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突出的文学成就与佛学造诣，既源于父辈的影响，也是他个人沉潜努力与刻苦深研的结果，当然，还得益于那与生俱来的秉异天赋。
常言道，勤能补拙。此话固然不错，但欲成就一番大业，如果缺少天赋，无论怎么勤奋怎么努力，也是白搭，文学艺术尤其如此。天赋，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基石。当然，仅有天赋而不努力，无异于暴殄天物。先天禀赋与后天勤奋，构成创造伟业不可或缺的两翼。
袁宏道四岁那年，家里来了不少客人。出门走亲戚固然要穿着打扮一番，而家有客人光临也不能穿得太寒碜，不然会脸面无光。这天，小宏道穿了一双新鞋，高兴得不行，炫耀似的四处跑来跑去，“人来疯”似的又笑又闹。舅舅龚惟学望着小外甥一副天真活泼的样子，觉得十分有趣，不禁指着他脚上的新布鞋，顺口说道：“外甥，你真是足下生云呵！”没想到袁宏道听了，马上伸出小手，食指朝上一指，稚声稚气地脱口应道：“舅舅，这叫头上顶天呢！”精通诗文的龚惟学闻言，当即惊诧不已，“足下”对“头上”，“生云”对“顶天”，实难想象，一个年仅四岁的孩童，竟能随口拈来如此工整绝妙的对仗！
在袁宏道故乡孟溪村，至今仍流传着一则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长工摆脱困境的故事。
当地有位贪婪而狡猾的员外，有土地有房屋有钱财，肚里还装了一点“墨水”，雇了几个长工，既想让他们多出力，又不想增加工钱，就故意刁难，要长工们对对联（俗称“对对子”）。长工们都是些大老粗，干多重多累多脏的活儿都行，可要他们对对子，文绉绉地弄什么上联、下联、对仗、工整之类的玩意儿，那可真有点逼着牯牛（公牛）下儿的味道。
这天清晨，长工们下田插秧时，员外出了上联，说你们什么时候对出下联，什么时候就可收工。长工们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想破脑壳也想不出来，只好继续呆在田里给员外插秧。
放学回家的袁宏道路过这里，长工们见了，马上将他叫住，请他帮忙。宏道自然点头答应，当他从长工们口中得知上句是“稻草扎秧父抱子”时，下句很快就脱口而出了——“竹篮提笋母怀儿”。长工们有了巧对，立马收工休息。
“竹篮提笋母怀儿”，员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叹服之余，就想可能是自己出得太土气，什么稻草、秧苗、竹篮、竹笋之类的东西，都是些农民常见、常用之物，让他们瞎猫子遇死老鼠，凑巧给碰上了。于是，第二天就出了个十分文雅的对子，并说只要长工们对上了，不仅提前收工，还要请他们喝酒。
这次的上联是“日落西山，黄雀误遭金弹打”，长工们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也对不出来。好不容易等到放学时分，只得又向路过此地的袁宏道求助。小宏道问过上联，眼珠一转，带着童稚的口音，一字一顿地说道：“月生东海，蛟龙错把宝珠吞。”
如此巧对，员外心里尽管极不情愿，晚上也只好请长工们吃肉喝酒。
此后，袁宏道在长工们眼里，简直就成了一位神童。
不知怎么回事，这位村人眼里的神童刚一出世，就大病小病接连不断，也许与母亲龚氏遗传有关吧。龚氏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病病歪歪的，长期吃药，简直是个“药罐子”。
不久，母亲生下幼子袁中道，两个小孩实在照顾不过来，便将刚刚两岁的小宏道托给庶祖母詹氏抚养。
詹氏是一名裹了脚的普通农妇，既要操持家务，还要带好孙子，一天到晚忙得像个螺陀（一种儿童玩具）似的转个不休。她对小宏道无微不至地关爱呵护，有时差不多到了溺爱的程度。父母与子女之间，爱护常常伴着严厉与督责；而祖孙之间，更多的则是慈爱之情。因此，他对庶祖母詹氏的感情，也就格外深沉。
詹氏不识诗书，没有文化。当然，这里的文化仅指书本知识而言。在她身上，其实有着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知识，凝聚着古代妇女勤奋节俭、任劳任怨、自然纯朴、智慧勇敢等传统美德，对袁宏道的性格塑造、人生发展乃至未来走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詹氏脱口而出的民谚俗语，被他记得滚瓜烂熟；那些娓娓讲述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引人入胜，小宏道听得津津有味，一任想象的翅膀在蔚蓝的天空自由翱翔。应该说，他此后对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情有独钟，开辟出一条雅俗共赏的文学新路，与婆婆（公安方言，祖母、奶奶之谓）詹氏的这种滋养密不可分。
