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初秋，中郎离开故乡，以新科进士身份，赴京谒选。

此时，伯修休假期满，拟归京任职；小修赴武昌应乡试，并欲出外游览山水；于是，袁氏三兄弟一同启程北上。

历经三年的南平文社，随着三袁兄弟的离开公安，就此自动解散。

此次结社，与阳春社及城南社相比，主要成员没有多大变化，外围圈子更小，仅局限于家庭内部，但时间比以前更长；内容比以前要单纯一些，属真正的文社，不必像以前那样考虑科举功名；而诗文成就，随着三袁兄弟的成熟，自然远超过去之上；更为重要的是，赋诗论学、互相探讨的热烈氛围，培养了他们独立思索、勇于创新的性格特征，为以后自觉担当起反对拟古派的重要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区域性的结社活动为日后的全国性结社及公安派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人到达武昌，小修留下参加省试，中郎与伯修继续望北前行。

刚到京城，袁宏道便写了三首《忆弟》诗，其中的“万里南征路，扁舟去不来”，“东来书一纸，读罢泪如丝”，表达了兄弟朝夕相处，一旦分离后的深切思念之情。

北方的秋天比江南相比，在中郎心中，自有一股更深的萧瑟与落寞。他在给八舅的诗《寄散木》中写道：“只觉悲秋苦，哪堪别赋工。予瞻南去雁，尔望北来风。寒日疎篱菊，清霜落井桐。江湖夕照里，登眺许谁同？”

当时惯例，新科进士派官，依名次先后而定。一甲当即进入翰林院，二甲、三甲候选，二甲或有机会留京任职，而三甲一般而言，只有选派“外官”的份儿了。以袁宏道名列三甲第九十二名的成绩，毫无疑问只能外放，派个知县或教官了。

候选一般在八九月间，中郎虽然请假“歇”了两三年时间，可朝廷并未马上给他派官。对当官本来兴趣就不大，于选派何处自然不甚特别看重，也就听天由命地静心等候。这段时间，他与汤显祖、王图、曹学佺、董其昌、王一鸣等一班朋友游京郊，登高山，过古寺，宿僧房，欢聚游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而自在。

当然，中郎独自一人时，想到即将派放之官，大不了一个七品县令，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郁闷。为求排解，他挥笔写了一首《京师夜坐》：“兀坐酲酲闷，读书字字难。竹枯知凤馁，瓶涩验天寒。事往心方省，穷来交渐宽。微官犹窘我，羸马日长安。”

虽无半点从政经验，但从终日上朝、疲累不堪的哥哥伯修及其他熟识的朝廷官员，即可推知官场之累，还在候选期间，他就写了一首《为官苦》：“自羽落青松，玄霜化秋草。燕市多冲飙，日暮红沙道。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出门逢故人，共说朱颜老。眼蒿如帚长，闲愁堆不扫。”

弟弟小修武昌省试未中，北上游历燕地，于冬天也来到了北京。

兄弟三人又在京城聚首了，大家欢欣无比。

十二月的一天，中郎来到吏部，终于等到了谒选结果——授吴县知县。

吴县属苏州管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能到“天堂”去做一名父母官，总比派到穷山恶水之地强似百倍。这样一想，中郎不觉感到了几分宽慰。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六日清晨，北风凛冽，白霜覆地，寒气逼人。中郎离开京城，踏上了南下赴任的旅程。哥哥宗道、弟弟中道将他送到城外，置酒南岗，举杯话别。

宗道性情温和，待人真诚，稳重老沉，他以兄长身份，希望中郎就任后，做一位勤勉的好官，钱谷出入要慎重，不可挥霍浪费，更不能结党营私。中国以县治为单位进行管理，一县之长，位卑权重，事关百姓民生，责任十分重大。

中道性情洒脱，人又年轻，酒量虽大，可几杯下肚，说话就有点狂放之态了。他反驳宗道说，大哥呵你不要婆婆妈妈的罗哩罗嗦，人生在世，就要活得洒脱，按自己意志行事，切不可过分压抑扭曲自己，也不必为官场上一些无谓的约束所左右。坐看云卷云舒，卧听潮起潮落，任凭荣枯兴衰，管它浮沉起落！

