荆州太守苏云浦在柳浪湖畔所立。后来遭人毁弃，现在寻得到的，只是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重立的一块了。当然，城里还有借重三袁之名的三袁里饭庄酒楼，但这些由钢筋水泥构造的现代建筑，不过是今人纪念公安三袁的一种方式而已，与当年之遗迹已无半点联系。
县城离公安三袁的诞生之地孟溪镇还有三、四十公里，客车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行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孟溪镇。下得车来，很快就见到了大书的“三袁故里”字样，心中顿时涌过一股亲切与欣喜。时间已近正午，便寻了一家饭店，先将肚子镇饱再说。边吃边与店家攀谈，问到三袁故乡去该怎么走。店主甚感诧异：“三袁故乡？咱们这儿不就是三袁故乡么？”我说我要去的是他们的出生之地，那里埋有他们的坟冢，还立有墓碑。“这……这俺就不晓得了。”将店内所有人问遍，却无一人知晓。对此，我并不在意，到大街上去问，总该有人知道的。可是，我站在大街上一连问了十多人，不是摇头作答，就是含糊其辞。还是在公安县工作时，我曾听人说起过三袁出生之地就在离孟溪镇不远的某个村落。以三袁之名声，到了他们故乡，还有谁人不知其出生之地呢？所以我也就忽略了该村之名。没想到实际情况竟会如此。我站立街头，五月的阳光充满生机地照耀大地，望着眼前浮来浮去的人们，我心里不禁生出了几分懊悔。但是，既然来了，我就非得找到不可！突然间，就想到了我读公安师范时一个姓孟的同学，1983年毕业后他分回了故乡孟溪镇。只要找到了这位同学，我想他应该是知道三袁出生之地的。由他带我前往，既拜会了同学，又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可是，毕业后十多年后，我们从未联系，也不知他现在哪一所学校教书。那么，到镇教育组去查询，总该找得到的吧？一打听，教育组就在旁边不远处。到了那里，很快就查到了他的下落，原来他已离开孟溪镇，调到县城工作去了。怎么办？念头一转，我就直奔主题，向他们问询三袁故乡之所在。他们是文化人，不会不知道，我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回答。果不其然，他们都知道。三袁故乡位于孟溪村，离镇上大约七八里。并指着一旁的道路，告诉我应该在哪儿转弯，然后怎样怎样走。一口气说出了好多地名，我怎么也记不清，就说：“干脆，我到街上租一辆三轮车去吧。”“那个地方很偏，一般的三轮车主也不见得知道，这样吧，我跟你找一位熟人，他就是那个村出来开车的。”一位热心的老师便带着我来到旁边的站口，好几辆三轮车停着没有什么生意，他径直找到其中的一位四十多岁的车主，要他把我带到目的地。
柴油机发动了，三轮车驶出小镇不远，龙头一拐，便上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土路越来越窄，慢慢地就驶上了一条仅容车身的高高田埂。两旁是水田和堰塘，我坐在颠颠簸簸的车上感到惊心动魄的，真担心一个闪忽车子翻下田埂。道路越行越窄，大约行了近半个多小时，三辆车停在一家农民开的商店前，便再也无法前行了。停车熄火，车主朝前一指，说：“往这条路走，朝右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也就到了。”我问：“还有多远？”“不远，两里多路的样子。”
我还是搞不清楚具体的方位和地点，正在这时，过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他自告奋勇地带我前去。我非常高兴，说了好几句感谢的话，他说他正闲着没事，带我去转转不过是小事一桩。
一路上，少不了要问问有关三袁的情况，他懵懵懂懂的知之甚少。便谈他自己的事，他说他初中还没毕业，就下学了在家赶着一群鸭子谋生。
聊着走着，不过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
坦荡的原野上，兀然耸起一座山丘。山不高，但其四周全是平畴，一烘托，就显得颇有几分气势了。此山名叫荷叶山，山顶长着几棵稀疏的树木，山坡已辟为良田，种植着棉花水稻。当年，荷叶山附近的桂花台上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就诞生于此。桂花台到底是哪一块地盘，现已无从考证，唯一见得到的，便是缓缓起伏的山坡上，耸立着几个高大的坟冢。其中两座下面，即葬着一代文豪袁宗道与袁中道兄弟两人。袁宗道于1600年死于北京，袁中道在1624年卒于南京，但是，他们的灵柩皆运回了故里。因袁宗道曾当过明朝光宗皇帝的侍讲，光宗看在当年 “侍讲读有劳”的份上，宗道、中道同时得到了皇帝的“御赐祭葬”。据说在“文革”前，他们墓前数百米远处，还立着一块近丈高的大碑，碑上刻着御赐祭文。碑与墓之间，两旁种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林荫夹道，形成一条小巷，颇有情趣韵味，当地人称之为“碑巷”。可惜的是，此景在“文革”中遭人毁坏，石碑也不知弃于何处。如今，宗道、中道坟前也立着一块墓碑，但这是1987年为迎接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而重新修复的。此碑间不长，但上面的字迹已经漫漶，认不真切了。