袁宏道七岁时，母亲龚氏不幸病逝。他强忍泪水，没有哭泣。起初，家人以为他不甚懂事，或是小时候离开龚氏怀抱，母子之间不够亲密，感情较为淡薄之故。没想到龚氏灵柩下葬时，袁宏道突然放声大哭。送丧的家人、亲戚在一旁劝说，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一个劲地嚎啕不已，直哭得天昏地暗，差点晕死过去。原来，他将真挚的情感藏在了内心深处，压抑着不肯轻易流露。亲友见状，不禁异口同声地说道：“月这娃儿，心事独特，大有隐慧，日后必是一位奇才。”
就在母亲逝世这年，袁宏道与弟弟袁中道一同入蒙念书。
据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记载，袁宏道兄弟姐妹一共六人，其中母亲龚氏（龚太孺人）生育三男一女，除三兄弟外，袁宏道还有一位大他四岁的姐姐；庶母刘氏生有二子，名安道、宁道。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社会，姐姐不仅没有机会上学，就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提及时仅以袁氏相称，后嫁毛太初。
教过袁宏道、袁中道两兄弟的塾师，留下姓名的有万莹、李钟衡、王辂等人，其中尤以万莹印象最为深刻，袁中道还为他写过一篇流传至今的文章《万莹传》。由此，我们得以知道这位塾师的有关情状。
万莹字时彻，号二酉，学问深厚，于书无所不读，“历代史自首至尾，皆能成诵”。他精通儒学，熟背《四书》、《五经》，授课时，“《五经》中有缺三四页者，一写无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阴阳、堪舆、农圃、医术、命禄、数学，对卜筮之术尤其精通；并吟诗作赋，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算得上一位全才。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乡村学问家，除当塾师谋得一些少量的钱粮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家中赤贫如洗，妻子蓬头垢面，子女又多，皆打着赤脚，衣不蔽体。所住房舍，歪歪斜斜连垣壁都没有，天亮时，外面如有人从岭上走来，卧室内看得一清二楚。若遇大雨，屋漏不已，全家只好连夜迁往别处。万二酉活了七十多岁，风烛残年，更其贫穷，死后好不容易才弄了一口薄棺材草草安葬。他的悲惨遭遇，是中国古代底层文人的真实写照。
万二酉先生长期生活在乡村，除学生之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农民与农事，于书本、学问之外的底层社会，也有着较深的认识。他“为人淳厚，生平无一妄语”，对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儿时的袁宏道能够熟背《易》、《书》、《诗》、《礼》、《春秋》等传统文化典籍。但万先生坚决反对学生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地读死书，死读书，要求背诵与理解相结合，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推荐、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儒家以外的书籍。
乡村教师万二酉不仅是袁宏道、袁中道的垫师，袁家父子、兄弟、祖孙，还常随他游历。袁宏道十九岁时，年迈的万二酉贫病交加，他作诗两首以记，其中有语道：“楚士从来多寂寞，为君挥袖泪成丝。”对恩师的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两年后，从二酉老师旧斋经过，此时人去斋空，袁宏道伤感之际，又赋诗怀念：“士老不曾官，女老不曾媒。无媒知真性，不官见隐才。守道七十载，寂寞类寒灰……马鬣封三尺，文翁安在哉？空斋遗杖履，长叹续归来。”
万先生的学识才华，于正统儒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与吸收，他的安贫乐道、达观开朗、质朴淳厚等，对袁宏道产生了重要影响。
袁宏道儿时念过书的私塾，都在故乡长安里，有万二酉私塾、输家庄、杜园等。这几处读书之地，最令他留恋回味的，当数杜园。
杜园，是一座由杜姓人家建造的乡村庄园。杜园方圆约二里，房舍六间，有万竿翠竹，百株青松，还种植着桃树、李树、枣树等各种江南果树，自然少不了那些蓬蓬勃勃的荆棘杂草，它们见缝插针地长得遍地皆是，割了又生，生了又长，长了再割，生命力格外旺盛。远远望去，杜园郁郁苍苍，一片葱茏。
