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于麻城龙湖拜访李贽之后，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加之南平文社自由活泼的聚会切磋，使得他的文风，发生了极大变化，写下了不少质朴自然、明快秀丽的优美诗句，比如“青溪六七里，白恰二三人”；“稻熟村村酒，龟肥处处家”；“东风随处有亭台，寺古无僧花也开”；“白雾迷荒楚，青流带远空”等等。

对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转向与巨变，袁中道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一文中写道：“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

南平文社的活动，纯以参研文学、性命之学为要，不沾科举八股，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三年结社，袁中郎的创作日趋成熟，独特的文学观点与理念正在形成。正是这一时期，他开始对李梦阳、何景明以来的文学复古运动及模拟之风提出质疑，在《答李子髯》中写道：“草昧推李何，闻知与见知……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并对民间文学予以高度评价：“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身居公安，亲人团聚，谈诗作文，其乐融融。尽管如此，袁宏道心中，仍惦记着他的忘年之交李贽。

此次高中进士，请假返乡，袁宏道的主考官、座师焦竑又托他抽暇再次前往麻城，探望李贽。焦竑真不愧为李贽的知己与挚友，身居高位，总是热切关注、大力支持这位被世俗目为狂人、异己与另类的孤傲老人。袁宏道忘不了李贽的启发，忘不了他们之间那超越年龄与功利的真挚友谊，当然，也没有忘记焦竑的嘱托，一直牵挂、惦念着李贽，寻找机会再访麻城。

心中所念，有感而发，付诸文字，袁宏道写了一首《怀龙湖》：“汉阳江雨昔曾过，岁月惊心感逝波。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元以凤为歌。朱弦独操谁能识，白颈成群尔奈何。矫首云霄时一望，别山长是郁嵯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春，弟弟中道乡居，袁宗道、袁宏道前往看望，留宿村中。三人相聚，免不了谈学论道。聊着聊着，平日心中所积疑惑如疙瘩般难以解开，如淤塞的河流，大家渐感滞涩，用袁中道在《东游纪事》一文中的话说，就是“殊不得力”。这时，兄弟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李贽——卓吾先生或许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呢。于是，中郎提议前往麻城，一则践行座师焦竑相托，二则寻师访道解惑明理，可谓一举多得。哥哥袁宗道当即响应，他对上次公务返乡焦竑所托看望李贽因故未能成行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个机会补偿一下呢。而袁中道三年前在武昌与李贽曾有过短暂的一面之交，深为推许，也想再次问道龙湖。

兄弟三人一拍即合，返回县城，便开始了远行的一应准备工作。袁中道家里的大米快吃完了，不得不准备十多石谷子留在家中。袁宗道路子广，通过关系租了一艘合适的楼船。

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不少人也想跟随前往。八舅龚惟静心中有疑，对李贽尤为仰慕，这样难得的机会，自然不肯错过；袁宏道的举业师王辂想借机游览沿途美景，尽享山水之乐，于是成员增至五人。

原定三月十日发舟，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一连下了八九天，真可谓春雨绵绵。十九日，好不容易盼来了天晴。二十日，中郎一行乘坐租来的楼船，踏上了专程拜会李贽的麻城之旅。

久雨初霁，江水猛涨。“江草青青江水流，荆州何日到黄州？”刚一上船，中郎便按捺不住江水般澎湃的激情，恨不能插上翅膀，即刻飞抵麻城龙湖。

船行途中，两次被风雨所阻。船泊江岸，但见乌云翻滚，风吼浪急，潮打船舷，中郎不免觉得“潇湘风雨动人愁”。他们一行之所以“敢向乾坤寻胜览”，不惧山重水复路途遥远， “只因李耳在西周”。是的，在中郎等人眼里，他们前往拜访的李贽，就是昔日写下《老子》五千言的李耳。