纵然身死它乡，也要葬归故里，这不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的“落叶归根”又是什么？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不知老二袁宏道怎不愿葬在故里。1610年，袁宏道病逝沙市，灵柩也曾运回了他的出生之地。却未归葬，一年后，却移柩葬到了离此约三十多公里的郑公镇法华寺。法华寺紧傍危水河，旁有白鹤山，那里当然也是一个幽雅宁静之处。可是，三兄弟同葬于风光明媚的故乡之地，就像他们生前所创立的文学流派“公安派”一样，作为一个整体永不分开，供后人凭吊，岂不更好吗？
想来想去，我只能解释为郑公镇那里有一座庙宇法华寺的缘故。袁宏道尚佛，他对禅学有过深入的研究，著有《西方合论》等佛学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一代禅学大师。也许，他还觉得对禅没有参够，想死后面壁佛祖吧！
我坐在荷叶山上，点燃一支香烟，悠悠然地抽着，以尽量放松自己，进入三袁当年的氛围之中。
广阔的田野伸展着一望无际的绿色，水稻、棉花、大豆等农作物正在五月的阳光中疯长，我仿佛听到了一曲宏大的生命交响。可在明朝的三袁之时，根据他们文中的多次描述，那时的风景远比我今日所见更为原始古朴、美丽动人：荷叶山“乔松古木”，苍翠葱郁，松林中不时传来一声声老虎的长啸，令人心惊胆颤；荷叶山下，是硕大的淤泥湖，湖水清清，如一面大镜；山前约一公里处，有一座雄伟的古刹，名叫义堂寺，传说宋时岳飞镇压杨幺农民起义归来，曾在此悼念阵亡将士，寺庙因此得名，堂前巍然耸立一棵高大茂盛的银杏树；荷叶山后，有一条南通沅水、澧水，北极长江的长河孟家溪，明时交通闭塞，三袁兄弟正是由此乘船通向外面的世界；山下广阔的原野上，也是树木成行，芳草萋萋，农舍前后，翠竹环绕，野物出没其间，三袁兄弟还常随父辈们外出打猎……
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草，可以听松涛鸟鸣，玩竹色花香，食鲜鱼杂果，三袁兄弟的童年少年时期，便是在这充满了灵秀的故乡山水间长大成人的。他们无忧无虑，娱情山水，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故乡的山水，培养了他们的性情，给他们的生命注入了源泉与活力。此后，他们创立的“公安派”文学主张“性灵说”，其精髓即为不拘格套，提倡性灵：“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
袁宏道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复古论调而提出的“性灵说”一出，立时树起了一面文学改革的大旗。天下有识之士群起响应，很快便形成了一个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核心的强有力的文学团体“公安派”，一股清新的文风刮过沉寂的长空，明季文坛，顿时焕然一新，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奇特的现象，其中之一便是父子同扬才名。显赫且为人们所熟悉的有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再就是晚明的“公安三袁”了。所不同的是，“三曹”、“三苏”都是父子齐名，“三袁”则是兄弟齐名；再则，“三曹”、“三苏”是以诗词、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著称，“三袁”除了传世的诗歌、散文外，则尤以卓越的理论作支撑而开创的文学流派闻世。作品的影响是具体的、局部的，而流派的影响却是全面的，具有颠覆与建设的性质和意义。
“三袁”的闻名于世，与兄弟间的相互影响、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密不可分。尽管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但对整个流派来说，他们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或缺。
纵观兄弟三人的生平经历，与那些轰轰烈烈的政治家、军事家们相比，显得非常平淡，并无多少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文学家的生命就是文本，他们将生命中的一切全部融入了作品之中。作品是其生命与智慧的结晶，也就是他们人生的的辉煌。