杜园门前是一口池塘，池水清清宛若一块硕大的碧玉，鲷子鱼不时在水面浮现，鳑鲏等小鱼在塘边悠游，而肉眼看不见的水底，则活动着草鱼、鲤鱼、鳊鱼、鲢鱼、乌鱼、鲫鱼、鳡鱼等，当然也少不了乌龟、甲鱼、螃蟹之类的两栖鱼类，它们耐不住寂寞了，也会游到水面透透气，有时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弄出很大的动静，搅起一片水花。池塘下方，是一块农田，面积约两百亩，随着季节的不断转换，稻谷、大豆、高粱、油菜等农作物茁壮地生长着……
在杜园，可以观日出，听松涛，辨鸟鸣，闻花香，赏竹色，尝鲜鱼，品杂果，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去处。
颇有意味的是，多年以后，杜氏后人经营不善，不得不将杜园出卖。弟弟袁中道得知，便买了下来。买下后却一直没有机会入住，直到那年长安里发大水，杜园地势甚高，袁中道稍加修葺，全家才搬了进来。睹物思人，袁中道时常忆及儿时与二哥宏道一同置身杜园的情景。“杜家庄上，讲诵之暇，私相商榷，至今思之颇多异语。”除了刻苦用功、游戏逗乐外，杜园相互切磋的氛围，培养了他们读书有疑、深思探究的良好学风。
大哥袁宗道（字伯修）对两个弟弟十分关爱，但三兄弟之间，毕竟年龄相差较多，伯修年长中郎八岁，比小修则大十岁，相互之间多少有着一定的距离。而中郎与小修年龄相仿，两人一同上学，一同回家，相互玩耍，形影不离。父亲袁士瑜虽对三个儿子寄予极大期望，对其学业督促甚紧，却不反对他们课余闲暇游乐玩耍。对此，袁中道在《二赵生文序》中写道：“先君子之教予三人，不宽不严，如染香行露，教之最有风趣也。”有时，袁士瑜还与儿子们一同“游东壁河边，观澄澜”，尽享“清闲快适之乐”。严厉管教与风趣宽松兼而有之，中郎兄弟的天性，并未因入学念书受到阻抑。
故乡原始而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他们儿时无拘无束的天然乐园。
湖北以“千湖之省”著称，治下的公安县在长江中游地段的荆江南岸，享有“百湖之县”的美誉。县域之内，河流交错，湖泊密布，土地肥沃，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北宋时期，皇帝仁宗问当朝第一名士的公安人张景道：“你的家乡有何胜景，所食何物？”张景回道：“两岸绿柳遮虎渡，一湾芳草护龙洲。新粟米炊鱼子饭，嫩冬瓜煮鳖裙羹。”就连这位皇帝听了，也羡慕不已，差点流出口水。
袁宏道故乡长安里长安村离县城斗湖堤镇约三十公里，位于公安县最南端，属江汉平原之余绪，下承洞庭湖平原。长安里平畴万顷，大小丘陵点缀其间。祖父袁大化在村中择了一处岗地，筑了一个高台作为屋场，台边栽一棵桂花树，名桂花台。袁家房舍就建在桂花台上，三袁兄弟全都出生于此。台右一口堰塘，名叫“摆脚堰”。摆脚，公安方言，即洗脚，即脚在水中左右摆动之意。据说袁宏道母亲龚氏十分勤劳，像男人一样常到田间务农，她手持镰刀收割稻麦，一干就是一整天。傍晚回家，就在屋旁的堰塘清洗一番，而“摆脚”之时，手中的镰刀便顺手搁在一旁的小土台上。这个土台，后来被人称作“放镰台”。桂花台东南约一百米处，有一座不高的山丘，名叫“荷叶山”，山上“乔木千章”，建有荷叶山房，哥哥伯修曾在这里读书习字。荷叶山下，是公安县最大的湖泊淤泥湖，湖水清且涟漪，每到夏天，荷叶田田，莲花艳丽，莲蓬低垂，煞是迷人。
袁宏道与弟弟袁中道无忧无虑地生活其间，尽享孩提童稚之乐。他们常常爬到高高的树上摘果子，掏鸟窝；抓两只家里放养的山羊，骑到荷叶山上去戏耍；而淤泥湖则是他们最为向往，也是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里面打扑泅（公安方言，即游泳），捉鱼儿，摘莲蓬，采菱角，抠鸡头苞米；兴致高时，两人还跑到两三里之外的古刹——义堂寺游玩。
传说南宋初期，岳飞受命镇压洞庭湖杨幺农民起义，获胜归返途中，曾在长安里停留，在义堂寺悼念过阵亡将士，寺庙因此而得名。寺前巍然耸立一棵高大茂盛的银杏树，村里老人说，岳飞当年还在这棵树上系过战马呢，他们绘声绘色地叙说着，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不由人不信。
兄弟俩不像那些神情严肃而虔诚的香客，他们进入寺庙，只管由着自然的天性，尽量玩得痛快一些，这里跑跑，那里瞧瞧。不过呢，袁宏道有时也会停下脚步，好奇地望着寺内供奉的那些神像，以及当地善男信女打躬作揖、跪地朝拜的样子，费力地思索着其中的奥妙与含义。
一次，哥哥袁宗道不知打哪弄来一本华山游记的读物，袁宏道捧卷阅读，不禁被华山壮丽险峻的山色风光深深吸引，对那鼎峙的华山三峰，更是向往不已。他的心中，从此埋下了一颗走出书斋，游历锦绣河山的种子。家乡陆路不畅，幸有河流四通八达。荷叶山后，有一条名叫孟家溪的小河，袁氏兄弟正是在此上船，南经沅水、澧水，或是北经虎渡河，进入长江，与外面广阔的世界紧密相联。
