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与没有节制的行为中一步步变得恶化起来，对防洪的要求与标准也就相应地变得越来越高了。

人们在几千年来与洪水的搏斗中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筑堤坝，加强水利建设，以防为主。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想挡住洪水，也只有修筑高出汛期水位的堤坝。而长期的水土流失又使得河床不断抬高，水位越来越高，堤坝也就得相应地越修越高。今日长江堤防普遍要比１９５４年高出二至三米。这样，本属冲积平原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夏季涨水季节，总是低于江水十米左右。在一条高悬头顶的河流下生活，令人心惊胆颤不已。

可是，除了将堤坝越修越高而外，人们暂时似乎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防水对策。

据史料记载，长江中下游堤防已有三千五百多年历史。如今，长江中下游各类堤防总长度为三万三千多公里，其中长江干堤约三千六百公里。

大堤初建之始，人们并没有什么科学的规划与决策。哪里洪水泛滥，就在哪里仓促间紧急筑堤拦坝，施行堵截。堤身下面的土质及杂草等堆积物，根本就无暇顾及。而整个长江大堤，就是在这一段段的自发构筑的堤坝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如荆江大堤的“九曲回肠”就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本身就建在冲积土层上的堤防，基础多沙，容易出现翻沙鼓水（即管涌）险情；加之建筑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堤身更是隐患多多。在高水位的压力下，随时都有险情发生，如发现不及时，抢救不得力，就面临着崩塌溃决的重大灾难。

要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彻底从根本上加以整治才行。而当我们将这一理论付诸实施时，方知其难度之大不得不使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我们能将具有九曲回肠之称的长达一百八十二公里的荆江大堤凭人工裁弯取直吗？我们能够将三万多公里长的长江各类堤防全部重新构筑并改造其多沙的根基吗？

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堤坝加高，做些修修补补的预防工作；但对常常出险的部分险段进行彻底的改造，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即使如此，也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资金问题。

１９８０年，水利部曾根据国务院要求召开了一次长江中下游五省区防洪座谈会，出台了一个《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报告在论及加高、加固上千公里长江堤防时，共安排防洪工程三十四项，测算的资金为四十八亿。就我国当时的国力而言，十年投资四十八亿并不为多，是一个可以承担的合理数字。可结果如何呢？我们从一份名为《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中可略略得知，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７年这七年间，水利部仅投入资金三点九九亿，加上各省的配合，也只有十二项工程陆续开工。由此，我们不得不沉痛地指出，至少到１９８７年为止，长江十年规划完成得实在是太差太差了。最令人遗憾叹息的是，１９８０年部署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诸项水利任务，直到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来临之前，仍没有全部完成，就更不说90年代的设想与规划了。

如果长江干流堤防的质量更好一些，有关防汛的安全建设更周全一些，’98抗洪形势决不至于如此被动。

从当时来看，一下子投入多少多少亿，似乎是多了点。但这点投入与洪灾所造成的损失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不说远的，仅１９９５年长江五省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五百九十二亿元，１９９６年为七百亿，１９９８年高达一千六百六十六亿。除了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人员伤亡等，如若算在一起，数字可就相当地惊人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历史与传统的民族，自公元前８４１年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以来，至今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司马迁还根据历史事实编了一部《资治通鉴》，以便后来的统治者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此后的帝王一个个都将一部《资治通鉴》颠来倒去地翻得哗哗直响，却没有一个从中真正吸取教训获取裨益，就连与司马迁同代的北宋统治者，也将他的警告与启示当作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一个好端端的帝国很快就在北方异族的侵袭下化作云烟飘散在历史深处。

由此可见，我们又实实在在是一个相当健忘的民族，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缺少一种博大且深远的忧患意识！

对待防洪也是如此。

洪灾来了忙抗洪，洪灾过去就忘洪。“临时抱佛脚”、“头痛便烧香”的负面文化传统一直绵延到今天还是具有着强大的生命活力。

１９９５年汛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二千五百六十二处；１９９６年汛期，又是这些地方再度暴露出堤防未能达标的种种隐患。如果我们汛后对这些险段险点予以彻底根治，肯定不会出现１９９８年的如此沉重的惨痛。

就现有技术而言，我国已具备修建一百多米高的水库土质大坝并保证不会发生渗漏的能力；而维修、加固十几米高的长江大堤不出纰漏，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１９９８年８月７日， 位于九江市城西四十公里处的长江干堤发生溃口，其主要原因就是防洪墙的质量问题。

这是一片新修的挡水墙，建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间，投资近一亿。建成后，被九江人称为“放心墙”，成为一面心理安全的旗帜。然而，正是这面“放心墙”与九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人最放不得心。从撕裂的墙体表明，挡水墙的墙体中竟没有钢筋，水泥标号明显偏低，而沙子又掺得太多——严重地偷工减料！

没有资金就不说了，即使投资，却又弄出这样的一些“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这又该如何向世人交待呢？

再则，即使建设达标、质量优异。如果只建不管，也等于没建，甚至还有可能遭致不应发生的灾害。一个工程建成之后，能否按设计要求安全运行并充分发挥效益，主要依靠管理工作的好坏。任何水利工程，不管其结构如何，总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即有自身的，也有外力的作用。如果疏忽大意，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后没有及时处理拖到汛期，不仅劳民伤财，更有可能使小险变成无法抢救的大险。１９９８年８月８日，位于湖北汉阳县境内的汉北民乐闸正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管理上的疏忽，加之承受堤外洪水压力太大，闸门支架出现弯曲，导致闸门撕裂。为了堵住翻涌的闸口，竟付出了两艘大型船舶、九十一台大货车的巨大代价。

防是主动，抢是被动。所谓防洪抢险，关键在防；万不得已，才投入人力物力抢救。衡量水利管理工作的标准应以不出险或少出险论英雄。

可是，从’98特大洪水中我们可看到，资金匮乏，堤防建设达不到相应的标准；而有了投入，工程却不合格；昔日的水利工程，常常年久失修管理不善而导致漏洞百出……’98抗洪所能做的，似乎没了“防”的概念，只剩下了“抢”。哪里有险，部队、民工、车辆、物资、冲锋舟就开向哪里；此处抢毕，彼处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险情；抢，抢，抢！险情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抢不胜抢……

一声声令人心悸的警钟敲响在整个’98抗洪的过程之中，至今仍在长江流域的上空一声紧似一声地回响，强烈地震颤着我们的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