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解职后，马上离开吴县，与早就移居无锡的家属团聚。
七次辞职，终至获准，无官一身轻，他一直念想着的轻松自由与无拘无束，又回来了，不禁高兴万分。在给友人黄绮石的一封信中，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写道：“乍脱尘网，如巨鱼纵大壑，扬鳞鼓鬣。” 他反思自己做县令差点成为“吴鬼”的情形，“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觅什么鸟举人进士也。”别人求之不得的举人进士于他而言，反成束缚，悔不当初。在给江盈科的信中，他说“已将进士二字，抛却东洋大海”。
在吴县，中郎忙得连给友人写信的时间都没有，如今有了空闲，便可一一“还债”了。在无锡，他留下不了少信札，除江盈科、黄绮石外，还有王百谷、朱司理、徐渔浦、范长白、倪崧山、李本建、聂化南等人。信中所叙，多为辞职后的轻松与喜悦，对文字、佛禅仍萦怀于心。在《朱司理》中，他坦裎内心：“万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在《聂化南》中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
心情愉悦，病魔退隐，但久病之后身体仍然虚弱，只能静静地呆在无锡，一边调养，一边读书。他将早已读过的《史记》、《水浒传》、《杜甫文集》、元人杂剧之类书籍找了出来， 准备重读一遍，认真研究。但病体正在恢复，总感精力不济，加之眼力不佳，稍读一会，便觉体倦力乏，头昏眼花，只好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合上书页。
那么，就到外面去走走吧，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对调理会大有裨益。
中郎隔壁，住着一位姓朱的老汉，很会讲故事，每至精彩之处，或扣人心弦，或催人泪下，或令人唏嘘，极备其妙。有时，中郎将他请至家中，说上那么一段，他常被故事中的人物、情节深深吸引，听得津津有味，从中吸收了不少民间文学的素材与养分，获益非浅。
一晃悠，袁宏道的耳畔，响起了阵阵春天的脚步声。天气变暖，草长莺飞，桃枝绽红，冰冷了一冬的江南，抖落残梦，露出盎然生机。中郎禁不住这春天的诱惑，不顾仍未复原的病体，雇了一条小船，带上儿子开美及门客方子公，一同外出游览。
方子公，名文僎，新安人。是弟弟袁中道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赴武昌赶考时在友人潘之恒处认识的。其时，子公在潘之恒处作客，并向他学诗。子公非常贫困，中道见到他时，农历九月了还身着一件单衣，对他十分同情。中道考试落第北游，想到异地为官的二哥身边无人照顾，而子公善诗文，颇文雅，便写信将他推荐给中郎。子公来到吴县，中郎将他留在衙舍，收为门客，帮助料理笔墨，闲暇之时，两人常常下棋为乐。中郎早期文集《敝箧集》、《锦帆集》都是交由方子公搜集编排付梓的。当然，中郎会将自己的薪俸分给他一份，以供花销。而子公生性豪爽，银子刚一到手，就“治衣裘，市冶童，招客饮，不数月又贫矣”。中郎对此并不嫌弃，觉得他为人质朴忠诚，文字功底深厚，办事勤勉认真，总是将他留在身边，相伴左右，解官后出游，也将他叫在一起。
袁宏道等人上船稍作安顿，艄公便将竹篙一点。小船离岸，船桨摇动，一行人向无锡东郊的惠山进发。
惠山位于太湖之滨，山间泉水叮咚，僧院耸立，宁静幽远。袁宏道一入山中，便被眼前秀美的湖光山色所吸引，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顿觉心旷神怡。“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当壑，便不知当却多少参苓丸子矣。”他认为山水疗疾，胜于草药，可以治疗玩疾。事实也是如此，他在惠山僧房住了两晚，只觉眼目之昏聩与心脾之郁结一扫而空。满眼所触，一片清明淡雅，置身其中，“色色可怡神”，心境一片宁静，体力、精神似乎得以恢复。
