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根据参禅心得撰成一卷《金屑编》，踌躇满志之余，心中的疑惑似乎更多了。这些疑问不仅涉及佛学禅宗，还包括儒道、学识、诗文等诸多方面。迷雾重重，何以廓清？猛然间想到了神交已久的李贽，不禁生出专程拜望的念头。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李贽作一番简要介绍。
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嘉靖六年（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自二十六岁考中举人跻身官场，辗转于河南、南京、北京等地任职，当过校官、县学教谕、国子监博士、刑部员外郎、刑部主事、礼部司务等，直到万历五年（1557年），五十一岁的他终于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成了朝廷的一名四品官员。
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升了一名知府，总该扬眉吐气一番了。然而，他的心中，却退意萌生，不愿上任。李贽所看重的，不在官职大小，而是精神，是学识，是思想。经众多友人百般劝说，他才极不情愿地勉强成行。
李贽由南京走水路前往云南姚安，途经好友耿定理家乡黄安（今湖北红安县），舍舟上岸一聚。临别前夕，李贽拟将家属留在黄安，独自一人赴任，并与耿定理约定，三年任期一满，便不再续任，将来黄安定居，专心访友求道。可妻子黄宜人要求同行，态度非常坚决，李贽没有办法，只得将她带上，但还是将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了耿家，为此后的隐居埋下了“伏笔”。
李贽不愿为官，并不等于他在知府任上无所作为，他勤勉对己，宽以待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注重社会公益事业，三年时间，竟将姚安治理得井井有条。任期一满，李贽便摞下挑子，封印闭门，停办公务，坚辞不干了。消息一经传出，当地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极力挽留这位罕见的优秀“父母官”。而李贽去意已决，于是，当地百姓便特地为他建了一座生祠以作纪念。
一旦摆脱官场的名缰利锁，李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由。他与妻子黄宜人取道长江，经三峡，过荆江，直奔黄安。
好友耿定理已为李贽的前来隐居作好充分准备，在耿家别业“天窝”专门为李贽一家建室筑居，使他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李贽前来投奔好友之时，适逢耿家老太爷去世不久，在朝廷做官的耿定理兄长耿定向也回到了老家守丧。李贽与耿定向思想迥异，两人经常发生龃龉，但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倒也相安无事。可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年仅五十一岁的好友耿定理突然病逝，情势急转直下。因思想不同、言语不合，尽管耿定向守丧期满已赴南京任职，但两人书信往返之中，矛盾日趋尖锐。耿定向担心李贽继续留在黄安“天窝”带坏耿家子弟，不禁生出赶走李贽之意。
邻县麻城四大望族之一周柳塘及女婿曾中野得知，出于对李贽的仰慕，他们盛情相邀，并在县城买下一间大屋供他居住。正置尴尬境地、另寻别居的李贽，也就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本想举家迁居麻城，可夫人黄氏坚决不从，颠沛流离一辈子，她想归返老家泉州，以求落叶归根，女儿、女婿也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母亲一方。于是，李贽只好让女儿女婿陪同夫人一同返乡，他则孤身一人前往麻城周柳塘翁婿为他提供的居所，并将其命名为维摩庵。
三年后，对佛学极有研究的李贽剃度出家，索性做了一名和尚，从维摩庵搬到离县城约三十里外的龙潭芝佛院，自号“龙湖叟”。对此，他写诗明志道：“空潭一老叟，剃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冬，除外出两三年外，李贽在龙潭芝佛院一住就是十年有余，第一部著作《初潭记》在此编纂而成，尔后又创作、编辑了《焚书》、《说书》、《因果录》、《史纲评要》、《读升庵集》、《孙武子十三篇》及《藏书》的主要章节，还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剧著作。他一生中的主要著述，大多是在这里完成的。
李贽隐居龙潭，既是他硕果累累、声名远播之时，也是他饱受争议、备受折磨之际。他剃头出家，却有意留下胡须；进了佛堂，又不认祖师；做了僧人，还大口吃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异端。他广收门徒，即使女子也不避讳，信函往返不说，还亲往女徒家授课，被道学家们视为大逆不道。《初潭集》在麻城第一次刻印，就轰动一时，抢购一空，此后的《焚书》、《藏书》更是声名远播，传遍中华大地。正是这些振聋发聩之作，却被封建卫道士蔑称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谤书”……
