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袁宏道与袁中道、龚惟静、公美等人一同从公安县城出发，赴荆州江陵，参加童子试。
谢考时，荆州知府郝汝松特地叫过他们四人，予以谆谆教诲，对袁宏道、袁中道的诗文，尤其赞赏。
不久，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两人同时考中秀才。
府试成功，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成功与喜悦，对未来的仕途，充满了自信与希望。
公安与荆州虽只一江之隔，县城离江陵也就三四十公里，但他们还是第一次前来。过去常在诗文中出现的古郢都、章台寺、荆州古城墙就在眼前，自然免不了一番游览。
郢都纪南城，是当年的楚国国都，二十个楚王在此执政长达四百一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近五十个小国被征服吞并，楚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几乎全都发生在这里。作为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郢都繁盛无比，享有“中国南方第一大都会”之称。汉人桓谭在《新论》中写道：“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都城实在是太热闹了，早晨穿出去的新衣，在摩肩接踵的人海中挤拥穿行，晚上回家时就显得十分破旧了。可自从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克郢都，这里就成了一片废墟。近两千年时光过去了，郢都遗址似乎变得更加荒凉而寂静，只有夯土筑就的断垣残壁，还有生命力格外旺盛的野草，在瓦砾土堆间一个劲地疯长不已。
郢都规模宏大，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放眼望去，昔日轮廓依旧，护城河还在，水平如镜，波澜不兴，见不到半点激荡的历史浪花，可中国顶尖级的诸子先贤如孔子、庄子、墨子，叱咤风云的政治、军事人物吴起、苏秦、张仪、孙武等，他们的身影都曾在这里出现过，而官至左徒的屈原更是长期生活于此。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袁宏道等人面对故都废墟，遥想当年繁华，凭吊怀古，免不了一番感慨，正如当年杜甫所吟：“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章台寺，又称“细腰宫”，是楚灵王修建的一座离宫，他特别喜欢细腰女子，喜欢她们那曼妙的舞姿。“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死。”说的便是这里当年上演的故事。如今虽仍有寺，名未改，可楚灵王建的离宫早已毁于战乱，袁宏道等人面对的章台寺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虽属重修，却又历经二百多年，真可谓岁月易逝、人生无常。
不仅历史古迹，就连他们居住的荆州城，也非三国时期修建的情景。长江改道，古城不再临江，吕蒙此时偷袭荆州，无法利用水军，断断不会成功。荆州从关羽筑城始，东晋、南梁、荆南、宋、元都有过较大规模的重新修建，最近的一次是明洪武七年（1374年），为防侵袭，还在城周挖了一条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城墙也由最初的土墙变为砖墙。
一行人或漫步古城，或踏青郊游，荆州丰富的人文景观，在袁宏道年轻的心中，不禁生出一种白云苍狗般的感喟，引发他对历史、人生、文化的深沉思索，变得丰富而成熟。
荆州城中，还有一处无法回避，怎么也绕不开的当代人文遗迹——张居正故宅。