风雨稍止，“寻访团”又解缆出发了，经石首、君山、嘉鱼等地，抵达武昌。然后舍船登陆，望东北方向前行。

到达麻城县城，一行人稍作调整，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三十里外的龙潭。

龙潭，又名龙湖，是一个幽美僻静的好所在，宽大的瀑布如风吼雷鸣般奔泻而下，与山脚岩石冲击，久而久之，激而成潭。潭深十多丈，潭水青青，一眼望不到底，仿佛有蛟龙潜卧其间，故曰龙潭。龙潭四周，群山莽莽连绵起伏，树木苍翠遮天蔽日。龙潭右岸，依山傍水建有一幢漂亮的房屋，这栋精舍，便是李贽寄身养命、讲学求道的芝佛院。

这些天来，大家风雨兼程，水陆并进，到得龙湖，本当好生歇息，却被眼前这别有洞天的美丽风景所吸引，一时间全都忘了疲劳。大家一边欣赏，一边惊叹，恨不能将四周美景尽收眼底，纳入胸中。就连一向沉稳的袁宗道也激动不已，后来，他还舞动生花妙笔，写了一篇名为《龙湖》的美文，认为龙潭山水之美，实在超乎他的想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其中有语道：“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当与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他们认真地欣赏着，一时间，似乎弄清了李贽何以隐居于此的缘由。这里不仅山高水长，树木葱茏，风景优美，环境幽静，适合隐居，还贯注着一股激发创作灵感的内在神韵呢。龙潭龙潭，龙游水底，真不愧一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呵！一眼相中此地，可见卓吾先生不仅是声名卓著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是名副其实的阴阳家兼风水师呢。奇人，真乃大奇人也！

袁宏道虽在这里住过三月，仍被老师、舅舅、兄弟等人的情绪感染了，不禁再次陶醉其中，并作《龙潭》诗一首：“孤舟千里访瞿昙（瞿昙即释迦牟尼），踪迹深潜古石潭。天下岂容知己二，百年真上洞山三。云埋龟岭平如障，水落龙宫湛似蓝。爱得芝佛好眉宇，六时僧众礼和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李贽对袁宏道一行五人的专程来访，简直可用“欣喜若狂”一词加以形容了，赶紧将众人延至芝佛院休息。

大家进入其中，但见上殿供奉阿弥陀佛，下殿供奉韦驮尊者，并非正规寺院，用李贽的话说，“即人间之家佛堂也”。

一阵寒暄过后，李贽又命人备置酒菜。僧尼吃素，可李贽不拘泥于外在形式，百无禁忌，不遵戒律，不禁荤腥。

接风宴上，李贽虽然生性不喜饮酒，为表诚意，还是把盏临风，满满地敬了众人一杯。

这次专访，目的并非游冶宴乐，而在切磋论道、探究学问。于是，袁宏道在将别后思念之情一吐为快后，又将两年来的治学收获一一告知，并与袁宗道、袁中道、龚惟静、王辂一道，就一些疑惑、古奥的问题与李贽展开深谈，或请他解说，或相互探讨，求索真谛。

袁宏道等人这次在龙潭一住又是十天。

正是这次拜访，李贽通过谈话、观察与感受，对袁氏三兄弟的个性特征各有了解，评价甚高：伯修稳重朴实，中郎、小修英伟出众，都是天下名士。特别是中郎，识力胆略异于他人，仿佛横空出世，真是一个英灵男子！

据现有资料所载，袁宏道与李贽有过三次会面。第一次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同访，时间为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地点在郢中；第二次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春，袁中郎独自一人前往麻城专访；第三次，即袁氏三兄弟与八舅龚惟静、举业师王辂五人共访。

就三袁兄弟与李贽的交往而言，除共访外，袁中道还单独与他有过两次见面：万历二十年（1592年）拜会流寓武昌的李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龙潭芝佛院被焚，李贽出走麻城，落脚北京通州马经纶家，袁中道前往探望。

