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站在岸边面对肆意妄为的滔滔江水时；在淹没的民垸内采访、感受体验灾难的残酷与无情，坐在巡行的船上低头注视脚下被淹没的土地与房屋时；在接收不同渠道与传媒的有关洪水肆虐的大量信息时，我脑海里想得最多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98特大洪水是否可以避免？我们能否将这场灾难的损失减少到轻而又轻的最低限度？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98洪水，不仅是长江全流域的特大洪水，东北的松花江、嫩江也出现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就连常常断流有成为内陆河之虞的黄河也出现了汛期；这场洪水，不惟中国，韩国、俄罗斯、英国、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袭。这是一场受着太阳黑子磁周期、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影响、左右的必然性洪水。如果大气层不被人类工业化的污染所破坏，’98洪灾肯定要减轻许多。因此，整个人类都应对这场洪灾负有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

如果我们有着敢于正视灾难的勇气，面对倾泻而下的狂骤暴雨，在可以划分的独立责任范围——长江流域内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并自觉地、一以贯之地维护这一地域的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是断断不会出现一场具有毁灭性的洪涝灾害的。

’98洪水，是自1954年以来发生的又一次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这两次洪水具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入夏普降暴雨，水势来得猛而急，不少水文站突破警戒水位、紧急水位、危险水位的时间几乎同步等等。可是，就流量与水量而言，’98洪水却没有1954年的大。以宜昌水文站为例，1954年的最大洪水流量每秒六万六千八百立方米，而１９９８年的最大流量为每秒六万三千六百立方米；再以超蓄洪量为例，1954年超过一千零二十三亿立方米，１９９８年则仅为一百五十六亿，比1954年要少超八百六十七亿立方米。可是，长江中游、下游仅除武汉和黄石外，不仅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水位，而且全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一些河段的水位比1954年要高出一至二米。也就是说，’98洪水不如1954的大，其防洪指标与艰难程度却远远超过1954年。如果我们以1954年的防洪设施、防洪标准及防洪状况遭遇１９９８年的洪水，不仅不会出现特大洪灾，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洪峰将会通过得比较轻松而坦然。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为什么我们抗御洪水的综合能力却越来越差了？在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９８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我们都在做些什么？

只要稍作回顾，就不难发现四十四年来许多丧失理智的短视行为在长江这条母亲河身上所留下的深深创伤。

我们先看上游。

当一棵棵大树在一把把斧头越来越快的砍伐中轰然倒下时，当一片片森森在一条条现代化的电锯中痛苦地呻吟着吐出一滩滩比那殷红的鲜血还要刺眼的白色锯末时，当一片片扬起的镢头、锄头、铁锹以开垦耕地的名义在一道道山坡上频频挥舞时，我们可曾想过将要带来的严重后果？

长江上游原始植被的破坏将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中下游大量的泥沙淤积。

曾经一个时期，我们的头脑里不仅没有这种最起码的常识概念，还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陶醉在对大自然的所谓征服之中。

然而，陶醉的迷梦未醒，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却一个接一个毫不留情地降临人们头顶。

据有关资料表明，自公元前１８５年至今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长江遭遇的较大洪灾共计二十二次，大致规律为平均每百年一次。可自１９４９年的建国以来，长江大洪水基本是每十年一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就更加频仍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等四次大洪水。这也就是说，两千多年以来的二十二次大洪水，就让我们新中国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占有了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这是一个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惊诧且汗颜的黑色数字！

若照此发展下去，像１９９８年的特大洪灾更要一个接一个地奔涌而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将时时面临着一场场拼实力、比消耗的长江大战，将时时做出一些沉船、沉车、扔粮食堵溃口的非常之举，更将时刻准备着用无数的血肉之躯构筑一条条特殊的人集堤坝。

这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我们不正视眼前的现实，不从’98洪灾中吸取沉痛的教训，再不亡羊补牢，也许，我们面对的结局将会比这更惨。

据１９５７年的调查统计，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二十二，水土流失面积为三十六万多平方公里；至１９８６年，森林覆盖率仅剩百分之十，水土流失面积则高达七十三万多平方公里。而自１９８６年以来，砍伐与开垦仍在大规模地继续着，到目前为止，四川宜宾以上金沙江、大渡河两岸的原始森林已砍伐殆尽，岷江、沱沱河、乌江等几条长江上游的支流植被也同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仅１９９８年，沿江森工企业就已砍伐了约三十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于砍光了一片５万亩的原始森林。据有关专家估算，一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相于一个一百万立方米库容的水量。

面对这种滥砍滥伐的情况，就连美国人莱斯特·布朗也不禁大声惊叹道：“长江流域的原始植被丧失了百分之八十五，曾经吸纳雨季大量雨水的森林大半已不复存在。”