公安县位于湘鄂交界处，山高皇帝远。长安里又为公安县之边缘，位置偏远，环境闭塞，经济落后，但也因此而免受外部侵扰，长期保存着古朴而自然的原始风貌。这里不仅生长着各种繁茂的古木，还生活着雁、鹤、鹰、雅、莺、斑鸠、喜雀、八哥、杜鹃、画眉、野鸡、野鸭以及狼、獾、野猪、狐狸、刺猬、野猫、草兔、黄鼬等各类飞禽走兽。于是，便有人不事稼穑，专以打猎为生。打猎不仅获取野物，也是一项富于冒险、带点刺激、十分有趣的活动，袁宏道与弟弟有时也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后边，跑上山岗，奔向田野，一同捕获野物，那种开心与乐趣，真是无以言表。
那时候，长安里活跃着一种今日已十分少见的珍稀动物——老虎。
袁宏道的同窗，都是长安村从小就在一起嬉戏玩耍的调皮伙伴。一天晚上，袁宏道、袁中道、李学元（字素心）等人在杜园伏案温习功课，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虫儿长一声短一声地叫个不休。突然，松林里传来老虎长长的叫声。长安里属丘陵地带，老虎不是太多，但它们白天隐于深林，夜晚跑出来活动，行踪不定，神出鬼没，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低沉的吼叫，令人惊惧不已。同窗们正聚精会神地温习功课呢，一声虎啸吓得他们全都屏住声息，大气也不敢出。他们担心凶猛的老虎跃过不高的围墙，闯入杜园，闯进房舍。
有位名叫龚仲安的同学，字惟静，号静亭，又号散木，论年龄，袁宏道比他还大一岁，但龚惟静身份特殊，是他母亲的亲弟，因排行第八，不得不称他八舅。八舅惟静天性活泼、幽默诙谐、胆大机敏，经常弄点恶作剧打趣逗乐。听见虎啸的龚惟静抬起头来，见大家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便想着如何给大家再来一番“雪上加霜”。脑子一转，灵光一闪，点子就冒了出来。他不声不响地走出讲堂，跑到宿舍找了条绣花被子，装模作样地披在身上，乍看上去，酷似一只吊睛白额花斑虎。然后，他又偷偷摸摸地跑了回来，模仿老虎的声音发出一声怒吼，纵身一跃，跳进讲堂。昏暗的灯光下，虎啸伴着一个花花绿绿的怪物猛然出现，大家以为真有老虎跑了进来，不禁发出声声尖叫，有的赶紧钻入桌底躲了起来，有的全身颤抖下意识地往后退缩，有的则嚎啕大哭不知所措……
正当大家惊魂失魄、窘态百出之时，八舅将床单一扔，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大家定晴一看，哪有什么吊睛白额花斑虎呵，原来是龚惟静在恶作剧呢。惊悸哭叫立时转为声声爆笑，众人还过魂来，骂着嚷着追赶惟静，要好好地揍他一顿不可。闹了好半天，大家才慢慢安静下来。
说到八舅，不得不提及母亲龚氏一家与袁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龚家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大族与旺族，母亲龚氏之父，即袁宏道外祖父龚大器，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后任广西、江西、直隶藩臬（布政使与按察使的并称）及河南布政使等职。龚大器不论何处做官，都平易近民，人称“龚佛”。
袁宏道祖父袁大化平生不喜结交权贵，却与官宦出身，家住近邻谷升里的龚大器趣味相投，性情相似，结下了深厚友谊。还在年轻时，他们就相识、相知、相交了，那时的龚大器，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落魄书生。龚家世代耕织，只是到了龚大器这辈，才开始识字断句。好不容易考了个秀才，此后应试，却一再落榜。龚大器豁达超脱，遇事不喜不怒。家庭贫穷，屡试不中，也不以为意。“善诙谐，虽至绝粮断炊，犹晏然笑语。其发奇中，令人绝倒。”豪爽仗义的袁大化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将他接到长安里自己家中供读。考到四十多岁，龚大器终于中了举人，进京会试又遭年轻同伴多次嘲笑，说他这么大一把年纪，以举人身份谋个一官半职算了，何必前来参加会试呢？他也不去计较，总是“笑而谢之”。没想到第二年，龚大器高中进士，吏部为官，令人刮目相看。直到七十多岁，他才离开官场，告老还乡。致仕归来，经常吟诗作赋，与子孙后人唱和不已。每逢乡村四节集会，也会前往助兴，将自己打扮得“簪袍烂然”，受到乡亲们的交口赞誉。
袁大化与龚大器的友谊延续到下一代，龚氏嫁到袁家，两姓结成了儿女亲家。袁大化总以龚大器为榜样教导儿孙，要求他们刻苦读书，求取功名，光宗耀祖。于是，三袁兄弟不仅读书吟诗受到外公影响，即使个人性情、生活态度等方面，也明显刻有他的烙印。
