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的丰硕成果，无疑为中医的借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统。
国人先是“拿来”，后是结合。
1892年9月，孙中山在澳门镜湖中医院挂牌行医，他建议该院实行中西医结合诊治，互济不足，这一建议很快就被院方采纳施行。
就现有资料所载，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中西医结合之始。
西医迅速且显著的疗效很快就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中西医相较，优劣显而易见，西医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信奉，很快即发展为中国医界的主流。
据香港医生、章太炎的关门弟子陈存仁先生在四十年前所著《银元时代的生活》一书所记，清皇倒台，民国初建时，在一大摊子所要施行的革命事务里，其中有一项就是废除中医中药。陈先生得知此事，急忙张罗着到南京请愿，总算才将中医中药给保留了下来。
在中国的国土上，废除几千年来发展至今有着博大精深之誉的国粹中医，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白纸黑字，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不论提倡也好，禁止也罢，中医这一诞生在中国特殊环境仍有着坚实土壤与深厚基础的科学，永远洋溢着一股旺盛的生命活力。但该书所载，确也透出一个促人警醒、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医早已面临可怕的危机与强烈的挑战！
纵向比较，几千年来，中医虽无大的创意与突破，但总在前进，且国人的所有病症都是靠了它才有治愈的可能。因此，医界大可悠哉游哉、怡然自得。
然而，西医闯关而入，“狼来了！”中医学界才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才知道了自身的弱点，才看到了内里的不足。
中医，也只有在与西医的相互比较中才能发现它的弊端。
对此，我不妨由一则有关李时珍的故事稍稍展开谈谈。
说的是李时珍在北京太医院就职时的事儿。一日，他忽然接到皇帝圣旨，被一名太监带到皇宫为皇后搭脉诊病。皇后是不能轻易得见的人物，何况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于是，她只能躲在厚厚的帐幕后面应诊。一根长长的丝线即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中介，它一头搭在皇后娘娘跳动的脉博上，一头递给医生诊断。李时珍将丝线绷紧，然后将右手食指与中指并在一起，轻轻地按在丝线上，开始诊脉。
李时珍通过丝线的传导，感受着病人脉博的起伏跳动，以此判断病情。这种丝线诊脉，本是李时珍的拿手好戏，可这次却非常奇怪，他在丝线上摸了好久，静静地感受着，没有发现半点脉博的跳动。
于是，李时珍将丝线一放，对太监道：“此物无脉不是人！”
这可是在给皇上看病呀，你能说她不是人吗？太监一听，当即吓得浑身发抖。
这时，帷幕后伸出一个侍女的脑袋，她传出话道：“刚才是丝线没系好掉在地上，现在好了，再请李大夫诊脉吧。”
李时珍只得再诊，摸了老半天，觉得对方的脉博跳得相当怪异，他还从未接触过这种脉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时珍定了定神，只得说道：“此脉过于离奇，不仙即怪。”
太监一听，又是吓得不行，说皇母娘娘是个神仙也许不错，但能骂她是个怪物吗？他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既为李时珍、也为他自己请求皇后恕罪。
“哈哈哈……”这时，幕后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帷帘一掀，里面走出一个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的男人，定睛一看，这不是当今皇上朱厚熜吗？
李时珍见是皇帝，当即一愣，只得跪在地下请罪：“卑职多有冒犯，乞望陛下息怒。”
朱厚熜挥了挥手，赐他平身落座，然后说道：“皇后无病，朕亦无病，不过试试你的本事而已，果真名不虚传啊！哈哈哈……”
传说固然当不得真，但从某个角度说明了中医之玄妙。
传统中医的医疗方法为辨证论治。具体而言，就是诊断、辨证、立法、用药四个环节。
诊断是基础，没有明确的诊断，便无法辨证用药，或者导致错误治疗。
诊断四法为望、闻、问、切。
望，就是观察病人的气色、神色，病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望的对象与范围；闻，包括听与嗅，听病人的言语、呼吸、咳嗽等，嗅对方口鼻的呼吸气味；问，当是询问了解病情；切，即切脉、触诊。
望、闻、问、切四个环节都具有很大的直观性、模糊性与随意性。它们与医生的情绪、好恶、风格等密切相关，病人的语言表达、心理状态、看病时间乃至某些细微的东西也会影响到医生的诊断。
而最令西方医学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切脉。