是的，如果上游的原始森林保护良好，就可将’98夏季从天而降的特大暴雨吸纳、含蓄，而不致于迅速流下眨眼间形成一个接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洪峰。

开垦山坡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更是惊人，倾斜度为五至十度的山坡耕地每平方公里的年水土流失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九吨，超过二十度的则高达五千至一万吨。

大量的砍伐与开垦导致成千上万吨的水土源源不断地流入长江，水流变浑、污染严重、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于是，长江的调汛能力一年比一年衰减，防汛形势也就一年比一年严峻。

再看长江中下游。

中下游除了遭受着上游江水裹挟而来的泥沙淤积等恶果外，也在急功近利地做着一些自毁长堤的盲目行为。

洪水汹涌而来，中下游如何抗御？除了人为的加高堤坝而外，更靠沿岸的成千上万个湖泊承纳、调节、蓄控。

建国初期，长江共有通江湖泊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可如今只剩得六千多平方公里了。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１９４９年全省共有零点五平方公里的湖泊一千零六十六个，１９７７年锐减到三百二十六个，而到了１９８５年，就只剩下一百九十二个了，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二。

这大群的广阔湖泊都上哪儿去了？除了因上游的水土流失导致的泥沙淤积而自然萎缩外，大多数则是在开荒造田、人工围垦的活动中变成了一亩亩所谓的“良田”。

素有我国第一大湖之称的洞庭湖其全盛时期是在唐宋之时，号称“八百里洞庭”。建国后，洞庭湖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经过“大跃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次大规模的围垦，不少大型国营农场及围垦民垸应运而生。因为围垦，洞庭湖不再是中国的第一大湖；整个水系也被切割成千奇百怪之状，被湖泊生态学专家称之为“洞庭河”；面积也骤减到二千六百九十一平方公里水面，仅为唐宋盛时的三分之一，“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令人惨不忍睹。以三分之一的面积，却要接纳同样乃至更多流量的洪水，洞庭湖承受得了吗？

20世纪50年代初，鄱阳湖尚有五千一百六十平方公里，截止１９９７年，就有一千三百平方公里的湖泊被围垦蚕食。而枯水期，湖面竟剩下可怜兮兮的一百四十六平方公里水面。

像一群破落的败家子，我们将祖宗留下的美好家产就这样一点点、一片片地消耗得所剩无几了。我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无法向后代作出一个满意的交待。难道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代代血脉传承着的坚韧之桥，将在我们手中轰然坍塌吗？

“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口号声恍惚还在耳边轰然回响着没有消失，那大音希声的老天默默地俯视尘寰、俯视渺小的人类，嘴角浮出一缕嘲讽，轻轻地吹了一口气，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就承受不住了，竟至折腾得死去活来。

《圣经》有语曰，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如果人类狂妄无知，那上帝又将有何表现与反应呢？

恩格斯曾经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事实正是如此！

还是让我们回到“洪水”二字上来吧。

上游挟着泥沙的浑浊江水滚滚而来，中下游昔日储水的如巨盆般的湖泊不是消失就是萎缩。下泻的江水既不能分散，而普降的暴雨要么强力排灌入江，要么昔日的“水盆”无法存储，总之，所有的水流全给赶进了长江主干道，将它们逼在一起，夹束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如此一来，本来就因泥沙淤积抬高了河床的长江水位能不增高吗？这便是江堤不断增高，可防汛形势却一年比一年吃紧的原因之所在。一条高出两岸十米左右的长江悬在人们头顶，而江中的洪水正如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挣扎着、冲撞着、奔突着寻找出路。如此情形，能不紧张吗？稍有不测，就是灭顶之灾啊！

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堤段就是这样在超历史的高危水位中浸泡了一个多月。十七点八万解放军、武警部队，数千万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洪抢险长达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抗洪压倒一切，其他各项工作及生活根本无法开展无法进行。不要说这些隐性的损失，也不谈那些被淹的千万亩农田，仅’98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一千六百六十六亿多元，真可谓元气大伤矣。

除了水土流失、湖泊萎缩外，长江身上还有不少令人触目惊心的硬伤。

在长江河道及岛屿上开垦居住，与水争地抢占河道，仅长江干流的江心洲、外滩圩就有二百六十三个，总面积二百四十八万亩，成为行洪、泻洪的严重障碍；在长江干支流上滥建的住宅、道路、工程、码头等不计其数；而无计划、无节制、无选择地采挖河沙更是直接威胁着长江大堤的安全……

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大小小的破坏汇聚着形成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黑洞。一旦天象有变，这个黑洞将以不可阻遏之势在长江流域为所欲为，把一些宝贵的生命、财产横扫、席卷、吸附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