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口语化的小说与通俗化的戏曲因源于民间，贴近百姓，深受大众喜爱，用“小说发达，戏曲勃兴”予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在文人学士眼中，小说、戏曲皆属民间文学、通俗文学范畴，是不入流、不登大雅之堂的庸俗之作。
袁宏道长于乡村，来自民间，于小说、戏曲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常常阅读、欣赏。他虽然没有亲手创作此类作品，但独具慧眼，不遗余力地推介、宣传，扩大了小说、戏曲的影响，渐渐为雅文学所接纳。比如长篇小说《金瓶梅》、《水浒传》，戏曲《西厢记》等，就被他视为“奇文”，奉为“奇书”，击节赞赏。
就现有史料记载，中郎是推崇、评论《金瓶梅》的第一人。
《金瓶梅》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一大突破与转变。尽管现今仍不能确定署名兰陵笑笑生的作者到底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金瓶梅》出自个体文人之手，有别于那些说书场中众口相传，而后成书的大众小说。《金瓶梅》以细致的笔触，状写普通日常生活场景，是古代小说由叙写历史、神话、传说、故事等题材内容，向描摹社会现实、世俗生活转变的一个标志。《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一段故事延伸拓展开来，对官僚、富商、恶霸西门庆的家庭生活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作者的创作笔法，带着一股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在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夹杂着大量细腻而露骨的性生活描写。正因如此，《金瓶梅》被不少所谓的正统文人视为洪水猛兽，称为市井之“极秽者”，避之唯恐不及。而袁宏道与他们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从好友董其昌手中借得半部《金瓶梅》，展卷一阅，不禁拍案叫绝，爱不释手，当即提笔给这位颇负盛名的书画家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言：“《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在他看来，《金瓶梅》不仅摇曳多姿，好读好看，其价值还要胜过被视为汉赋奠基之作的枚乘《七发》。这在当时，不啻为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语。上部如此精彩，意犹未尽，自然勾起了中郎阅读下部的强烈欲望，不禁继续写道：“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
除内容外，中郎还十分看重《金瓶梅》的语言风格，作者运用鲜活的市民口语，极富个性，神情逼肖，充满浓郁的俚俗化、市井化气息。这种不加矫饰的语言，正是袁宏道所期望的。因此，《金瓶梅》受到他的激赏，也在情理之中了。他对《金瓶梅》评价之高，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言可见一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
当然，中郎推崇《金瓶梅》，并非着意于那些细腻而淫秽的性生活描写，而是赞赏《金瓶梅》像一幅真实生动的画卷，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西门庆的奢侈生活，揭示了豪门贵族的腐朽堕落。同时，他还预见小说这一新兴体裁，能自由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较少传统观念的束缚羁绊，大有成为文学主流之趋势。
因有二哥推崇，袁中道对《金瓶梅》也产生了浓厚兴趣，称它“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对待此书，当时的传统文人学士，态度几乎一致，那就是查禁封杀，哪怕传书之人董其昌也认为《金瓶梅》“决当焚之”；袁中道的态度是“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唯有袁宏道，不仅激赏，还将整本《金瓶梅》抄录，广为传播。
一次，友人谢肇淛将他认真抄录的此书借去颇久，一向潇洒大方的袁宏道，竟送去一信，大有“兴师问罪”之意：“《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可见中郎对《金瓶梅》一书是何等看重！
由于袁宏道的发现、赞赏与宣传，《金瓶梅》不仅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还掀起了一股抄阅热潮。
此后，《金瓶梅》虽长期列为禁书，但经由袁宏道激发、引领的这股潮流沉潜于民间底层，绵绵不绝。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金瓶梅》至今已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人物典型化过渡的小说，影响播及海外，被世界最知名、最权威的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又名《大英百科全书》）称为“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除《金瓶梅》外，袁宏道对长篇小说《水浒传》的评价也很高。他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写道：
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在他眼中，那些被奉为“高头讲章”的儒家经典与《水浒传》一比，便顿觉逊色。哪怕一直受人称道的司马迁之《史记》，也没有《水浒传》那样富有文采。正如他在《听朱生说水浒传》一诗中所言：“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祖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袁宏道重视小说、戏曲、民歌、俚谣等体裁的通俗文学作品，发现它们皆属真性情、真声音的本真之作。面对“真人”创作的“真品”，他看到了文学的巨大力量，感到了文学的灵魂与精髓所在，将其中富有生命活力的内核引入高雅文学，在雅与俗之间，找到了最佳契合点。
性灵说崇尚自然，推崇本真，倡导新奇坦率，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也是当时市民思想意识、审美趣味的一种反映。
如果没有台阁体，就不会有前后七子；如果没有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也就不会有袁宏道的鼎故革新。一部文学史，便在这样的不断否定与创新中迤逦发展，向前迈进。
袁宏道在吴县振臂一呼，发出文学革命的新声与先声。“性灵说”一出，对文学团体公安派的形成，有着号召、导引的重要作用。公安派正是在“性灵说”的旗帜下，汇聚、组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向复古主义的顽固壁垒发起猛烈冲击，横扫淤积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坛污泥浊水。
一股清新自然的长风掠过大地，驱散天空阴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拉开了扭转一代文风的帷幕，彻底改变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局面。晚明文坛，立时呈现出生动活泼、明媚灿烂的可喜局面。对此，袁中道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
自宋元以来，诗文芜烂，鄙俚杂沓。本朝诸君子出而矫之，文准秦汉，诗则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后也，剽窃雷同，如赓鼎伪觚，徒取形似，无关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为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竞皆鲜敷。如流泉壅闭，日归腐败，而一加疏瀹，波浪掀舞，淋漓秀润。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即方圆黑白相反，纯疵错出，而皆各有所长，以垂之不朽，则先生之功于斯为大矣。
“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历史选择了袁宏道，以他为首的公安派由此开创、谱写了一段新的文学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