古代切脉在手、足、颈等多处进行，演变到后来，主要集中在手腕部，即所谓寸口脉。传统医学认为，脉博的跳动包含着全身五脏六腑的信息。医生正是要根据脉博跳动的快慢、强弱、大小、滑涩、浮沉等方面来判断病人所患何症，轻重与否，从而施行治疗。
王叔和在《脉经》中把脉象分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二十四种；李时珍增加了长、短、牢三种；明朝的李中梓又增加了疾，共成二十八种。
对这二十八种脉象，全凭医生搭在病人脉博上的指头来感知，实在是玄之又玄。医生功夫稍不到家，或是出现环境嘈杂干扰过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佳等偶然因素，就会滑入另一种脉象，导致误诊错诊。
病人之病，除具一定的普遍规律外，还受昼夜、季节变化的影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亦应之；“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等等这些，都与人体的脉相有关。而病人随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这些微妙因素与模糊条件对医生的拿脉诊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拿针灸治病的理论基础——经络来说，它是沟通人体内外上下、连接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组织器官和运行气血津液的独特系统。可是，那些未经解剖的经络与穴位完全凭借经验与直感，没有现代科学的观照与廓清，真应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哲学可以展开空灵玄虚的翅膀翱翔，而科学所具备的基本精神却是严谨求实、精确细致。
中医的最大弊端，恐怕就在于缺少“精确”二字。
我常常听得医生为病人开完药方后说道：“吃了试试看，不行再来。”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病人的身体哪能当得试验品？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就感到困惑与担忧。
中医的诊断无法精确，基础一失，后面的辨证、立法、用药也就相应地打了折扣。
最令人忧虑的当数用药。
中药以草药为主，根、茎、叶、花、果皆可入药。但是，草药的药用效果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自然野生与人工栽培、长在山间与生在平地、采摘的季节不同、太阳晒干与风吹阴干、炮制的方法有别……等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疗效。一般而言，野生的、山间的、太阳晒干的草药疗效要佳。而医生开药时只在处方上写明某药剂量多少，对草药的生长、采制等条件是忽略不计的。医生处方时，一般以一个疗程为单位开药，三副、五副、七副不等。药剂师在拿药时，常常将几副药中的某一味药一次秤上，凭感觉平均而分。我二十年前实习时就是如此，秤好药后，随手一抓，一一分到摊放在柜台上的每副药中。直到今天，中草药的分发仍是如此，并不是每副药一味一味地一一秤来，没有严格而精确的量化。
中草药剂量大，用药极为不便。病人自己煎制，时间与火候直接影响疗效；一大碗一大碗的药汤，苦涩难咽，吃药对病人来说，无疑于是一次折磨与受罪。中成药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不少疑难病症，还没有、或者说还无法生产出相应的成药。中药药剂由于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使生产的广泛性、疗效的稳定性、可靠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中药的功能与主治，不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都存在着针对性不强、笼统模糊的不足。不少中成药的说明书中，见得最多的便是滋阴补肾、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补益调气、消肿止痛等用语，涵盖面过广过宽，许多病能治又不能治，不清不楚，似是而非，不如西医简单明了，能治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且疗效显著。
中医与西医比较，严格地说，它只能算是一门养病医学。西治属进攻性，中医的方法以养为主，既养病又养命。
《本草纲目》就是一部养病医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治百病、包罗万象，但它只能算是一部平和的药理、医理书，不带突破攻治，讲究的是调和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三百年来，古老的东方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无情而致命的冲击，整个医学体系几近摧毁。特别是近百年来，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更是在东方医学界隆隆回响。