常言道，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样。袁宏道的性情，可谓宽猛兼济，觉得兄长、小弟所言，皆有道理。他说人生在世，谨慎也罢，潇洒也好，总之不论何时，都不能消沉颓废，而要刻意精进，砥砺前行。

兄弟情深，一举杯就滔滔不绝没个尽头，不忍轻言话别。眼看红日西沉，不能再饮下去了，何况还有同行的友人等在一旁呢。于是狠狠心，站起身来，各自跨上骏马。一时间，“马尾对马尾，东西倏异位”；回头相互挥了挥手，“欲哭近妇人”；那么还是将泪水咽进肚中，强作欢颜吧，可“一笑飞寒泪”，真个伤心欲碎也。袁宏道在《出燕别大哥、三哥》一诗中，将兄弟分手的悲痛难舍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与袁宏道一同南下任职的友人，还有汤显祖、王一鸣、江盈科、汤沐、黄兰芳、沈凤翔等人，他们或为外放的新派县令，或为上京述职后回任及调任的官员。

这群人中，中郎与汤显祖、江盈科过从最密，感情最深。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江西临川人。曾任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浙江遂昌知县等职，他是赴京述职后返回浙江遂昌，而与中郎一同南下的。汤显祖是明朝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今存戏曲五种，诗文多部。主要成就为戏曲，是继元代关汉卿、王实甫之后中国古代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代表作为《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又名“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影响最大，从古至今，上演不绝，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并传至海外，享誉世界。汤显祖明确提出文章应以“立意”为主，将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是反对复古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遂昌当了五年知县，将一个虎患连连、破败贫穷的山城，治理得井井有条。为此，汤显祖曾不无得意地写道：“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流芳千古的《牡丹亭》，便是他在遂昌任上所作。汤显祖与袁宏道，一在江西遂昌，一在江苏吴县，两人书信往来，互相唱和。袁宏道称汤显祖的诗“凌厉有佳句”，与徐渭并列第一；汤显祖则说他“极服楚才，以为不可当”；他们互相推崇，共同砥砺，共创一代文学之新风。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湖南桃源人。生于农家，从小颖慧，读书十分刻苦，与袁宏道为同科进士，选派长洲知县。长洲与吴县接壤，治所同在苏州。江盈科文学修养深厚，文笔甚健。江盈科为袁宏道的早期三种著作《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写过序，袁宏道也为他的《雪涛阁集》作序，对其文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还说他的文章“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论”。江盈科是地位仅次于三袁兄弟的公安派健将，对流派的开创与拓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江盈科创作甚丰，今存《雪涛阁集》、《雪涛诗文辑佚》、《雪涛阁四小书》、《明皇十六种小传》等作品约八十万字，且质量颇高，袁中道说他“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至其佳处，清新绝伦，文尤圆妙。可爱可惊之语甚多，中有近于俚语者，稍为汰之，精光出矣”。难能可贵的是，江盈科于诗文之外，还创作了不少小说、寓言、笑话等体裁的通俗文学作品，这于当时的正统文人士大夫而言，是一个重大突破。

且说袁宏道等人与送行的宗道、中道等亲友在南岗告别之后，他们望南迤逦而行，过卢沟桥，夜宿涿州，又经河间、沧州、高唐、东阿、滕县等地，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在运河舍马登舟，顺流而下。

过镇江时，趁船靠岸停留之机，中郎与江盈科一道，游览了当地名山——金山与焦山。游毕回船，随即赋诗四首，写景状物，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自然而精到，充分展示了中郎日益成熟的诗艺。如《登焦山逢道人》一首写道：“问君何计得心休，口不能言但点头。潮去潮来分子午，花开花落验春秋。窗间低穴常穿隼，灶下残炊每下猴。敝衲如烟身似鸟，过年将作武夷游。”

袁宏道抵达吴县任所时，已是桃花盛开的暖春三月。面对眼前美景，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之情，写了一首颇有趣味的《渐渐诗》，并将它题在壁上：“明月渐渐高，青山渐渐卑；花枝渐渐红，春色渐渐亏；禄食渐渐多，牙齿渐渐稀；姬妾渐渐广，颜色渐渐衰。贱当壮盛日，欢非少年时。功德黑暗女，一步不相离。天地犹缺陷，人世总参差。何方寻至乐，稽首问仙师。”