张居正，荆州江陵人，故有张江陵之称。明隆庆六年（1572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为明朝内阁首辅。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实行绝对专制集权，借故废除宰相一职，改用皇帝兼理，并严令规定，今后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要谁的脑袋。朱元璋废相后，功能便由内阁制替代。内阁制设内阁大学士，相当于皇帝秘书，多则六七人，少则三四人，选定一人为首辅，其他阁员称“次揆”。朝廷一切大事，皆由首辅决定。因此，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行宰相之实。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执政六年的明穆宗朱载垕去世。穆宗三十岁即位，正值而立之年，体质极好，本可以干一番大业，可他生性好色，长期服用春药，尽情享受美女，很快便被掏空身子，中风而亡。这一年，袁宏道只有五岁，年幼的他不谙世事，对高层政治更是无从知晓。先皇驾崩，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第二年更元万历。这一重大的人事变故，不仅对明朝，哪怕对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神宗朱翊钧的名气很大，只要提起这位万历皇帝，稍懂明史的人都会知道。他的出名，主要在于创造了两个之最：一是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创明代之最；二是三十年不上朝，这一记录恐怕称得上古代皇帝之最。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所写就是这位皇帝当政时期的人与事。
与先皇朱载垕相同，朱翊钧也是以第三子身份即位。自然也是前两位兄长夭折，他才获此资格与殊荣。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不懂朝政，一应事务，不得不仰仗大学士、首辅张居正。他六岁被立为太子后，张居正便任命为太子太傅。张居正尽心讲读，认真辅导，对他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培养，几年下来，小皇帝便对张居正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心理依赖。
张居正是一位雄心勃勃、志向高远的政治家，他力图挽救明朝后期日益衰败的腐朽局面，也就利用这一“便利”，推行严厉的改革措施。在他执掌朝政大权的十年间，有过许多革新除弊的举措：政治上，整顿吏治，裁汰冗官，选贤任能；军事上，任用良将如戚继光等，练兵戊边，久废的边事得以振兴；经济上，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外交上，推行汉、蒙和解政策，设市通商……张居正的改革举措，给当时的朝政，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成效十分显著，社会日趋稳定，边关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嘉靖、隆庆时期几乎年年亏空的财政有了积余，民间萌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其实，明朝开国之初，荆楚这块地盘，是颇受歧视的，原因在于这里曾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劲敌——汉王陈友谅的根据地。到了明朝中期，既无子嗣也无亲兄弟的武宗正德帝一死，决定由最近支的皇室——武宗堂弟、兴王朱厚熜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湖北钟祥市，不仅是朱厚熜的封地，也是他的出生之地。于是，风水就这样不经意间转到了荆楚大地，“真命天子”一出，这才带动当地人才的又一轮脱颖而出，张居正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才华与实绩，超过了有明一代任何一位文臣。
没有想到的是，张居正一死，神宗皇帝亲政，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翻脸不认人，清算自己的恩师、首辅张居正。十年来，张居正大权在握，凡事自作主张，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连花钱也要受到他的限制，不许多花乱花，朱翊钧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长期的压抑使他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如今总算扬眉吐气有了出头之日，加之反对派、守旧派在一旁扇风点火大肆怂恿，于是，神宗在一种严重的变态心理驱使下恩将仇报，对张居正展开总清算：将他推行的新政打入另册，旧政死灰复燃，衰朽的明朝刚刚升起的一点希望与光明，就此熄灭；他认为张居正当了十年首辅，专横跋扈，贪污腐化，私财肯定富可敌国，正好借此充实国库，于是派遣使者前来荆州江陵，封闭张家宅门，查抄张家财产。