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公安派、三袁、袁宏道，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欲罢不能。
时间，实在是拖得太长了，对此，我必须有一个交代与“了结”——对自己，对故乡，当然也是对三袁，特别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
作为明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公安派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而且影响深远，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导与前驱，直接开启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推动着它向纵深发展，横扫、荡涤封建专制的污泥浊水。
但是，在今日喧嚣浮躁，文学退潮且日益边缘化的社会，了解公安派的人肯定不多。公安派主要成员十多人，开创者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音zhòng）道，简称“三袁”。因他们为湖北公安县人，所以这一流派称为“公安派”。
与公安派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的出生之地湖北省公安县郑公渡与三袁故乡孟溪镇虽然隔着两条河流，但实际距离只有十多公里。不过呢，直到我十八岁离开故乡考入公安县师范学校之前，对三袁知之甚少。
在县城斗湖堤镇学习、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于公安派、三袁听得就多了，但也没去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对这一文学流派的渊源、发展、内容也不甚了了。至今回想起来，当时与三袁有关的两件事情印象最深，一是在油江河边见到了一块刻有“袁中郎故里”的石碑，题字者为袁宏道好友苏惟霖（字云浦），只是这碑早已不是原物，而是清嘉庆元年（1796年）的复制品；另一件是1987年5月，县城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公安派文学讨论会，我虽然无缘与会，但辗转得到了一册会议论文选编《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还对重点句子、段落，用蓝色圆珠笔做了不少记号。
说实话，在公安老家时，我与公安派，与三袁，并未有过什么实质性的联系或“瓜葛”。没想到1990年正式离开公安，调到湖北黄石市从事专业创作后，却有了一次走近、了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机会。
那是1993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划一套《荆楚十大文化名人丛书》，所选人物为屈原、弘忍、袁宏道、李时珍、李四光、陆羽、熊十力、胡风、黄侃、闻一多。负责丛书组稿、统稿等工作的编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求学时的老师卢昌德先生，卢老师希望我能承担袁宏道的创作任务。既然老师盛情相邀，兼与传主又有同乡之谊，我二话没说，当即应承下来。
无论是文学理论的开创，还是创作实践及影响，三袁兄弟成就最大者，当数老二袁宏道，也即袁中郎。古人对相伴一生的名字十分看重讲究，不仅有名，还有字，有号。宏道为名，中郎为字，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石头道人、空空居士。宏道者，弘道也，可见父辈对他寄予多大期望！古人一般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故“中郎”之字，长期以来，比其本名更加响亮。中郎之意，一为官职，二乃次子。作为官职，指宫中护卫、侍从，长官称中郎将，简称“中郎”。袁宏道作为一介文人，从未担任过“中郎将”之类的武官职务，显然取其次子之意——他出生时，哥哥袁宗道已有八岁。
于是，我不得不撇开其他俗务，花了大半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积累资料、系统阅读、认真研究等准备工作之中。还专门回了一趟公安，在县城斗湖堤镇拜访《三袁传》作者、时任县文联主席的李寿和先生，就有关创作问题当面请教；然后前往三袁故乡孟溪镇搜集素材、寻找灵感，其详细经过，我已写入《寂寞与热闹》一文（见附录一），在此即不赘述。
一部十万字的文稿很快就完成了，但我心头，有关公安派，有关三袁，特别是与袁宏道相关的一切，却怎么也割舍不下。