中国传统医学艰难地生存着、发展着，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日渐走出困境。
随着社会精神、物质生活的发展，当今疾病正朝着综合性、系统性方向扩展，癌症、爱滋病等疑难病症、顽症绝症、不治之症迅速蔓延，占据主导地位、但属头痛医痛、脚痛医脚单功能医学的西医对此却一筹莫展。再则，西药的副作用过大，在治病的同时严重地危害了人类的身体，大量聋哑残病、肝肾疾病等综合性病例皆因打针吃药造成。据有关统计表明，西医治疗的成败比例约为四比一。
面对现代医学的种种弊端，面对化学药品可畏的毒副作用，人们发出了“重新回到大自然去”的呼喊，期望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中国的传统医学，并预言21世纪将是中医、中药与针灸的世纪。中医学在整体动态平衡思维方法指导下的实施辩证论治，对某些难治之症、慢性疾病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疗效；中药副作用少、无药瘾之患等优势为医学界看好。于是，一个学习、研究中医的热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学的外在表现并无半点现代气息，但是，它却富有值得现代甚至未来予以研究的科学内涵。中医数千年的医疗历史、整体辩证的认识观念、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翔实的临床经验及切实有效而接近自然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凝聚为一个有机的医学整体，其潜在的实力不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挑战与机遇并存！
如果中医学再不抓住这一发展契机复苏振兴，恐怕真的就此衰落永无“出头之日”了。
世界性的“中医热”期待并要求着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化。
中医的思维方法亟需引进以实验观察和数学推导为基础的现代分析方法，全面地揭示人体的系统结构和层次关系；诊断与治疗的手段应彻底改变过去的直观观察与经验思维的局限，改变过去的“三个指头一个枕头，一张处方一根针”的原始诊治方式；中医必须实现定量化，引进数学计算、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技成果，对中药的化学成分深入研究，以分子水平的角度来认识、阐述中药的药理作用；那些具有多重内涵、玄妙模糊的中医语言应用准确的、通俗的哲学语言和系统科学语言来表达……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论及中医时也曾说过，发展中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中解脱出来。
因此，中医学必须在自然观、人体观、疾病观、疹疗观、方法沦等方面作出深刻的反思与变革，大量吸收西医及当今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总结、升华，建立新的中医学科分支，构筑一个充满生机的、呈开放态势的中医学学术体系，以期脱陈出新，达到真正的质的飞跃。
中医若能发挥其内在潜力，攻克癌症、爱滋病等现代难治之症及多种慢性疾病，延长人类的寿命、增进人类的健康、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便是在为整个世界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好事！
人们期待着中医的再度辉煌！
……
想到这里，我不禁再次抬头仰望李时珍那高大的塑像，映入眼帘的仍是那飘动的胡须、眺望的眼神与严峻的面容。对此，我已不再陌生。一番梳理，我似乎已经破读了这极目眺望与面容严峻的深层内涵。
他的目光早已穿越重重历史迷雾，直逼今天，射向未来——他期待着中医的再次崛起，能够与时代同步矗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他希望中医学早日从古代经验哲学的思辩范畴中挣脱而出，发展成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武装的真正科学；他希望中医学尽快转型，发挥它的内在潜力以攻克肿瘤、爱滋病等当今社会的不治之症；他更希望后学走出前人的窠臼，不要老是停留在对《内经》、《伤寒论》、《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学权威著作的修修补补上，也不能总像往日那样“集大成”，而应吸取古今中外医学成果，整合当今各门学科，有所发展，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创建严格意义上的中医科学。
常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此喻于中医学界，自李时珍之后，也当有新的医圣面世了。
时代、社会、世界都在呼唤着医中之圣的脱颖而出——确切地说，是在呼唤着新的中医之圣的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