张府当然没有神宗想象的那样富有，不及明嘉靖时宰相严嵩家产二十分之一。于是，使者便对张居正家属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招供私藏的银钱，结果十多人自杀、饿死，其中就有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他留下一份遗书后自缢身亡。而此时，离张居正逝世仅只一年多时间。
抄家约四个月后，即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一份奏疏中批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箍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
严厉清算张居正，神宗不仅树立了自己的无上权威，也开启了独具个人特色风格的万历时代。
神宗遣使抄家之时，袁宏道一行正在江陵应试，虽未能亲眼目睹抄家惨状，但这一事件给当地带来的震动，无疑于一场特大地震，大街小巷的各种消息何止千万！他们在第一时间听到的各类传闻，实在是太多了。
应完府试，查抄张家已告结束，张居正的家人，除八十多岁的老母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神宗“手下留情”给她一所空宅及十顷田地外，其他的不是饿死逃亡，就是充军边塞。
这日，袁宏道一行来到张居正故居，昔日大红大紫的奢靡繁华，转瞬间变成一座萧索冷落的空空宅第。他们站在门外徘徊良久，极想进去看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回到江陵暂住地，袁宏道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张家故宅那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悲凉情景，内心怎么也不能释怀。他极力回忆、梳理、思索此次古荆州之行的所见所闻，不禁手握管毫，一挥而就，写下长诗《古荆篇》。
诗中，袁中郎对人生的潮涨潮落、历史的沧海桑田发出年轻人少有的感喟：“游人恋恋无穷已，踏遍江城春万里。只解宾从集似云，哪似年光去如矢。花开花落迥生愁，郢树鄢云几度秋。”论及张居正丰功伟业及悲惨遭遇时，更是百感交集：“霍氏功名成梦寐，梁王台馆空山丘。荣枯翻复竟何言，昨宵弱水今昆仑。无人更哭西州路，有雀还登翟氏门。汉恩何浅天何薄，百年冠带坐萧索。昔时嘘气成烟云，今朝失势委泥砾。”气盛的袁宏道，不惧皇权，不怕密探，竟以“汉恩何浅天何薄”之句，将矛头直接对准最高统治者明宗神，说他刻薄寡恩。年轻的袁宏道不知社会之复杂，政治之黑暗，官场之深浅，以其本能的直觉，深切地感到官场充满了难以逆料的险恶：张居正权倾一时之际，哪怕吁一口气都可化成烟云，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一旦失势，则弃如泥沙，变得一钱不值。那么，人生的道路，该如何选择呢？“已矣哉，归去来！楚国非无宝，荆山空有哀。君看白雪阳春调，千载还推作赋才。”
望绵绵荆山，对凄凄张府，空余悲哀。他觉得，荣华富贵转瞬即逝，求取千秋功名，唯有文章永恒。
是的，如果执于从政，一心为官，其所作所为，就当前的局势而言，欲达张居正之鼎盛，实在是难之又难，更别说超越了。即使张江陵再世，也无法改变明朝江河日下的腐朽与颓势。而投身文学，情形就不一样了。
清算张居正及查抄张府事件，对袁宏道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就某种程度而言，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决定并改变了他日后的奋斗目标及价值取向。
万历十三年（1585年），袁宏道在家庭的安排下做了新郎，与李氏结为夫妻。
十七八岁娶妻结婚，在今天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当时则极为普遍。公安民俗，对婚嫁迎娶十分重视，称之为“做大人”。也就是说，只有结婚，举行相应的仪式得到乡邻认可，才算长大成人，否则，不论男女，也不管年龄多大，在乡人眼中，都是没有成年的“伢儿”。