袁宏道对李贽的大名，先是间接有所了解。第一次进京会试，李贽好友焦竑高中状元，焦竑与袁宗道过从甚密，这样一来，袁宏道不仅结识了焦竑，也知道了隐居龙潭的李贽是一个出奇的怪人，他不畏讥诮，公开向当时的传统儒学、封建势力及习俗流弊宣战，既然被人视为异端，他索性以“异端”自居。
万历十七年（1589年），焦竑担心出家龙潭的李贽孤单寂寞，便托因公返乡的袁宗道绕道黄州，前往探望。焦竑将所托之事写信告知李贽，李贽在《复焦弱侯》中回道：“袁公果能枉驾过龙湖，明年夏初当扫馆烹茶以俟之。”其喜悦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可不知何故，回湖广公干的袁宗道只是回了公安老家，却没能前往麻城龙湖拜会李贽。
第二年，即万历十八年，李贽主要代表作《焚书》出版，从书名即可知晓书中内容，皆为不能见容于世的遭人焚毁的惊世骇俗之作。《焚书》初刻版刚一问世，李贽就寄给返乡归里的袁氏兄弟。袁宏道一阅，不觉大为惊叹，仰慕不已，在《得李宏甫先生书》一诗中写道：“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悲哉击筑泪，已矣唾壶心。迹岂《焚书》白，病因老苦侵。有文焉用陷，无水若为沉。”他不仅将《焚书》视为“空谷音”，还激发了看轻富贵的认识与探究玄理的渴望，赋诗《感兴》，以为明志：“白日不可挽，黄金不可为。夙心探玄理，幽与白云期。众芳经春歇，秋草过时萎。富贵非所欲，浮丘以为师。”
其实，袁宏道早在参禅问道之时，就间接地领略过李贽那深厚的佛学造诣。
哥哥袁宗道曾向李贽的得意弟子——无念禅师学习参禅，而袁宏道于万历十七年赴京会试时，不仅知道无念，还曾当面求教于他。
无念禅师（1544年—1627年），名深有，别号西影，麻城人，曾为龙湖芝佛院守院僧，后在黄檗山开辟道场。他十六岁剃度出家，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才在李贽的启发开导下猛然省悟，于是作偈道：“四十余年不住功，穷来穷去转无踪。而今穷到无依倚，始悔从前错用功。”
袁宏道的禅学受过无念的精心指导，对他一直怀有敬重感激之情。受李贽启悟的弟子尚有如此禅力，据此可以推断，师傅该是何等了得！
于是，拜望李贽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特别是刚刚完稿的《金屑编》，虽然得到了兄长肯定，但到底写得如何，达到了何等境界，得请李贽鉴定指教，心里方能踏实。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春节刚过，袁中郎独自一人，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不畏早春严寒，不惧路途遥迢，从斗湖堤镇启程，赶往麻城县（今麻城市）龙潭芝佛院，向李贽求教。
在袁宏道的想象中，李贽定是一位不拘礼俗、倜傥不羁乃至奔放疏狂的奇人怪人，及至一见，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只见他穿戴齐整，上衣下裳，皆为上等布料，剪裁极工。室内陈设，摆布得极有条理，桌椅十分精致，可谓古色生香，就连地面及墙壁，也清扫得干干净净，一眼望去，令人赏心悦目。真没想到，李贽原是一个十分严谨之人，且极爱收拾讲究，差不多爱洁成癖了。
“呵呵，原来您是一个洁癖圣人啊！”袁宏道情不自禁地赞道。
李贽爽朗一笑，回道：“我就料到你会说出这句话来的，世界如此污秽，我辈岂能同流合污？”
李贽出家后一直收授女徒，外界传他男女同处，嬉戏胡闹，伤风败俗，其实这都是反对者的极力诋毁。李贽收留女徒不假，但有着洁癖的他，却半点不近女色。这对十七岁就携妓泛舟游乐，视妓乐为文人雅事的袁宏道而言，匪夷所思之际，更是叹服不已。
李贽身材瘦削，年愈六十，可他精神矍铄，精力充沛，动作迅速，思维敏捷，全身散射着一股花甲老人少有的青春与激情。当他阅过袁中郎带来的《金屑编》后，觉得大相契合，对眼前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来访者，不禁刮目相看，当即赋诗以赠：“此路少行人，迢迢至古亭；自称通家子，扣门见李膺。”前两句说世上真正向禅的人极少，能达到一定境界的更属凤毛麟角；后两句则以东汉大名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首孔融的典故类比于中郎。孔融让梨的典故家喻户晓，李贽诗中所叙，为另一则典故。十岁那年，孔融跟随父亲来到首都洛阳拜见河南尹李膺。作为一名京畿地区的长官，李膺自然要耍点大牌，不是当世名人或通家世好，一概不予接见。婉拒门外的孔融灵机一动，便对守门人说他是李膺的通家子弟，于是受到了主人的亲自接见。寒暄过后，李膺问道：“你家祖上与我们李姓有何交情？”孔融回道：“我家先君孔子，与你家先君老子（姓李名耳）同德比义，互为师友，照此说来，孔李两姓，当然算得上累世通家了。”一言既出，举座惊叹，都说孔融小小年纪，竟如此聪慧，是位难得的“异童”。而撰有《金屑编》的袁宏道在李贽眼里，也是一位禅学“异童”。二十多岁年纪，其参禅所达之境界，不知超过多少毕其一生之人也！