此次南下赴任，行程三千多里，历时一个多月，沿途游览了诸多山水名胜，写下了不少颇有价值的优美诗篇，袁宏道将其全部收入《锦帆集》中。

吴县前任县令任僖，已升为刑部主事，作了一名京官。而他留给袁宏道的，却是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棼丝。

吴县自古繁华，这里出产丰富，但赋税特重，加之一些不法官吏从中作恶，巧取豪夺，本应生活得十分幸福的小民百姓，却受尽盘剥，怨声载道。

吴县县府与长州县府、苏州州府同设苏州城内，这里官吏多、富豪多、名士多，关系盘根错节，异常复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袁宏道要想管好治好吴县，谈何容易！

对吴县情形略有所知的京城师友，不禁为他深感担忧，一介性情洒脱的风流名士，受得了官场的规则与束缚，治理得了那些狡吏猾胥吗？会不会深陷其中同流合污，贪图享乐，不能自拔呢？或者形同摆设虚掷光阴，不管不问，无所作为？

而有过多次失望的吴县官民，对这位新来的年轻县令，能否革除弊政，带来新的气象，也持一种怀疑态度。

人，有时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想是一回事，说是一回事，而做又是另一码事。芸芸众生，极少人能将想、说、做三者和谐完整地集于一身。任职吴县的袁宏道也是如此。还在京师候选时，便觉外派县官，官小而事杂，心情颇为郁闷。他十五六岁即成立文学社并任社长，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早已露出端倪，志存高远的他，对七品芝麻官着实没有多大兴趣。可当他接任吴县县令之后，面对腐败官场与受困百姓，顿感肩头责任重大。毕竟，此时的中郎还不到二十八周岁，正值年轻气盛之时，“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决心整顿吏治，改革现状，放手大干一番，上不负朝廷所托，下不负百姓期望。于是，满腹牢骚、忧郁烦闷不觉一扫而空，变得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初来乍到，情况不熟，他将这一弱点与不足尽可能地转化成一种优势，利用别人尚不认识、了解他这位县太爷的时候，不露声色地深入民间，调查了解真实情况，在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找出症结所在。

一番明察暗访，中郎发现吴县主要存在三大问题：衙役成群，人浮于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奸吏猾胥巧立名目，在本已沉重的赋税之上增收新的捐税牟取暴利。针对这些弊端，他以快刀斩乱麻的凌厉之势，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严加整顿。

首先拿县衙“开刀”，裁汰冗员，肃清纪律。

他对县衙所有官员进行甄别考核，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对待处理。对那些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才华出众的官员，根据他们的能力与经验，量才器使，安排在合适的岗位。而对那些不学无术的庸官冗官、办事拖沓的懒官闲官，袁宏道不得不讲究一定的艺术与策略。

说到底，庸官懒政是封建专制暴政下的产物，仅靠他一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实质。哪怕一定程度的改革、改进与改良，也只能在可控的范围内步步为营，慢慢推进。中郎不可能一下子将这些人全部扫地出门，矛盾一旦激化水火不容，可以预见的是，改革不仅不能成功，他本人还将遭致无端的诬陷乃至不择手段的攻击。

于是，他先将他们搁在一旁，薪俸照发，闲置不用。这些人平时懒散惯了，不用干活银子白拿，自然乐得如此，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饮酒作乐，或四处闲逛，优哉游哉。派了一个月的银饷，中郎就借故停发了。囊中羞涩，日子慢慢不大好过起来。可是，干活拿饷，不干扣发，此乃天经地义，不便强求，更不便闹事，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枯坐衙门，或请求派点活儿干干。而县衙之内，一个萝卜一个坑，官位已满——那些留用的干练能吏，虽然一人干着过去几个人的事情，却也办得有条不紊、圆圆满满，根本用不着太多的人手。