袁宏道妻子李氏，封安人，祖父为成都太守，算得上一位大家闺秀。像其他女性一样，李氏没有留下名字，两人自由恋爱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媒婆或他人从中牵线，再依当地乡风民俗，合八字、过礼，然后迎娶。
此后，宏道又娶妾李氏、韩氏、王氏，但从他留下的诗文来看，对这位明媒正娶的妻子李氏，感情十分深厚。
成家、立业，二者似乎都有了。可袁宏道心中的“立业”二字，绝不止于一名秀才。尽管张居正事件使他认识到政治的黑暗无情，多少看淡了官场名利，但作为一名读书人，若求上进，在当时来说，除了科举，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
袁宏道别无选择，只有打点行囊，踏上了奔赴武昌参加乡试的道路。
这些年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的弟弟中道本拟同行，却因病受阻，不得不留在家中。
寂寞旅途，形单影只，中郎不禁回想起荆州府试的情景，当时一行四人，是何等地热闹开心呵。
省试考毕，好不容易等到放榜，结果一公布，袁宏道不禁傻眼了——名落孙山！
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算什么“神童”呵！他不禁十分沮丧。
怏怏不乐地回到家中，父亲自然劝慰不已，说你还年轻着呢，只有十七八岁呀，未来的日子长着呢，急什么呀你！袁士瑜虽然这么说，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极力希望天赋最高的二子此次考中举人，一下就能超越自己。当然，天不遂人愿，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弟弟袁中道、庶祖母詹氏及其他家人，都免不了一番劝慰。
袁宏道表面应承，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落第的打击与阴影，总是弥漫心头，一股淡淡的忧伤挥之不去。受张居正事件的影响，他的人生观多少有些改变，但世俗社会，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多以官职大小而论。袁宏道一时间还是难以超脱免俗，并且，承平时代，从文与从政，二者实难截然分开。
万历十四年（1586年）于袁宏道而言，可谓流年不利，省试落第，郁郁不乐，不久又身染重疾，差点撒手人寰。
中郎生来体弱多病，与其聪慧颖悟同出一辙，都属天性。长期以来，疾病与疼痛，算得上他的“家常便饭”，大多时间，他是从病疼中熬过来的。近年来的刻苦攻读、饮酒疏狂以及婚姻之乐等，对身体素质不好的他来说，无疑造成了不良影响乃至“恶意”透支。过去虽病，却无大碍，可这次一病就病得十分邪乎，延医吃药，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不断加重，渐至沉疴，竟至卧床不起，形容枯槁，头发脱落。
中郎这年到底身患何病？中医对疾病的分类本来就十分笼统，加之病人对病名并不重视过问，现存资料全无记载。
关于这场病，中郎留下了诗歌《病中短歌》、《病起独坐》，对病疾本身的具体描写，比如病发于身体的哪一部位，症状反应如何等，都没有提及。他关乎的，只是病的“情状”，他在《病中短歌》中描写个人病容：“吁嗟我生年十九，头发未长颠已朽。病寒三月苦沉吟，面貌如烟戟露肘。”悲观之时，便有了作别亲友、长辞人世、化为鬼神的念头：“羸枯博得妻儿怜，七尺浪为鬼神有。箧里残书别故人，凡上龙钟关老叟。”在《病起独坐》中，他写自己的孤寂穷愁：“病家无客至，小犬亦高眠。开帙寻诗料，添衣缺酒钱。”
尽管重病在身，不时揽镜自照，担心憔悴的病容无以面见客人，但袁宏道并未被病魔击倒，他放松心态，“闭门读庄子”，看淡生死，“浮生喻泡影”；于八股制文之外，或吟诗赋篇，或整理旧稿残篇；有时，还病中作乐地喝上几口小酒……
“名岂儒冠误，病因浊酒痊。”良医与苦药，加之坚强的意志与超脱的心态，三月之后，袁宏道终于驱除病魔痊愈了，并以《病起偶题》为名，写下四首系列短诗作为纪念。
这场大病，对青年转型期的中郎来说，意义深远。因病而产生的苦痛，使他感到“色界身终苦”；因病而面临的死亡，使他觉得“世路他如梦”；因人生之梦幻苦短，使他由儒学转向老庄的自然适意与佛学的永恒探究，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
