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任职吴县期间，其功绩不仅表现在政治革新，更体现在文学上的拓荒与创新。
就任吴县伊始，袁宏道较之以前，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以一个政治家、改革家的身份，大刀阔斧，革除弊政。当棼丝理顺、政令畅通、成效初现，一切走上正轨之后，袁宏道的文人之气，又开始露头了。
只有从文，才是他安生立命的根本。说到底，他的骨子里头，更多的是一股士人墨客之风。
公务之余，袁宏道不仅与门客方子公等人饮酒对弈，还与同居一城的长洲县令江盈科一道游历为乐，周边的诸多名胜，比如虎丘、上方、天池、灵岩、横山、天平、西洞庭、东洞庭、锦帆泾、姑苏台、百花洲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游历山水，于中郎而言，往往是创作的酵母，每有所感，必形诸文字。于是，他将这一时期的诗文整理成辑，并以其中的一景命名，称为《锦帆集》。江盈科为之作序，予以高度评价：“君诗词暨杂著载在兹编者，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摭景眼前，运精象外，取而读之，言言字字无不欲飞，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觉者。”
袁宏道的诗文，自初次拜晤李贽之后，即有了质的突破；再经南平文社历练，又是一变，皆出自内心，发乎真心、本心；外放吴县为令，事务繁剧，疲累不堪，而作为补偿的诗文，则变得更其空灵浪漫，所谓“言言字字无不欲飞”，当然，也更趋成熟了。
诗文创作，只是袁宏道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他这一时期的文学状态与内在主题，便是改革与创新。政治革新，清除积弊，文学也不例外。中郎针对晚明盛行一时的复古模拟之风，毅然举起文学改革的旗帜，正式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
行文至此，我们对袁宏道所处的晚明时代及文坛现状，有必要介绍一番。
明朝，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交相更替的其他王朝一样，开启之初，君王总是吸取前朝教训，休养生息，励精图治，显得勃勃生机；而承平日久，则腐化堕落，弊政丛生，江河日下。
二十岁的万历刚一亲政，即刻翻脸，对恩相张居正展开总清算。人亡政息，张居正的十年改革成果一旦付诸东流，也就意味着早已疲弱衰朽的明王朝再无中兴之望，只能苟延残喘地一步步走向崩溃的终点。
短暂的勤恳、兴奋与激情过后，万历皇帝因立储一事与群臣发生矛盾冲突，开始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消极怠工”。他深居内宫，既不上朝召见大臣，也不披览处理各种奏章，哪怕军情紧急仍然无动于衷。万历怠政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朝廷官员的任免长期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命官无以考绩升迁，空缺之位不能及时补充。皇帝借口有病在身，宁可与宦官一起玩掷银游戏，也不肯上朝理政；而官员呢，干与不干、干好与干坏一个样，官心涣散，吏治松弛，贪污腐败；上自朝廷，下至各级政府机构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加之天灾濒发，西北、华北地区遭受大面积旱灾、蝗灾，“赤地千里”，于是，全国各地大小冲突连续不断，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失地农民与豪强地主水火不容，长期对峙；为缓解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明廷巧立名目增收赋税，兴起的矿工、织工等市民阶层，主体意识日益觉醒，掀起了抗税罢工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兵变时有发生，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东北少数民族——满族起兵叛明建立后金政权，东南沿海倭寇侵扰不断……所有这些，都在蚕食、动摇、威胁着大明王朝的统治根基。虽然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半个世纪之后的1644年，明朝便在如潮水般汹涌入关的满清铁蹄的践踏与席卷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
明朝中后期，社会风尚也在发生激剧变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浮华渐盛，竞相夸忘情诩”，“狱讼嚣繁，善俗渐衰矣”。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发展、发达，明初有关车马、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的禁令已成一纸空文，封建礼制受到了挑战，不仅富裕阶层奢侈挥霍，就是普通庶民百姓也以新异奢靡为荣。这些，已成为全国各地的一种普遍现象，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尤其突出，而杭州、苏州、临清、湖州等以商业为主的城市则更加厉害。
此外，打牌赌博、狎妓宿娼、宠幸男色等恶习也成为一种时尚。比如赌博，据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所记：“小者金银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输去与人……而苏常一路尤甚，士大夫归家者，则开赌坊，盖避禁也。”关于娼妓，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道：“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该书对男宠也有记载：“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
昔日的行为规范一旦突破，封建等级、尊卑观念随之动摇，正如钟薇《倭奴遗事》所言：“五十年来，沧桑一变，酿成薄恶之俗。日尚浮靡，耻闻俭素……贵贱无等，长幼无伦，风日下趋，莫之能挽。”作者所写乃松江、苏州一带情状，正是袁宏道治下的民风实况。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必然相应地发生改变，商业、商人受到重视，对金钱、财富的追逐与崇拜，成为整个社会的狂潮，“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薛论道《林石逸兴》（卷五）收入的《题钱》歌，便是当时民众心态及社会价值的真实写照：
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分明是祸根，一个个将它务本。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分明是祸苗，一个个因他丧了。
哲学，是时代的概括与反映。主体意识的觉醒，人性的复归，私欲的膨胀，猛烈地冲击着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正统思想程朱理学。随着封建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没落，起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庞大理论体系的新的哲学——心学。因其代表人物为王守仁，又称“王学”，其主要命题“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直接针对的就是朱熹的道统观念。以“心即理”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以“致良知”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冲决“存天理，灭人欲”的纲常伦理束缚，提倡“知行合一”，由异端渐至发展为晚明哲学主流，“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