袁宏道与李贽的三次会面，后两次准确无误，唯有第一次的三兄弟同访，无论时间，还是地点，都大可质疑。三袁探访李贽的记载，详见《柞林纪谭》。这篇题为“公安袁中道编”的七八千字长文，当时即有学者认为是伪作。比如萧士玮在《春浮园别录》中写道：“近日伪书流传，如《龙湖闲话》、《柞林纪谭》诸刻，真可恨也。”然而袁中道本人却不曾否认，他在纪录个人游历行迹的《游居沛录》卷之十中写道：“昨夜，偶梦与李龙湖先生共话一堂。是日，有人持伯修、中郎与予共龙湖论学书一册，名为《柞林纪谭》，乃予兄弟三人壬辰岁往晤龙湖，予了草记之，已散帙不复存，不知是何人收得，率尔流布。夜来之梦，岂兆此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柞林纪谭》早已散失，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誊抄本，因袁中道当时所记“了草”（潦草），传抄时免不了以讹传讹。他对“原版”本来就不甚满意，面对新的“手抄本”，也只好无奈地长叹一声，写下“率尔”二字作罢。尽管如此，袁中道还是将《柞林纪谭》作为附录二收入个人文集《珂雪斋集》中（并见《李温陵外纪》卷二）。

除具体细节所叙不实及流布过程中的以讹传讹外，袁中道基本认可了《柞林纪谭》所记属实，可见三袁兄弟确曾有过共访李贽之事。

《柞林纪谭》全文，主要记录了他们前往拜访的经过、求教解惑的对谈，生动详尽，神形毕肖。李贽在该文中，用的是化名，称为“柞林叟”，说他遍游天下来到郢中。“郢”为古楚国都城（纪南城），又代指楚国。郢中，即楚国中心，当指荆州江陵，也有人认为是公安县城。据《柞林纪谭》所记，柞林叟（李贽）常提一个竹篮，一旦喝醉就在街上游走，说话颠三倒四，言行多有狂悖。万历十八年（1590年）春流落于一座村落野庙，袁氏三兄弟得知后同往拜访。稍一交谈，便觉他是一个“大奇人”，于是兴趣陡增，三人就心中疑惑虚心求教，老叟既不推辞也不拿捏，倾尽满腹学问及个人好恶，一一作答。大家相谈甚欢，久之方散。等到下次再去探访时，竟无从寻觅，不知这孤怪老头跑哪儿去了。

关于这次三袁兄弟同访，有人认为是万历十八年春，有人说是万历二十年春。无论是万历十八年春还是万历二十年春，这段时间，李贽皆隐居麻城，从未到过荆州（仅短暂流寓武昌），更不用说前往公安县城斗湖堤镇了。再则，如果是万历二十年春，袁中郎正在京城参加会试，放榜后还逗留了约两个月才与袁宗道一同南归，根本不存在拜会李贽的可能。况且李贽素有洁癖，也不喜饮酒，时间地点、人物性格都不吻合。哪怕记忆有误，作为对李贽颇为了解的袁中道而言，也不会出现他醉游郢中这样常识性的错误。如此疏漏，在将《柞林纪谭》收入个人文集《珂雪斋集》时，只要稍作更正、修改即可，可袁中道仍然保留原样。于是，我们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意为之：故意隐去李贽姓名，代之以“柞林叟”；将麻城与荆州混为一体，为的是以缩小友人之间的距离；李贽常出奇语，言人所不言，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大逆不道，《柞林纪谭》便说他醉后胡言，“语多颠狂”……袁中道如此“混淆视听”，原来“事出有据”——当时确有一位不知来自何地、姓名何许的醉叟在公安县活动，并与袁宏道、袁中道交往多年，他们经常一同游历，中郎还为他写过一篇《醉叟传》（见《瓶花斋集》卷七）。