万历十四年是中郎的大灾大难之年，而对哥哥袁宗道来说，则是一个大吉大喜之年——他不仅高中进士，且夺了个会试第一，官居翰林。
一般文人考个秀才都难，而要完成举人、进士的跨越，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拥挤在一条狭窄的独木桥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袁宗道能够从万千读书人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也经历了一番艰难而曲折的奋斗与拼搏。
中举第二年，他就赴京会试，结果落第而归。三年前，回长安里养病的他身体稍稍复原，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再次赴考，好不容易走到黄河岸边，疾病复发，不得不抱憾而归。返程时路过荆门，投宿一家旅馆，没想到半夜时分，旅店突然坍塌，袁宗道侥幸逃过一劫，却受了一次少有的惊吓。回乡不久，贤妻曹氏病逝。一连串的重大变故，弄得袁宗道心灰意冷，也就看淡浮世，进入到一种沉静内敛的境地，衰弱的身体反而有所起色。三年一次的会试又到了，袁宗道本想放弃，而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的袁士瑜却不肯放过，再三再四地催他赶紧上路。于是，他只得抱着一试的态度，于去年秋天，第三次踏上了赴京赶考的旅程。
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荟集于京，真可谓人才济济，强手如林。人人满腹经纶，个个充满自信，都想一举夺魁抱得状元而归。可状元只有一名，就是进士，也名额有限。袁宗道看轻结果，听凭自然，进入到一种自在洒脱的境地，结果名列第一。据《明史·选举志》所记：“会试第一为会元。”二十七岁的袁宗道第二次会试，就得到个了天下瞩目的会元，一时间名动京师，誉满海内。
接着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三甲，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三甲统称进士，一甲为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万历十四年当科殿试，三甲共录取三百五十一名，其中一甲三名，二甲六十七名，三甲二百八十一名。
受会试第一这一骄人成绩的鼓舞，袁宗道在殿试时发挥极佳，按说可以高中状元，最次也可得个榜眼或探花。只因张居正案发不久，袁宗道与他属荆州同乡，主考官揣摩皇帝意图，刻意将他排斥在一甲之外，结果殿试成绩名列第四，取二甲第一名。
真没想到，张居正事件不仅祸及家族，还殃及同乡，可谓荒唐之至。
袁宗道尽管做了一回乡党张居正的“牺牲品”，但会试第一、殿试第四的成绩，足以让家人、乡人为之骄傲。
根据考试成绩，袁宗道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留驻京城。
哥哥进士登第，置身公安县城的袁中郎受到鼓舞，于病后的虚弱与颓唐中重新振作精神，披阅搁置已久的儒学典籍，以备再战。
万历十六年（1588年）秋，袁宏道第二次启程参加武昌乡试，受到主考官冯琦的器重。冯琦字用韫，号琢庵，历任编修、侍讲、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职，著述甚多，主要有《经济类编》一百卷，《北海集》四卷，《宗伯集》八十一卷，《宋史纪事本末》若干卷等，他对当时文坛盛行的模拟剿袭十分厌恶反感，推崇乐府、建安之风。袁宏道所写虽为制文，但自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流淌其间。冯琦慧眼识珠，袁宏道幸遇伯乐，当即拔为举人。
此后，他们探诗论文，意气相投，互致信函。袁宏道曾在尺牍《与冯侍郎座主书》中写道：“慨摹拟之流毒，悲时论之险狭，思一易其弦辙，而才力单弱，倡微和寡，当今非吾师谁可就正者。”师生间的情谊及相互推重，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取得会试资格的袁中郎沿着哥哥宗道当年赶考的陆路，历经近三千里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京城。
哥哥早已作好迎候准备，几年不见，兄弟重逢，手足之情，尤为亲密。
袁宏道第一次前来都城，北方的风情，北京的风物，在他眼里，自然感到新鲜，只要有空，哥哥宗道都陪他一同出游，共赏美景。