李贽的哲学思想，便是心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王守仁的弟子因对他的学说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形成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等不同的派别。而对明朝中后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泰州学派，由泰州人王艮、颜钧传至何心隐、罗汝芳。何心隐认为物欲是合理的，追求声色安逸是人的天性，提倡“寡欲”、“育欲”，满足本有的欲望而有所节制。罗汝芳提出“赤子之心”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并将心学引入禅宗。李贽是王艮之子王襞的学生，受何心隐、罗汝芳影响较深，但又有所突破。比如李贽认为自私既是人的本能，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不仅与程朱理学背道而驰，也突破了属于儒学分支的心学的范畴；比如他在罗汝芳“赤子之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童心说”，反对一切假人、假事、假言、假文，锋芒直指儒教，认为正是那些所谓的儒学经典，导致了后世道学家们的伪善：“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
哲学，是时代的前驱与先声，适应、改变乃至引导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晚明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时代风尚与哲学主流的影响下，发生嬗变实乃势所必然。价值的多元、政治的险恶、官场的腐败，使得士人心态从过去的热衷功名，发展到绝意仕进、弃官不就，出现了一大批名士、狂士、隐士，他们或纵情声色、嗜酒如命，或寄托山水、怡情自足，或出入佛老、求禅问道。
哲学，是文学的基础与先导。与朝政没落腐败相对应，晚明文坛也是一派萧瑟衰朽，长期把持文坛的，是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在具有启蒙性质的哲学思想引导下，晚明文学，正酝酿着一场巨大变革。
其实，前后七子出现之初，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有着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
“文以载道”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与明初高度集权、文化专制相适应，文章的定义是“明道致用”，标准是“合道”，从理论上排斥六经以后的几乎所有文学作品。明廷网罗了一大批御用文人，专门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粉饰朝廷，形式讲求平正典雅、纡余婉折、开合有度。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台阁体。
台阁体一味掩盖矛盾、点缀太平，缺少真情实感，空洞无物、千篇一律、寡淡无味。正是这一陈陈相因、平庸靡弱的文体，把持文坛近百年之久。长期的枯燥沉闷、死水一潭，必然激起强有力的反弹与反击，“前七子”便是针对台阁体而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学群体。
前七子出现在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他们结成一个文学团体，认为“诗至唐而古调亡”，“宋儒兴而古文废”，由此提出了“学不得古，苦心无益”的论调，影响了整个文坛。
前七子的出发点与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们都是进士，颇负气节，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发出了否定台阁体的声音，欲为当时的文学指出一条新路。他们选择的路径是复古，从古人的诗文——汉魏、盛唐诗歌中吸取营养，以“拨乱反正”。
广大文人深受台阁体之害，因此，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一出，很快风行天下，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但他们对文学的独创性缺乏深刻认识，李梦阳在《再与何氏书》中写道：“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 以书法类比，强调文学的模拟性，并将古人的一些结构形式视为固定法式。设若人人不敢“自立门户”，文学何能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在前七子之后的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能为首的七人继续提倡复古，他们犹嫌前七子的复古分量不够，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文学主张，继续推波助澜，比前七子声势更为浩大。为与前七子相区别，称其为“后七子”；因出现在嘉靖年间，又名“嘉靖七子”。
后七子接过前七子的复古大旗，将这一运动推向极端，其弊端也就更甚。他们认为诗歌至盛唐达到高峰，散文至西汉臻于鼎盛，自此以后，诗文便不足观。因此，今人吟诗作文，只须模仿古人，“琢字成辞，属辞成篇”就行了，其他的什么意蕴呀，成法啦，过去都有，就不必再费心机了。
严格说来，前后七子标榜的所谓“复古”，实为“拟古”，以模拟为创作法门，作品既缺乏创新形式，更缺乏创新精神。比如后七子主要代表人物王世贞的一首拟古乐府《上邪》，其中的“上邪，与君相知，譬彼结发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便明显套用了汉乐府中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从句式到内涵太过近似，实难称之为创作。这样的例子较多，比如李攀龙的拟《陌上桑》更甚，除个别字词、句子外，几乎就是照抄了汉乐府《陌上桑》。
前后七子把持文坛近一个世纪，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于是乎，文人以复古为圭臬，以模拟相标榜，雕琢日盛，抄袭成风，严重窒息了诗文的生机与发展。本以反台阁体为目的，结果重蹈覆辙，发展到后来，使得晚明文坛更加萧条沉寂。
当然，也有不少有志、有识、有勇之士奋起抗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加以反对，甚至猛烈抨击。比如前七子时的画家兼诗人唐伯虎、文徵明，后七子时的散文流派“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就发出了反对复古主义的声音，只因势单力薄，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与颠覆，前后七子的主张，仍尘嚣甚上。此后的徐渭、李贽、焦竑、汤显祖等人，也曾激烈反对，他们在哲学思想、文学创作上都有新的突破，但仍旧没能彻底撼动复古主义的顽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