“作为一名公安人，能为袁中郎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乡立传，当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愉悦充斥于胸。”我在1994年11月11日完篇的《袁中郎传》“后记”中如是写道。而愉悦之余，更多的则是意犹未尽。受丛书篇幅、体例的限制，传记“要以荆楚文化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每册十万字，且交稿时间紧迫，大有“囫囵吞枣”之嫌。于是，就想对袁宏道作一番认真细致的全面研究，然后好好地创作一部书稿，不是为了“交差”。
岁月荏苒，真如白驹过隙，十八年时光一晃而过，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拖得如此之久！
十八年来，我虽然忙于其他方面的创作，以及工作的调动与适应，还有日常生活的诸般琐事，但对袁宏道，却一直萦绕于心，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尽可能地将书斋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在一起：搜集资料，沉下心来，广泛阅读，钩沉索隐；实地探访相关名胜、遗迹如当阳玉泉寺、公安二圣寺、袁中郎墓等，特别是探访中郎墓时，可谓充满曲折，第一次“单枪匹马”没有找到，第二次“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探得墓址，并意外地见到了字迹漫漶得难以辨识的袁中郎墓碑（见《后记：寻找袁中郎》）。
在此，我想提及一下资料的占有与使用，这对历史人物的创作来说尤为重要。
这些年来，只要涉及袁宏道的相关资料，全在我的视野与搜求之列，有的来自友人处，有的从图书馆借出复印，有的淘自古旧书店、个体书摊，还有不少则利用互联网下载或购买。文学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注脚就是文本（作品），在他们的生命与文本之间，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可以划上等号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码得搜集齐全才是。比如他的《西方合论》，当初应约创作《袁中郎传》时，只见到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中节选的《引》与《第一刹土门》，第二至第十无从查找，后来，我搜求到了《西方合论》的两种全文版本；而最令我高兴的是，长期以来被认为失传了的袁宏道两部禅学著作《金屑编》与《珊瑚林》，也弄到了它们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结社考论》、《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也有发表于报刊的相关论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与角度，或多或少地丰富、加深了我对公安派的认识与理解，也纠正了过去的不少观点与偏差。比如三袁与李贽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纪谭》为据，认为李贽曾在公安县与三袁兄弟会晤对谈，其实李贽从未到过荆州，更不用说前往公安了；袁宏道与李贽之间的友谊，因思想的分歧，也经历了由亲密无间到保持一定距离的过程。
在资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头疼的就是大量研究论著或论文中的舛误与硬伤，可谓比比皆是。有的是论者弄错，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还有的则是三袁兄弟自己记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检索、认真查对、严加考究，生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证三袁诗文时，我更是小心谨慎，担心转引出错，总以钱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笺校》为底本，而就是这一严谨、规范而权威的版本，经李健章先生考证而出的舛误与疑问之处，就达一百多条。而有些无法考证、确定之处，我只得经过一番比对之后，采用较合逻辑与情理的说法。比如中郎的上学年龄，有四岁、六岁、七岁、八岁四种说法，并且都是当事人——三袁兄弟的文章所记，对此我必须有所取舍。这一年，三袁母亲去世，中郎与弟弟小修同时上学念书。若以中郎八岁发蒙为准，这对天资聪慧的他来说肯定迟了一点；如果是四岁或六岁，而小他两岁一同入蒙的弟弟小修还只两岁或四岁，这么小的年龄上学不太合乎情理；于是，我取了七岁之说，并且这一说法是比中郎大八岁的哥哥伯修所记，他当时的记忆力，肯定比两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可靠一些。
关于袁宏道的传记，以前只有李寿和先生的《三袁传》及周群先生的《袁宏道评传》。《三袁传》是一部三袁兄弟的合传；《袁宏道评传》不仅以评为主，还有副篇《袁宗道评传》、《袁中道评传》等。因此，为袁宏道作传，便带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仅年代、事实的确证便耗去了我大量时间与精力。