自知理亏，自觉没趣，自然心虚气短。日子一长，这样干耗着也不是个事儿，这伙人只好另寻出路，主动离开县衙，作鸟兽散。

袁宏道略施小计，没有遇到多大阻力，便以“柔”制胜，顺利地达到了精简人员、节省开支的目的，根除了县衙人浮于事的现象。接着趁热打铁地制订县府官吏严格遵守的规章纪律，彻底改变了吴县官场散漫腐化的沉寂局面，树立起清正廉洁的崭新形象。

如果说整治衙署使用的是“软”计谋，那么改革赋税，采取的则是毫不留情、坚决打击的“硬”措施。

官署所派赋税本来就多，加之乡师里胥从中搜刮，妄收多收，百姓如何承受得了？又怎能不怨声载道？朝廷所征之税，以中郎一介小小县令，自然不敢抗旨不遵，也无法变更减免。他所能做的，就是铲除障碍，理清渠道，照实收缴，以此减轻百姓税收负担。

他了解到，乡师里胥作弊的主要方式，一是弄虚作假伪造名册，对上瞒报户口；二是巧立新的税收名目，横征暴敛。通过瞒上欺下的手段，以权谋私，贪污获利。

吴县位于江苏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太湖之滨，县域历代有所变化，袁宏道任职时，全县面积约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吴县自古以来，经济十分繁华。于是，高额税收，也就成为官府财政的可能与“依赖”。日久生弊，长期以来形成的瞒上欺下模式，已成习见的一种“惯例”，全县乡师里胥，概莫如此。

吴县面积虽不大，但若全县乡镇同时清理整顿的话，县衙人手肯定不够。于是，袁宏道决定先从其中某一乡镇入手，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然后以点带面，扩至全县。

一天，他带领一行人马来到一个乡镇，命人叫来当地的几位税务官，查看他们所造税收簿册。他认真地翻阅着，马上就发现了其中的几处破绽，突然将脸一板，桌子一拍，厉声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造假，他们也就作了准备与对策，尽管吓得浑身发抖，还是拿出编好的一套谎言，支支唔唔地应付狡辩。袁宏道有备而来，又是一声令下，命人叫来长期遭受欺压忍无可忍的数位百姓，当堂对质。在铁的事实面前，税务官员瞒上欺下、横征暴敛的丑恶行径暴露无遗。

眼见这位新来的县令虽然年轻，但明察秋毫十分了得，他们知道纸包不住火，为求宽大处理，便将过去的种种舞弊行为，一五一十地全盘招供。

以此为开端，袁宏道一鼓作气，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清理赋税、彻查奸吏的严厉措施。

在聚光灯下，那些贪赃枉法的乡师里胥无从逃遁，个个原形毕露。袁宏道命人将他们押解至县，一一结案，然后投入大牢，绳之以法。

这次整治税收的清理行动，共查获额外税收近十万银两。袁宏道将其暂入官库，然后贴出告示，凡被强征多收的百姓，可自报数目，只要属实，县府如数退还。

吴县百姓闻讯，莫不奔走相告，举额相庆，都说上天有眼，终于给他们派来了一位清明廉洁的“父母官”，并称他为“袁青天”。

袁宏道的改革措施，虽有益于广大民众，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支持、极力拥护与高度赞颂，但因触及少数官吏的既得利益，自然遭到他们的嫉恨与反对。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拆开一开，信中所书，对他在吴县轰轰烈烈开展的整顿吏治、清理赋税等措施，大肆攻击，恶毒谩骂。袁宏道轻蔑地笑笑，将匿名信揉成一团，顺手扔在一旁。阻力、谩骂、攻击，早在预料之中，要是没人跳出来反对，那才怪呢。行动之初，就已作好了挨骂、攻击、捣乱，甚至是挨整、撤职、查办的思想准备，那么，一纸谩骂又算得了什么？因此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攻击谩骂乃至诬蔑诽谤的匿名信却一封接一封地投入县衙。第一封已经扔了，后来投入的，中郎便留了个心眼，将其保存下来，置于案头。刚开始还是没把这当回事，而投得多了，便不得不引起他的重视。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或攻击新政，或辱骂中郎，语言恶毒肮脏。他将这些信函放在一起比对，发现每封字体虽有变化，但间架结构同出一辙，从用笔习惯、落笔力度来看，极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然后，他又慢慢研究揣摩，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是的，没有多人参与，只能是单独一人所为！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将此人从阴暗的角落拎将出来。