其实，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柞林纪谭》其中一段所记，并非三人，而是五人共访情景：“十五夜月色明，伯修、以明、寄庵、中郎并予坐于堂上饮酒。”至于相会地点，《柞林纪谭》写道：“叟坐谓予曰：‘此去荆州千有二百里，太远矣。安得朝夕与商榷乐忘死邪！’”如果在郢中，柞林叟还会说此地离荆州一千二百里之遥吗？荆州至麻城，虽同属湖北一省，但一在东北，一在西南，以今日截弯取直之公路，尚有四百多公里，而当年沿九曲回肠之荆江，过石首、岳阳、洪湖、嘉鱼，在武昌登岸，步行抵达麻城，真可谓千里迢迢，难怪李贽要发出“太远矣”的慨叹。因此之故，所谓三袁的第一次共访李贽，实为五人，拜会之地点，即麻城龙潭。《柞林纪潭》所叙，其实就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袁氏三兄弟与龚惟静、王辂的五人共访。只是出于某种需要，袁中道有意张冠李戴，他所看重的，并非如何会面、时间地点之类的表面形式，而是坐而论道的具体内容，这才是他回忆并加以记叙的主要而真实的意图。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中郎与李贽一生仅有过两次会面，即两次前往麻城的专程拜访。

因有《柞林纪谭》存世，中郎一行龙湖问道的内容及情景，便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袁中道文中所记，也并非他们的某一次探讨，而是呆在龙湖的十天时间里，多次切磋问答的综合记录。其实，李贽在《柞林纪谭》中的思想观点，也散见于他的一些著作之中。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语言。李贽出生泉州，说的是闽南方言，这一方言虽与中原（河南）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但就表面而言，与普通话差不多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笔者在厦门工作生活近十年，于当地的闽南方言，听得懂的不到一半。公安方言属北方方言区，除个别字音、语调外，与普通话相差无几。如果没有普通话这一媒介，双方各操方言母语，显然是无法沟通的，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会试高中，派往全国各地为官的进士，都得操一口“官话”（与今日的普通话接近），否则无法交流。就现有资料而言，古时没有专门的语言培训机构，也没有今日通行的字母、拼音等，要过语言关，只好无师自通。李贽与袁宏道一行论道时，肯定是操了一口官话，只是这官话说得如何，笔者就不敢恭维了。哪怕今日闽南人说普通话，用他们的话说，都会带有一股“地瓜腔”，因此不少家庭，从小就不让孩子讲当地方言，以免普通话说得不够标准。

因此，我们可以推想的是，李贽的“闽南官话”初听起来会有一些障碍，慢慢地就会明白晓畅了。

先是伯修向李贽发问：“圣人与凡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李贽道：“不必谈圣人与凡人的异同，你认为什么是圣，什么是凡？圣即是凡，凡即是圣，它们之间，哪有什么截然之分！”

小修问：“先生遍游天下，最看重、推崇的是什么人？”

李贽说：“什么人也不推崇。古往今来，难有真正的豪杰，即便有，也算不得彻底的好汉。”

话题由此展开，李贽对古代名士如荆轲、田光、管仲、晏子、张良、韩信等人，自有一番独到的评价与见解。

然后，他们又谈到了杜甫与司马迁。李贽认为杜甫不仅诗歌写得好，胸中更有一股不屈服于淫威的大丈夫英雄豪杰之气，令人叹服；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一位少有的天下大侠。

谈到“六经”，李贽说：“《易经》乃圣典学脉，《书经》是史官文饰之书，而《春秋》不过是一时的褒贬之案罢了。”

接着转入学问之道的探讨。

伯修问：“学道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个豪杰？”

李贽说：“如果这样，便是死路一条，每人各有自己的独到与精彩之处，学既成章，便是豪杰，世有哪有一个固定的可以学成豪杰的准则呢？”

小修问：“学道要不要根器与天赋？”

李贽答：“当然要！根器天赋就是骨头，人有了骨头才可以学道。”

伯修问：“做学问的人，要不要求取功名呢？”

李贽答：“治世的事，能够求取到手的，有什么难？唯有大学问才是自己受用，非言语所能辨析也。”

伯修问：“学道后就不怕生死了吗？”

李贽道：“别人怕不怕不知道，但我是怕的。”

伯修再问：“怕也是天生的，比如我从小就怕放铳。请问先生，不知怕生死之怕，与这怕放铳之怕，是否同一码事？”

