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华抗洪史，追溯其发展源头，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黄河、长江流域等河谷地带的自然环境及个体力量的渺小，这就决定了先民们不得不相互依存、凝聚在一起，发挥氏族共同体的集体力量，将泛滥的河水一步一步地纳入人类给定的轨道。也正由此而创造了古代的中华文明。假如不想使这种文明归于毁灭，就必须继续维护与农业生产兴废攸关的水利建设。于是，氏族组织的形式也就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巩固。
那千百年来不断加固增高的防汛大堤，便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它是文明的发展象征，是文化的传承与积淀，还可将其视为一道权力的界碑。洪水再汹涌，也给圈在大堤之中，也就为它划分了势力与活动范围，这是我们人类由对大自然顶礼膜拜而发生疑问产生不恭的转折与开始；于普通百姓而言，大堤是一道长期悬于头顶、悬于心中的警示，一旦洪水暴虐，无数个弱小的个体便汇成另一条新的人类力量的滔天大河，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牢牢地束缚、制服堤坝中狂奔乱撞的“野马”。
鲧在对洪水的失控中落得个身首分离，而他的儿子大禹却在治理洪水的成功中获得了尊严、威信、权力等宝贵的东西。一旦实权在握，他就将舜与他的两个妃子流放于苍梧之野，不仅报了杀父之仇，也使自己的权威得到了更加的巩固，将个人的地位定于一尊，为他的儿子启顺利夺权过渡到奴隶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就是掌握了自然规律，变单纯的堵截为疏导，扫除水流障碍，将其导引至浩瀚的大海。大禹的成功，是先民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利用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初步胜利，为后人治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天人和合、顺应自然的一个伟大范例。
大禹治水成功，不仅留下了许多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古迹，其变堵为疏的治水经验与在治水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合法权威与专制集权更像一条绵绵不绝的坚韧长带贯穿着几千年中华古国的悠久历史。
在人类所面临的灾难中，就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来自洪水。洪水，这古老的梦魇一直困扰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人们虽然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将其控制，但在与它的搏斗、抗争中却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早在西汉末年，官居待诏的贾让就向皇帝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策。不与水争势，主动为其提供出路为上策；分流减洪，多辟水道，引水灌田，分杀水势，此为中策；筑堤防洪，加高增厚，劳费无已，是最下策。
贾让的治水三策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待洪水，我们没有必要与它强拼实力，应顺应水势，疏通江河水道，纳入百川大海；我们应将昔日的“令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变为“与高山相依，为河水让路”。
在’98抗洪救灾宣传中，一个用得最多的词汇就是“洪魔”。将洪水视为魔鬼，活脱脱一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架势。我以为大可不必如此。对待洪水，一副俯视和对抗的态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应与其采取平等的、对话的态势。
水，是人的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的生命极限仅为五天；没有水，别说生存，地球上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具有高级智慧的人类；而作为人的物质生命之构成，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是氢氧化合物——水！
水在地球上的存在已有上亿年的历史，要说家园，地球才是它的真正家园。依靠了水才出现在地球上的人类，却与水动起了干戈，两相争夺家园。如果水有思想有灵魂，该作何想？它是否后悔为人类提供了生命之源？是否鄙薄人类的忘恩负义？
在水面前，我们人类不仅历史短暂，也显得十分渺小。如若真正与水对抗，我敢断言，失败的肯定是我们人类自身。
水给了我们生命，江河湖泊给了我们灌溉与舟楫之便，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与感激，应该尊重、爱护、善待它们，使那一条条的江河经络畅通、血脉流贯、体魄健美。
洪水为何暴虐？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湖泊、堰塘等家园，它被人类弄得污浊不堪，它给我们逼得走投无路，难道发发脾气都不应该吗？
我们应该好好地反思自己，以平等、以真诚与洪水进行对话与亲合，而不是剑拔弩张的对峙。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为它提供出路，为它解决生路，它必将以相应的行为回报人类，断断不会出现泛滥、溃口、横扫、席卷等狂暴与凶恶之乖张。
贾让之所以将筑堤拦水的行为视为下策，我以为他一是针对当时的大量围垦而言，二指将洪水逼上一条狭窄的河床，一旦不测，溃口改道，即给人类带来突发性的毁灭灾难。
对黄河的治理正是如此。黄河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中国的忧患”，与它的多次改道有关，这改道往往因无法预防而危害更大。
而今，中国的重大水患已由黄河南移长江。
为什么正是这两条哺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恰恰会给我们带来无情的水灾呢？
没有返哺之恩的敬畏，只有无尽的索取、贪婪的掠夺，即使母亲，她也要在这些不孝子孙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上两个巴掌呀！可我们却不明其理，不思改悔，不是索取，就是暴殄。于是，母亲黄河在历经了过多的忧患与创伤后无可挽回地衰老了，她的乳房再也挤不出过多的奶水，只能以断流的方式再一次警醒人类。如果我们再不改弦更张，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命运，也许会比黄河更加悲惨！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以预料的事实。而到了那时，一切弥补可就晚矣。也许，当我们的后代面对枯涸的长江，遥想历史上的’98抗洪，他们将根本不可理喻，还以为是前人们杜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而显示民族的幽默呢。
幽默？不错，一个令人心悸的黑色幽默！
但是，只要我们顿时警醒，一切从头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防洪做起，还来得及。
而科学治水，就是最好的防汛抗洪，也是目前与我们与长江对话的最为合理的方式之一。