面对少有的天纵之才，李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赞赏之情，又赠诗一首道：“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诵读《金屑》，就连禅学深厚的李贽，也倾慕不已，愿执鞭相随左右。他一个劲地感叹与中郎相见恨晚，如果两人早就相识相知，便不会有老年无朋、老来孤寂之苦，自然就不会去创作什么《老苦》（今已失传）一书了。
李贽实在是太喜爱《金屑编》了，余兴未尽，再提笔挥毫，为中郎作小序一篇，予以高度评价：“昔赵少年出家，壮年悟道，八十岁犹有疑，一百二十岁乃蝉蜕而去，其难也如此。今君二十学道，二十一证果，其视《法华》之龙女，《华严》之善财，有何殊也！然君无师之智，不用金口指诀，则虽善财，不敢比肩，而况赵州老子乎？因喜而书之。”
两人性情极其相投，中郎也不讲什么客气，就在龙潭住了下来，将心中疑团一一道出，以求其解。
李贽对他激赏不已，倾其所学，尽可能地为之解惑除疑。两人切磋论道，学问与境界，就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相互得到提升。
其时，李贽因《焚书》的出版，正遭到以耿定向为首的封建理学家的攻击、诽谤与迫害，袁宏道不顾世俗压力，专程前来拜望，且长住下来，这种胆略与勇气，对李贽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支持与鼓舞，使他感到了一股人间少有的温情、温馨与温暖。
若论年龄，李贽比袁宏道年长四十一岁，是他的祖父辈了。一老一少，性趣相投，思想一致，惺惺相惜，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算得上典型的忘年交。
在李贽身上，包括他的日常起居、读书著文等，也与其思想一样，有着许多异于常人的独特与奇妙。中郎怀着一颗好奇之心，尽情地观察感受。他发现，李贽所读之书，既多且杂，都抄写成善本。上自《离骚》、《史记》，以及陶渊明、柳宗元、杜甫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曲，几乎无所不涉，可谓广闻博览。他一边阅读，一边创作，将读与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阅读之时，旁批眉语，逐字校评，且肌襞理分，新意时出；著文之际，则不枝不蔓，紧扣主题，要言不烦，独抒己见，从不拾人牙慧。中郎发现，李贽不写则已，一旦成文，便精光凛凛，逼人眼目；他写诗不多，但每首都讲究意境神韵；书法是他的最爱，总是先将墨汁磨得浓浓的，然后解开衣服，像个小孩似的大呼大叫，雀跃不已，运动千钧铁腕，将一个个瘦劲险绝之字，骨棱棱地挥洒在铺开的宣纸之上。
袁宏道问道李贽，获益多多，但给他启发最大的，无疑是李贽的《童心说》。这篇收入《焚书·卷三》的文章，袁宏道去年在老家公安时就已读过：“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等到见过李贽，与他长期相处，袁宏道觉得，李贽本身就是一个真人，在专制统治及封建理学的高压下，不受污染，没有变异，长期葆有一颗真心、本心与童心。李贽为人处事、下笔作文，都是发乎内心与本真，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绝无半点虚伪做作，真是太难得了！与李贽交往，感受其言行，深入其内心，袁宏道才真正读懂了他的《童心说》。世道为何乖张？皆因童心所障之故：“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童心一旦遮蔽，社会盛行着的，便是假人、假事、假文，假医、假药、假病，“无所不假”，“满场是假”，举世皆然。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廉耻道德？由此而论及文学，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针对当时文坛的复古狂潮，李贽写道：“诗何必古选，文何必秦汉。”是的，时代在变，文体也变，题材内容自然也要不断发展变化，文章之优劣，不能以时代之先后而论，只要发自童心，表现真情实感，就是好文章、好作品，什么《六经》、《论语》、《孟子》，都不在话下。将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尊奉的儒家经典都不放在眼里，可见李贽的“童心说”，是多么地惊世骇俗！
袁宏道仿佛忘了归期，在龙潭一住就是三月有余。他与李贽一同饮食，一同散步，一同出行，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长谈不倦。常言道，文如其人，袁宏道感同身受，有如夏饮冰雪，快意舒畅之际，更有醍醐灌顶之感。
终于到了话别的日子，李贽执手相送。
这一送竟送出很远，一直将他送到了二百多里之外的武昌城。
抵达武昌，两人仍不忍分离，又一同游览黄鹤楼。
就在李贽与袁宏道同游黄鹤楼时，他们遭到了一伙受假道学家们指使的泼皮的围攻、辱骂与殴打。由思想交锋，发展到人身攻击，可见假道学家的嘴脸是多么虚伪，理学思想的束缚是多么严酷！
当然，特立独行、宁折不弯的李贽既没有回避，更不会屈服。
出了黄鹤楼，再游洪山寺，两人这才依依不舍地挥手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