此外，龚家在山东嘉祥、太原等地当过县令的二舅龚仲敏（字惟学，举人）；任监察御史时仗义执言，官至兵部郎中的三舅龚仲庆（字惟长，进士），他们渊博的学识，刚正的品行，也给三袁兄弟以启迪与影响。
袁宏道在《叙呙氏家绳记》中说：“吾邑不言文，而耻言文。”当“公安派”横空而出、席卷文坛之时，有人大惑不解，戏说公安县又偏又远，那里不过长着一片黄茅、白苇而已，何以突然冒出三颗光耀文坛的星辰？对此，兄长袁宗道“吃水不忘挖井人”，在《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中稍予回应：“盖谬疑开辟蓁芜自我兄弟，而不知点化熔铸，毕舅氏惟学先生之力也。”
当然，“点化熔铸”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的熏陶，也有家人师长、亲朋好友的引导，而三袁兄弟从小所置身的历史文化氛围，也不容忽略。
春秋战国时期，公安县属古楚国腹地。从县境北渡长江，不过十多公里，就是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郢都（纪南城）。我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正是在这里，写下了许多瑰丽奇幻、优美动人、留传千古的伟大诗篇。楚文化在以郢都为中心向四周的强力辐射与传播过程之中，公安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中转站”——一处抵达并影响湖南的必经之地。
随着楚国的灭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位移，公安县变得边缘化起来，但早期浓厚的文化底蕴积淀着，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只不过时间迟早罢了。
若论公安县最早的文人名士，便是东晋时期的吏部尚书车胤。他勤学不倦，博学多通，其名字与成语典故“车胤囊萤”是连在一起的。据《晋书》记载，车胤儿时异常聪颖，但家中十分贫穷，晚上想继续用功，无奈买不起灯油。夏天，他就准备一个白色袋子，里面装着捉来的数十只萤火虫儿，借助那微弱的光亮苦读，“以夜继日焉”。车胤囊萤的故事被写进古代启蒙读物《三字经》，激励无数读书人奋发向上。
车胤之后的另一“大腕”级人物名叫智顗。智顗，又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陈、隋年间高僧，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天台宗是印度佛教本土化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智顗的圆融整合，也就没有此后影响深远的禅宗、净土宗等各宗各派佛教的创立与发展。天台宗经鉴真和尚东渡传入日本，风行一时。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回国之后，还在智顗天台宗的基础上创立了日本天台宗。
此后，公安“出产”的文人名士甚多：名列北宋全国第一名士的公安人张景，一生著书甚多，现存有《洪范》、《王霸》、《张晦元集》共二十卷，后代学者赞他“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不朽”；明成化年间任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的王轼，执法不徇私情，时人称之为“椎头”，不仅铲除了百姓痛恨的贪官污吏，还奉旨制订司法条例。王轼后升任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率兵征剿贵州苗民起义，封赐伯爵，死后赠太保、谧襄简，著有《平录二卷》等；明嘉靖六年（1527年）任户部尚书的邹文盛，为官清正，崇尚俭朴，不阿权贵，除奸去弊，政绩卓著，曾领兵作战，屡建战功。经常诗酒唱和，著有《琐围奏议》、《黄山遗稿》等。死后皇帝诏令祭葬于公安县牛浪湖畔（今章庄铺镇章庄村），墓地现存石碑、石人、石马，为公安县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文化遗迹……
公安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人杰地灵，“三袁”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破土而出”，既是偶然，也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