会试结束，袁宏道仍逗留京城，等待放榜之日。既然专为会试而来，对结果也就寄予较大期望。榜单公布，袁宏道名落孙山。
这年，袁宏道实岁二十一，虚岁二十二。公安人计算年龄，多以实岁为准。而各种年谱、资料等以虚岁计算人物年龄，笔者只得从众。尽管参过生死，看淡功名，毕竟年轻，情绪飘忽不定，思想也不成熟，失望沮丧、郁郁不乐在所难免。其落第之情，在《花朝即事》一诗中流露无遗：“雨过庭花好，开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几年愁？一朵新红甲，四筵半百头。久知行乐是，老矣复何求？”
而哥哥袁宗道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超然于科举、功名、利禄之外，他没有像常人所做的那样开导二弟，说些劝慰勉励之类的话语，而是与他谈起了性命之学与心性之说（即禅学）。
早在九年前，袁宗道就受二舅龚惟学影响，涉足佛学了。那时，他与二舅同行，第一次参加会试。来到京城一处集市，但见一群书商，争相销售各类书籍。二舅挑来选去，买了一本大儒语录及一二册佛学典籍而归。宗道见了，不禁窃笑，说他现在买这样的书，无疑于夏天兜售棉被。结果双双落第，一同返回公安，夜宿一家旅店，二舅突然向宗道感叹名声之虚浮，生命之脆弱。遭受打击的袁宗道，心中顿生同感，当即跃起道：“名虚身脆，何处才是归宿之地？”这时，二舅不失时机地掏出京城所购之佛教典籍，递给他说：“若要无忧无愁无哀伤，只须好好研读它们，七尺之躯有所托，人生百年不为多。”袁宗道一阅，豁然大悟，方知瓶瓿之外，别有一番天地。
此后，袁宗道从公安到京城，从重病到痊愈，从落第到会元，在大喜大悲、大起大落间浮沉不已，于是，对禅佛之学，从书本知识到社会人生，感悟更其深刻。他遍阅大慧宗杲及中峰苍雪这两位禅学大师的各种著作；结识了博极群书、善为古文的状元焦竑，以及敏而好学、精研禅法的刑部主事瞿汝稷，他们一同研讨禅宗顿悟之说；而与和尚深有（李贽高足）的交往，则多次受其见性之说的启发……时间一长，袁宗道对心性之学的参悟，远在常人之上。
其实，袁宏道早就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的公安县，寺庙林立，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二圣寺、谷升寺、太阳寺、灵化寺、天崇寺、净居寺、报本寺、法华寺等三十二座。这种浓厚的佛教氛围的形成，与智者大师的影响密不可分，他所创立的天台宗犹如一轮日晕，笼罩着公安上空，形成了一股奇妙而神秘的“场”。袁宏道置身这一特殊的佛教“磁场”，受其熏陶自不可免。
县城斗湖堤镇东面，有一座著名的二圣寺，袁宏道去得最多。十八岁那年，他就留下了组诗《初夏同惟学、惟长舅尊游二圣禅林检藏有述》，从“等闲闲法都如梦，眼底何劳觅化城”，“我亦复心求圣果，十年梦落虎溪东”等诗句来看，袁宏道对佛教不仅热情有加，其实已有较深的认识与见解。
而与生俱来的疾病及十九岁那场大病，还有两次落第的打击与痛苦，都使得他不由自主地转向佛学——既是寻找解脱的逃遁之所，也是生命意义的追寻之地。
如果说中郎以前着意于佛学，只是被动的熏陶与“有感而发”，那么经哥哥袁宗道一番点拨启悟，便进入到了一种自觉自为的研究层面与参悟境界。
中郎在兄长的引导下参禅悟道，落第后的失意郁闷顿然消失，从他所作《采莲歌》一诗，可以见出他那渐趋澹定平和的心态：
采莲花，花开何鲜新！映月为处子，随风作舞人。深红浅白间秋水，妬杀麻姑与洛神。采莲叶，莲叶连香檝，一片青花古玉盘，持赠秦娥与燕妾。采莲子，莲房劈破香且美，纤手分来颗颗匀，何事经年沉湖水？湖水深犹可，水浊情无那。试问南溪二月泥，妾心辛苦知不知？
家乡的莲叶、莲花、莲蓬，又该到了采摘之时吧？京城不便久留，莫如赶紧回乡去吧，早日欣赏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
正巧哥哥宗道也因公事返里，兄弟俩结伴同归。
漫漫旅程，两人朝夕相处，无所不谈。而聊得最多的，便是心性之说，他们沉浸其中，仿佛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地揣摩、深研、探究不已。回到公安，小弟中道也加入其中，兄弟三人回首往昔，研讨禅理，其乐融融，直至兄长宗道返京述职。