我们不仅要从前人的治水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还可参照国外的防汛抗洪经验为我所用。
巴西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全世界百分之十的淡水。巴西境内河流纵横、降雨丰沛，却少有特大洪涝灾害。除了巴西人口密度小外，最重要的还是巴西江河流域的植被没有遭到破坏。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措施予以保护：建立受法律保护的森林公园和生态保留地；专门立法，规定江河上游及主要支流两岸应保留一定宽幅的防护林带；制定整个流域经济发展战略时，也考虑了保护植被环境、防洪防涝的问题；教育江河流域的民众自觉行动起来保护生态与植被等等。
荷兰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以下，而百分之六十的荷兰人正是居住在这些低洼的地区。荷兰西南部又是多条河流的入海处，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与侵袭。过去，荷兰人以为防洪就是抬高堤坝，他们直到20世纪初还是这么做的，后来才发现堤坝越高，危险越大。如今，荷兰的防洪建设是以疏导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组合。比如，在洼地铺设管道，建设抽水站用以排水；在缺水的地方开挖运河，把水引过去；对需要靠堤坝保护的城市不断加固；深挖河床、拓宽河道……总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设计。鹿特丹以南的三角洲工程，便是荷兰综合治理的一个典型性系统工程，除了一圈圈的防洪大堤将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和城市保护起来外，还有排水管道、抽水站、运河、泄洪区和可开启式的大坝等各种设施。
日本是一个自然灾难频发的国家，不仅地震，洪灾也大。对待洪水，日本重视的是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筑，其堤坝防洪标准可治一百至两百年一遇的洪水，现正试验在近城区修建一种新型的宽达几百米的超级大坝。这种大坝不保证洪水绝对不出来，但能保证即使出来也不会毁坏大堤。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采用一百五十至五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保护城市和重要经济区的其他河流堤防采用百年一遇的标准。
与外国横向比较，我国不仅没有巴西的植被保护，没有荷兰较好的综合治理措施，也没有日本、美国可防百年以上洪水标准的水利设施。长江堤坝的防洪标准，还只能控制十至二十年一遇的常发性洪水。
科学知识、专家学者、水利设施等， 在防洪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98特大洪水，对我国的综合国力也是一次检验。几十万部队的紧急调用，数百万群众的及时上堤，运输力量的及时到位，通讯网络的密切联系，高新技术的成功运用，葛洲坝、隔河岩等水利枢纽工程的蓄洪错峰……都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也是’98水灾虽大，却未动用荆江分洪工程而将损失减少到比１９３１年、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危害少之又少的原因所在。当然，也不应忽视激荡回旋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空的英雄主义豪情所起的巨大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重要信息。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严防死守，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等口号自始至终成为’98抗洪的主旋律。血肉之躯构筑堤坝挡水，勇则勇矣，但其机巧、智谋与人类的发展、与科学治水极不协调。发展到后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防死守，人不在堤也要在”的口号。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义和团的勇士们光着赤膊、涂着一些古怪的符号冲向八国联军的枪弹与炮火构成的严密火网中成批成批倒下的悲壮情景。在枪弹与洪水面前，血肉之躯能挡什么？人的价值与尊严何在？人类正跨入21世纪航天时代的大门，我们也应该“鸟枪换大炮”，舍弃蒙昧原始的思维、声音与行为，完成历史性的科学转轨才是首当要义。
在抗洪抢险中，也出现了不尊重专家意见、 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痼疾。九江堵口，就现场的沉船来看，专家说最好的方式是横着沉，而有关领导却命令竖着沉。专家无权，自然是领导说了算，于是，船就竖着沉下去了。结果形成一股巨大的暗流，给堵口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延缓了堵口的顺利施行。
’98抗洪抢险，截止８月２４日，共出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四百三十三点二二万人次，车辆三点五七万次，飞机和直升机一千二百八十九架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长江沿线投入的总兵力为十七点八万人。８月１６日傍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打电话给亲临抗洪前线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均上将，转达军委主席江泽民指示，任命他为湖北抗洪部队总指挥，并表示要多少兵就给多少兵，要求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８月２５日，长江抗洪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十七点八万官兵遵照江泽民主席的最新指示，于当晚８点全部上堤，全力以赴迎战长江第七次洪峰。严密得当的组织措施连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兰普顿先生也认为，即使美国也难以做到。在长江沿线出动如此众多的兵力，渡江战役为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喊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在历史上也是第二次，第一次是１９３８年的抗日战争的武汉大会战，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迫使日本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相持的一个转折点。只有当我们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才会出动如此大规模的集团军队。以往，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战争，而１９９８年一场洪水，却使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的严重侵袭。国家的安全不仅来自外部，也可来自内部；不仅来自人类自身，也可来自严重的自然灾害。据此，也使我们以往对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的传统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