一连几天，都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这天，袁宏道外出归来，见县衙旁边有一占星卜卦摊点，他没有径入衙门，而是往旁一踅，朝卜摊走了过来。

他从不看相算命，也不信占星卜卦这一套。他的参禅问佛，是对生命内在本质的一种追求，并不拘泥于烧香跪拜等外在形式，与卜卦占星之类的迷信风马牛不相及。他走向卦摊，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占卜什么，只因摊主身材瘦削，腮留长须，身穿长袍，一副道士打扮，想到过去自己病重时探究的性命之学，突然就想与他攀谈攀谈。

没有想到的是，卦师一见中郎移步而来，神色骤变，马上慌了手脚，急忙收拾摊子，就要离开。

难道辖下小民胆怯畏惧，担心县太爷问罪不成？可透过占星人惊慌失措的神态，内里分明藏着一副鬼胎。袁宏道一声断喝，命他站下。卦师闻言，四周望了望，如若违命，估计难以逃脱，只好止步站在原地。

袁宏道走上前来，厉声问道：“我来求卦，为何逃跑？”

卦师支唔其辞，说并非逃避，而是去办其他事情；又说天色渐晚，正要收摊，没想到县太爷过来了；还说能为老爷效劳，那是他求之不得的荣耀。

袁宏道冷冷地听着，将他从上到下好好打量一番。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本不想算命的他，只好“将计就计”，请他占上一卦。

卦师一边念念有辞、煞有介事地推算着，一边写写画画。

袁宏道当然不必管他装模作样地说了些什么，他所专注的，是他握笔的姿式，运腕的力度，下笔的习惯，以及那落在纸上的笔画、字迹。占星人虽然故意狂放潦草，不让中郎看出破绽，可怎么逃得过中郎那副“火眼金睛”呢？他当即断定，那一连串针对县政改革的匿名信，全部出自眼前此人之手。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使得匿名信事件昭然若揭。“够了，不要再往下表演了！” 中郎向他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然后威严地说道，“无耻刁民，你不仅天天写信骂我咒我，还把摊子摆到县衙门口示威来了，胆子可真不小啊！”当即命令衙役将他拿下。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卦师不敢抵赖狡辩，只得一一招供：他不仅多次投写辱骂信函，还利用职业之便，四处散布反对新政改革的诬蔑言论。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受到蒙蔽盅惑，差点上当受骗。

那么，卦师何以屡屡要跟县令过不去，故意惹事生非、顽抗硬对呢？

原来，他是此次新政改革利益受到损害的少数人之一。卦师的儿子，是一个狡猾的里胥，在全县乡镇清理赋税的严厉措施中，瞒上欺下、贪桩枉法、私饱中囊的行径被查获，不仅打到大狱至今没有获释，还受到查抄家产的处分，，也就难怪这位里胥之父痛恨辱骂袁宏道了。

卦师诽谤县令案很快传遍吴县，一些受蒙蔽的人清醒过来，转而拥护、支持新来的县令。那些违法乱纪、心怀不满之徒，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于是，全县百姓，都说袁宏道明察秋毫、办事果断、措施得力、治理有方，称他为“升米公事”。

同在一城的苏州知府孙成泰，得知袁宏道整肃官场、清理赋税大见成效，对他的改革措施不禁大加赞赏。没有发生任何动乱，冗官顺利裁汰；没有减少朝廷分文收入，百姓的苛捐杂税却得以减轻。这些切实可行的手段、措施与经验，不是值得全府学习、广泛推广么？于是，孙成泰一声令下，苏州府传示所辖各县，皆以吴县为榜样，裁撤冗员，核实赋税，减轻百姓负担。

袁宏道受到鼓舞，又办了不少利于百姓的好事。不到一年，就将一团乱麻般的吴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官员勤勉有为，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经济振兴，昔日的繁盛景象，得以重现于世。

中郎的治吴政绩传到京城，那些为他担忧的亲友先是释然，后是欣然、雀然，称赞他是一位有志、有才、有为之士。

当朝首辅、吴籍人士申时行听说袁宏道的治吴事迹后，情不自禁地叹道：“吴县二百年来，还从没出过这样清明能干的县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