兄长袁宗道生于1560年，十岁便能作诗，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六岁举会试第一,官翰林，三十七岁充“东宫讲官”即皇太子侍讲，四十岁便染病身亡。留下了一部文集《白苏斋类集》共三百篇。他虽然早年科举得意，但一生平淡，个人生活不甚如意。妻子早逝，两儿一女全都早夭，自己从小便体弱多病。一次进京赶考夜宿荆门时，旅馆倒塌他差点被砸死其中。但他为人稳重朴实、勤勉刻苦，对两个弟弟像慈父一样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在为人为文两方面对宏道、中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袁宏道为“公安派”的主要代表，理论中坚，创作实绩也最丰。他生于1568年，小宗道八岁。他十六岁在斗湖堤读书时即组织了一个文学社，自任社长。现存的最早作品是他于十七岁时创作的《青骢马》、《古荆篇》。二十八岁中进士三甲谒选为苏州吴县令，他在吴县虽只任职两年，但将那儿治理得有条有理，深得民心。他坚决辞去吴县令后，进京得了个京兆教官。两年后，即1600年，便回故乡公安柳浪湖畔，过了六年的隐居生活。1608年由礼部调任为吏部验封司主事，他革新吏部，严惩猾吏。1609年“典试秦中”，即主持陕西的乡试。乘便游历了西安名胜、西岳华山、中岳嵩山。1610年因“考功事峻”，便告假南归，定居沙市，不幸患病去世，年仅四十二岁。留下的作品有《袁宏道集笺校》三卷约一百二十万字。
袁中道生于1570年，比宗道小十岁，宏道小两岁。他一生遍历祖国大好河山，追随宏道的文学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但他在科举考场上相当失意，屡考屡败，直到1616年他四十六岁之时，才中了一个进士。先授新安校，三年后移居南京，迁太学博士，次年又迁南京礼部主事。1624年调任吏部郎，也就在这一年，中道卒于南京，死时五十四岁。留下了一部《珂雪斋集》三卷约九十多万字。袁中道在发扬光大、捍卫“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肃清“公安派”末流之弊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果三袁不是以文学传名，而是因文治武功著称，那么，他们必定是生前显赫，死后哀荣。其故乡也必定因为他们而扬名于世，断不至于今日之寂寞。国人一般世俗眼光，仍停留在官品位的层次，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总是以其官职之大小。我曾问到好几名三袁故乡农民，“三袁”到底是指哪三崐袁，无一人答得上来。因袁宏道、袁中道先后在吏部任过郎中，古时的吏部崐官员皆被民间称作“天官”，所以三袁故乡农民便将他们三人笼统地称为“崐袁天官”。
其实，他们兄弟三人并不是没有吏治才能，袁宏道治理吴县、整顿吏部便搞得有声有色。如果他们刻意经营官场的话，袁宗道给光宗皇帝当过老师，只要稍稍巴结，何愁当不了大官呢？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寂寞的从文之路。特别的是袁宏道，对当官从政更是深恶痛绝，他在吴县当县令时给友人丘长孺的一封信里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刚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于是，他坚决辞官，可上司不准，百姓挽留，但他去意已定，连续递了七次辞呈，才获批准。
从文是一条艰难的寂寞之路，如果名声显赫，如果浮于政事，就不免流于浅薄空洞，无法接近本真意义上的文学。为了求得宁静致远，直抵生命本质，袁宏道于1600年自我放逐，远离官场，远离文坛中心，远离市声尘嚣，在斗湖堤城南的柳浪湖畔一住就是六年，过着散淡恬静的生活。然而，这时的袁宏道，已是文坛公认的文学革新派领袖，无数文人学士的精神偶像。就在他隐居的日子，天下文人的目光，有意无意间，总是投向了公安城南的柳浪湖畔，或慕名拜访，或书信求教，透过寂寞宁静的表面，又分明涌动着一股汹涌的激流，滋润着当时的整个文坛。
在纵观三袁兄弟的人生，翻阅了他们现今留存的能够找得到的文集之后，我发现，他们并无什么明确的大志，或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或一定要称雄于某一领域，或一定要实现某种野心。这些，与他们都不沾边。他们的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很大程度上出于父辈的期盼与督促，一种社会惯性压力的推动；他们的选择文学，是出于生命的内在需要；他们所高举的文学大旗，也是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复古风潮的有感而发。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本真率性与自然。事业的轰动，人生的寂寞，于他们来说，似乎是身外之物，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干系。由此看来，他们三兄弟，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顺其自然、出乎本心的“真人”。