近年来，随着袁宏道的《西湖游记》、《满井游记》、《虎丘记》、《徐文长传》等作品长期入选多种版本的大学、中学语文教材，因此，凡受过中等教育者，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当然，也就略知一二而已。即使文学界，谈得上真正了解的，为数恐怕也不甚多。
其实，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包括过去的我在内，对他的创作天赋、突出成就及其影响，还是有所忽视，缺少客观、完整而深刻的认识。
袁宏道只活了四十三岁，但他的创作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不已。粗略估算，《袁宏道集笺校》（三册）一百二十多万字；未编稿三卷及佚文《西湖总评诗》等十多篇，约一百二十万字；历经三年编纂而成、现已失传的《公安县志》，未知的散轶文稿等，约一百二十万字；加上《花事录》两卷等其他散存文稿，字数达四百多万。此外，他还编辑、参校、参阅、评点了不少著作，如编辑《青藤书屋文集》，编选《韩欧苏三大家诗文选》、《六祖坛经节录》、《宗镜摄录》，为《西汉演义》题序，评点《徐文长文集》、《四声猿》、《虞初志》，参校《红梅记》、《古事镜》、《唐诗训解》，参阅《东坡诗选》、《三苏文选》等。
古人著书写字，用的是毛笔，还得不时停下研磨墨汁，速度远远不如今天，而天寒地冻之时，更是大打折扣。袁宏道之刻苦勤勉，由此可见一斑。与他给世人留下的游山玩水、参禅打坐、逍遥闲适判然有别。
当然，这只是数量，而袁中郎的作品质量，更是经历了时间的淘洗与历史的考验。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性灵说”的文学理论横空出世，开创了一代文学新风，一扫前后七子复古之阴霾；他对通俗文学极力推崇，提高了小说、戏曲、传奇的文学地位；他于诗歌、游记、杂感、小品、传记、尺牍、疏、策、论等体裁的创作，堪称一流，而尤以散文（包括游记、尺牍、杂感、小品等）最为突出，位居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之列；他在佛学领域的贡献，至今仍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他由禅入净，禅净双修，于禅宗、净土宗皆有深入研究，创作、编著了《珊瑚林》、《金屑编》、《西方合论》、《宗镜摄录》、《坛经删》等佛学著作。净土宗九祖藕益大师选定的佛教经典《净土十要》，他的《西方合论》不仅选入其中，还予以特别评点，袁中郎的佛学造诣由此可见一斑。其研究之深，著述之多，成果之丰，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中首屈一指，无人能出其右。
袁宏道没有留下真实的画像，见得到的也是出自后代画家、雕塑家之想象。随着认识与了解的日渐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眼前日渐凸显——
中等个子，面容清癯，为人极其洒脱，两袖常呈飘逸之状；为官清正廉洁，超然物外，从不妄取他人一钱；极其能干，游刃有余，却无意于经济仕途；很懂生存策略与处事艺术，但楚人的率性豪放之风，常使得他在关键时刻拍案而起；广交天下士人，极重友情，虽未视金钱如粪土，却也不甚看重，如丘坦之手头拮据，他当即解下腰上银带相赠；为人处世极有气度涵养，总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常苛求自己，却不计较他人过失，有门客负他，仍善待如初；酒量不大，饮时大呼小叫，兴之所至，通宵达旦，喜饮不善饮，喜酒不嗜酒，但精于酒道，品酒、评酒极其内行；不苛刻自己，曾吃素三年，后来禁不住嘴馋，便又开荤了；遇悲则大恸大哭，遇喜则大欢大笑，毫不掩饰，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潇洒并非出自表面，而是内心的自然流露；极喜读书，读到会心之处，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大声呼叫，将仆人从梦中惊醒；嗜好茶道，能准确分辨各种名茶的细微差别；极喜游历，纵情山水，赏花玩竹，对插花艺术尤有研究；随和而谐趣，常出幽默之语，令人捧腹；天赋极高，灵感须臾而至，诗文于谈笑间一挥而就；生就“懒癖”，发起懒来什么事都不想做，却又透有着一股难得的勤勉、追求与执着……
我最为推崇的，是中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适度与适意。比如修禅，他追求禅净结合，没有当时流行的狂禅之风；受晚明时代士风影响，他娶小妾，挟妓女，好娈童，并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有“青娥之癖”，但不任情，不放纵，节制有度，不像同时代的屠隆那样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性格，既无李贽的偏执孤傲，更无徐渭的怪诞狂放，为人既豁达又严谨，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也非放浪行迹、狂荡不羁，而是疏密有致、放逸有度；他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不外乎入世、出世、玩世、适世四种，儒家的入世、佛教的出世是两种极端，而道家的玩世又点不恭，遂取一种适世而称心的姿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将道、佛、儒三者结合在一起；他独善其身，追求个性，彰显自我，却表现得自然而随意，散淡而通达……