李贽说：“怕从小就有，难道不是一样？”

伯修道：“看来这胆气也是天生的，由不得自己。”

李贽点头说：“不错。”

这时，中郎却对李贽的看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刚才都是伯修、小修问得多，说得多，而一旁的他，则很少开口，不过偶尔插句把话而已。中郎认真地倾听着，用心感受当时的氛围，尽力揣摩李贽那既独特又深刻的人生见解。

“先生这一看法，我可不敢苟同。”中郎道，“人的胆量即便是天生的，也与后天环境及培养有关。比如乡村小孩，见人就怕，后来搬到闹市住个两三年，见的人多了，自然也就不怕了。可见这胆气，也是可以培养的。”

李贽闻言，心中一惊，当时将目光转向中郎，开颜笑道：“你这看法不错。说到底，人只是一个见识，见识多了，胆子自然也就大起来了。”

中郎说：“人生在世，也不能太胆小，太怕事。”

伯修不同意他的观点：“不怕事，必坏事。”

弟弟小修也附和大哥道：“怕事并不是坏事，比如行船，遇上风浪必得小心谨慎。当然，如果风平浪静，仍四顾踌躇，担心倾覆之灾，就一辈子也不能航行。又譬如骑马，上坡过桥自然应该小心谨慎，若平坦直路仍担心失足，则终生便与骏马无缘了。”

李贽对小修之说也表示赞同，认为人生在世，既怕事又不怕事，才是天下第一等有筋骨之人。

由此，中郎对李贽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李贽毫无忌惮，我行我素，敢于与一切邪恶势力挑战，看似一个胆大无比、横冲直撞的猛夫、莽夫，实则一位粗中有细、进中有退、张弛兼备、刚柔结合之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天下第一等筋骨之人。

论及生死大事，李贽对众人说：“诸公既来，何以教我？”

大家便将个人对生死的看法一一道出，就正于李贽。

谈到后来，自然要涉及性命之学的内容，他们谈到了佛祖释迦牟尼及禅宗五祖弘忍。

往来问答，看似随意而率性，但都倾尽平生学问与见解。三袁兄弟之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为人处世、治学之道、佛教禅宗、老庄之学等诸多方面。李贽既不矫饰，也不掩饰，向客人敞开心扉，或对他们的问题一一解答，或循循善诱，或有意反诘，阐述博大精深之至理。李贽还谆谆告诫袁氏兄弟：“做学问不能流于清议空谈，要真实受用才行。不然，停留于道理上的纠缠，如何了得？”又说：“天下之事，怕只怕事理不通，事理既通，做起来就没有多大难处了。”论及自身，李贽说他既冷又热，平生讨厌流俗之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这时的他，便冷若冰霜；若遇志趣相投之人，便以豪杰相待，披肝沥胆，这时的他，则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热忱之至。他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人人都有缺点，人若没有缺点，就是死物一个，换个角度，缺点即是你的好处……

他们纵论古今，旁征博引，相互切磋，妙趣横生，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智慧与深邃的哲理在无拘无束的对谈中时时流溢闪烁，正所谓“一时嬉笑怒骂，壁立万仞之机锋，如写生照”。

十天时间一晃而过，宏道一行告别李贽启程回乡，真可谓乘兴抱惑而来，兴尽释疑而归。

还在麻城时，中郎便写了一组《别龙湖师》的短诗八首，其一曰：“十日轻为别，重来未有期。出门余泪眼，终不是男儿。”宾主难舍难分，真可谓执手相别泪眼，李贽又是一路长送。中郎告别诗之二写道：“惜别在今朝，与君去遥遥。一行一回首，踟蹰过板桥。”李贽当即回赠短诗八首，其二曰：“无会不成别，若来还有期。我有解脱法，洒泪读君诗。”

聚散离合乃人之常情，李贽期待着他们再寻机会前来龙湖。没有想到的是，世事变幻，神秘莫测，此次离别，除八年后小修与李贽在北京通州有过一次短暂重逢外，其余四人，皆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