兄弟三人都活得不长，宗道四十，宏道四十二，中道寿命要长一些，但也只活了五十四岁。这恐怕与他们没有规律的生活及娶过一妻多妾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每每为后人所诟病。他们死后的备受压抑与冷落，还与袁宏道的推崇《金瓶梅》不无联系。就现有史料所载，袁宏道是评论《金瓶梅》的第一人，他认为该书“云霞满纸”，并预见小说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大有成为今后文学主流之趋势。然而，袁宏道对《金瓶梅》的推崇，却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诲淫诲盗”。于“诲淫诲盗”之辈，理所当然要予以压制打击了。
一支烟抽完，想到还在等着我的三辆车主，便向袁宗道、袁中道的坟墓告别，慢步踱下荷叶山。然后，又由这位小向导带着行了两里多路，去看义堂寺中的一棵银杏古树。寺庙已毁，银杏围在一所小学校内。该树高四、五丈，树身粗壮，枝杆挺拔，树龄已达四百多年了。袁宏道在《义堂寺》一诗中曾有“银杏熟果堕佛髻”之句，这恐怕已是当地留存下来的唯一曾与三袁有缘的见证之物了。
看了银杏，返回停车的那家商店前。头顶的炎阳与步行的疲累已弄得我气喘吁吁，便在店内稍作歇息。围过来不少当地农民，我便与他们就三袁为话题随便聊开了。
他们说像我这样专程来看三袁故里及坟墓的，以前只有县文联的同志来过两次。一次为搜集有关资料，一次为重立墓碑。当时就想，尽管我生长在公安，故乡郑公镇离这儿只隔着几道河流，直线距离不到二十公里。可是，如果不是为了写作袁宏道传记，我会专程来到这个偏僻的所在吗？
谈到三袁的作品，其中还有中学毕业的青年农民，但他们没有一人读过。其实，又何止他们这些农民们呢？以三袁为荣耀的公安县学界及从公安这块土地走出去的学人，还包括那些买了三袁作品的读者，又有多少人谈得上认真地读过他们的作品呢？
问起三袁的后人，村子里也没有他们的直系后代了。我以为文学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无法传承。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们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事业传承给自己的后人，可文学家却不能够。文学是一项天才性的独创事业，灵气与悟性是其重要的基础。三袁并非不想让他们的后代子承父业，也出现了宏道长子袁彭年、中道长子袁祈年两位佼佼者，他们都著有诗文。袁中道还将祈年的诗作收入自己的《珂雪斋集》附录之中，但已是“秀而不实”，一代不如一代了。
从古到今，公安县也出了不少名人豪杰，比如三国时期的蜀国大都督冯习，萤囊就读的东晋名士车胤，佛教天台宗创始人、隋代高僧智顗等等，但是，他们的知名度都赶不上“三袁”。也就是说，“公安三袁”是公安县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可是，这并未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公安派三袁”视为一项文化产业资源来进行开发。如果“三袁”不是文学家，而是三位名声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那么，有关“三袁”的纪念性硬件建设绝对不是今日这般样子。
“古来圣贤皆寂寞”，信矣哉！
其实，热闹与寂寞也是“三袁”生前心中一直纠缠难解的一个情结。
袁宏道在吴县辞职后到京城不久，便给他故乡的两位叔叔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语道：“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们才渐渐地看淡了热闹，归隐山林，返回自然。特别是袁宏道，在度过了六年柳浪湖畔的隐居生活后，他已参悟了不少人生玄机。只要是顺应了人生的自然，热闹也罢，寂寞也好，他都能泰然处之了。
由此来看他们身后的遭遇，过于热闹与过于寂寞都不正常。纯属人为需要的抬哄或压制，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说明了社会机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 “三袁”的文学主张与文学作品，经过几百年时间的考验，已积淀为民族文化中的有机部分，作为一股内在的潜流，正无声地浸润、滋养着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
还是让我们变得成熟一些吧，既不要去刻意地营造热闹喧嚣，也不要人为地予以压制冷落，最好的境界，便是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