唯有适度，才不致于走火入魔堕入极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智的行为；而适意方能得意，得其意忘其形，才能进入一种超然的境界。
说实话，当初我满腔热忱地为他作传，既有老师的难辞之请，也有纪念、宣传乡贤之意。近些年来，随着阅读、研究的不断深入，中郎的形象在我心中不仅越来越明晰，而且越来越高大，其意义与价值，早已突破乡贤的范畴，上升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晚明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宗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璀璨亮点！
当然，人无完人，中郎也有他的“软肋”与不足，这是世上任何一个人所不可避免的。
比如受传统文化的局限，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过从甚密，据袁中道《游居沛录》卷四所记：“窦与缙绅往来中郎衙舍，数见之。”在当时，中郎与徐光启、李贽等人，是与利玛窦有着较多交往的开明士人，但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过多的碰撞与影响，他留存的诗文中竟无一处提及。这对好学善思的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比如他的诗文，因追求“性灵说”的文学革新主张，矫枉过正，有时灵动到了飘逸的程度，没有往内里深掘，免不了直白浅露，不够深刻深远。中郎为文之不足，与他不急不躁、不温不火、适意豁达的个性特征及生活态度多少有些关联，人生没有大起大落，文字缺少大气魄、大气象。后来虽有改进，特别是典试陕西后创作的《华嵩游草》，诗文格局大变，袁中道称其“深厚蕴藉，有一唱三叹之趣”，惜乎英年早逝，无以继续拓展……
资料充实了，生命线索清晰了，中郎的形象也如浮雕般凸显而出了，当我感觉着准备得差不多了动手重写之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何种体裁表达最为合适呢？
最先想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有虚有实，虚实结合，能够尽情发挥。可是，文学家、思想家比不得政治家、军事家那样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可以写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文学家、思想家无甚惊天动地的社会事件，他们留给世人的，只是闪光的思想与作品，人生历练则显得相对平淡，送别、出行、游览、看书、写作及其他琐碎之事居多，虚构、想象的空间十分有限，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切入，缺少波澜壮阔的气势与大起大落的情节，恐怕很难入“戏”吸引读者。
那么，还是写成传记吧，与过去相比，充实丰满多了。可是，若按传统传记形式，受体例的限制与约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循规蹈矩、一五一十地写来，根本就放不开“手脚”，难以反映晚明的社会现实与时代风貌，无从叙写公安派变革的历史渊源，不便描摹袁中郎的内在精神情状，而最“致命”的是，许多内容根本无法展开论述，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认识了……创作一旦受到束缚，先自“心虚气短”，根本就别指望写出什么好文。而我最欣赏最喜爱最惬意的“笔耕”，便是袁中郎所提倡的“以心摄境，以腕运心”，“不拘格套，独抒性灵”。
经过一番三易其稿的折腾与踌躇，我决定在不失严谨学风、严密考证、冷静思索、客观叙述的前提下，打破某一固定体裁的限制，尽情抒写，就像黄遵宪所说的那样“吾手写吾心”。只要能够很好地厘清事实、阐明原委、塑造人物、反映时代、表达思想，即使人物传记、论著、纪实文学、文化散文等体裁的元素兼而有之，哪怕弄成一个“四不象”，我也在所不惜。
其实，前行途中，若能找准合适而理想的“路径”，也就意味着目的在即、成功可期了。
当然，不论何种写法，一部作品，唯有得到读者认可，才算成功。在此，我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使袁宏道的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内容更加充实完善。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