于是，中郎对禅宗佛理越来越感兴趣，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越探讨，就越觉其深奥无比，同时会涌出一些无以参解的疑难，便在印度释经及本土高僧所著佛典中寻求答案，结果呢，他不仅没有参透，反而越参越糊涂，愈觉茫然，“长探佛理，遍参知识，博观教乘，都无所得。”尽管如此，对心性之说，他并未放弃求解。吃饭睡觉、学问知识只是人生的表象，他要领悟人生的根源与生命的本质。于是，便换一个角度，从语言文字中那些意识行不通的地方开始参究，这样一来，时有所解，似乎走出了一条新路，而终归不能洞彻玄机。
参悟不到根本，达不到透亮的境地，便如痴如醉、废寝忘食地继续参究。一天，他读到张子韶格物，仿佛受到天启，心胸豁然开朗。
所谓张子韶格物，指杨歧派著名禅学大师大慧宗杲对宋人张九成（字子韶）居士的开导点化。
禅宗自达摩西土东来，经慧可、僧璨、道信，传至五祖弘忍，分为北禅神秀与南禅慧能。北宗逐渐衰落，南宗一系日渐坐大，再分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五个分支，而杨歧宗又属临济宗的一个派别。
惠能的南宗禅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后各宗各派都十分看重“禅机”，即以不拘一格的动作、言语教化禅者。由此出现的一则则点化、参悟故事，称为禅宗语录，也称公案。到了南宋大慧宗杲，他认为“公案禅”流于知解，失其意义，于是提倡一种更为简捷的“看话禅”（又称话头禅），后成为禅宗主流。看话禅以参究“无”字话头为主，将心力凝聚于一个字或一句话上，他曾说道：“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话头上疑破，刚千疑万疑一时破。话头不破，则且就上面与之厮崖。若弃了话头，却去别文字上起疑，经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尘劳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属……若透得个无字，一时透过，不著问人。若一向问人，佛语又如何，祖语又如何，诸方老宿又如何，永劫无有悟时也！”
张子韶格物论是一则典型的看话禅，载于《五灯会元》卷第二十《径山杲禅师法嗣·侍郎张九成居士》，现转录如下：
慧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师能开谕乎？”慧曰：“不见小说载唐人有与安禄山谋叛者，其人先为阆守，有画像在焉。明皇幸蜀，见之怒，令侍臣以剑其像首。时阆守居陕西，首忽堕地。”公闻顿领深旨。题不动轩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识一贯，两个五百。”慧始许可。
文中的慧指大慧宗杲，公指张子韶。禅宗讲究的顿悟，不是凭空而来的突然领悟，而是在一定参禅基础之上的灵光一闪，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就一般人而言，读此论说，可能无甚特别触动之处，而于长期坚持不懈探究禅理的袁宏道而言，猛然间便开启了一扇天窗，彻悟犹如一股清新的长风扑面而来，直贯肺腑。
这则论说对袁宏道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视为他参究禅理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在《德山尘谭》中，他曾有所记述与揣摩：“问：‘妙喜（指宗杲）言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犹谚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尽一生心思欲穷他，而反被他穷倒，岂非物格邪？’”
袁宏道的突然参悟，好比乘上了无底舟，进入了针孔海，觉得万卷经典，百般播弄，不过外在的“家具”、“钳鎚”而已。
于是，他将自己的禅悟心得与哥哥袁宗道一同交流。
袁宗道听后，不禁大喜过望地说道：“是啊，至宝原在家内，何必向外寻求！二弟，你的见解已超越琐碎，超出常人，不是我等所能企及的了。”
然后，中郎将自己所得，对照古人微言，无不神妙毕合。于是，他以对禅宗的悟解，精选七十二则公案，“皆是百千诸佛相传之髓”，然后加以评说，汇成一部名为《金屑编》的佛学书稿。“金屑虽贵，在眼成翳。”可见袁中郎取名《金屑编》，意旨深远。他所编选的这些历代禅师留下的典型公案，如果后人不能达致神悟、妙悟、体悟、了悟、彻悟、禅悟的境界，不仅无益，反如眼中的金屑，将有碍视见，遮蔽“天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