兴尽而归，又接到故乡公安寄到无锡的来信，说庶祖母詹氏的疾病已经痊愈。父亲袁士瑜特意叮嘱，现在不必赶回老家了。想当初，得知二子病重，刚从吴县返家不久的父亲惊悸不已，两次遣人来吴，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嘱中郎急回公安调理。其后中郎解官病愈，而今詹氏康复，袁士瑜放下心来，不禁重提功名，希望中郎改授官职，并说哪有不到三十便解甲归田之理？
中郎得信，自然不好回到老家，而遵父之意补官，也得等待一段时日，便趁无官无职、无挂无碍、无忧无虑之际，邀约一干友人，畅游吴越山水。
吴县为官两年，中郎勤勉于公，除朝廷下放应得的薪俸外，没为自己捞取半点私产，算得上一名典型的清官。出游需要资金，手头拮据，只好找朋友借了一百两银子。
他将家属从无锡移居仪征，仪征位于长江岸边，离扬州不远，无论是逆江而上西归公安，还是顺大运河北赴京城，都十分便利。他将借得的银子分留一部分给妻子作为居家费用，其余的作为出游盘缠。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十日，袁宏道携方子公从无锡出发，前往杭州，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愉快、最自由、最洒脱的一次山水之游。
袁宏道一生游历颇多，但多为谋官求职，或肩负重任之余暇，奔走匆匆，难有优游之心境与充裕之闲暇。唯有这次，不为公干，不抱目的，不受约束，称得上一次纯粹而本真的旅游，可以任意、任性、任情地融入山水。
在杭州呆了一月，他与陶望龄、陶奭龄兄弟观赏满城春花，游览西湖美景，“不忍极言其乐”。然后，与早就约好的陶氏兄弟、虞长孺、僧孺、王静虚等禅友，以及汪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诗友，一班人南下肖山、绍兴、诸暨，西游天目山，进入歙县、休宁之境，再沿新安江而下，由越返吴，兜了一个大圈。
此次游历吴越，中郎一行耗时三月有余，行程两千多里。沿途见到了不少名山、秀水、怪洞、奇貌，在给友人吴敦之的信中，中郎叙写所游风景道：
山则飞来南屏、五云、南北高峰、会稽、禹穴、青口、天目、黄山、白岳。水则西湖、湘湖、鉴湖、钱塘江、新安江；而五泄为最胜，在诸暨县百里外，百幅鲛绡，自天而挂。洞则玉京、烟霞、水乐、呼猿之属；而玉京奇甚。泉则龙井、虎跑、真珠之属。其他不记名者尚多。
袁宏道生于荆楚大地江汉平原之南绪，故乡多丘陵，但不甚巍峨。离他的出生地长安村不远，有一座与安徽黄山同名的山峰，尽管公安黄山是县境最高的一座山峰，但海拔高度仅三百六十四米。故此，中郎在给哥哥宗道的信中道：“平生未尝看山，看山始于此。”又在写给吴敦之的信中说：“东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时花，婉弱可爱。楚中非无名山大川，然终是大汉、将军、盐商妇耳。”
此次出游，没有琐碎的俗务、卑劣的欲念、利益的计较与自私的盘算，率性相投的诗友禅友聚首，面对秀美如画的山水，三个多月来，他们“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并吟诗唱和，有时还欣赏柔美迷人的吴歌越曲，可谓酣畅淋漓之至。
虽在闲适自如地游山玩水，但中郎几乎每天都在吟诗作文，率真的情怀，新奇的感受，自然的陶冶，审美的愉悦，相互的激励……多重因素交汇在一起，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吴越之游于袁宏道而言，一个最丰硕的成果，便是《解脱集》的诞生。
收入《解脱集》中的诗文，不仅比此前的《敝箧集》、《锦帆集》更为成熟，且一扫摹拟、矫饰之风，是心与境的结晶，是“真人”留下的“童心”之作，是出自纯净心灵的天籁之音。
中郎在杭州呆的时间最长，前后四个多月，畅游西湖三次，每次都住宿湖上，在昭庆住了五夜，在法相、天竺各宿一晚，其余则留宿净慈寺经房。于西湖美景，他不仅白日出游，还于黄昏时分荡舟，观山间夕岚；或于月夜漫步湖堤，登亭过桥，赏西湖夜色。因观赏细致，感受深刻，他笔下的西湖，也写得最佳最妙。
下面以《西湖》系列之二《晚游六桥待月记》（又名《春游西湖》）为例稍作赏析。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全文仅二百三十多字，但西湖之奇妙雅静、山岚波影、蓊郁空濛不觉跃然纸上，且自然景物与社会风情，烟云秀色与作者的灵性真情水乳交融，意境超拔，引人入胜。
著有《陶庵梦忆》、《夜航船》的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张岱，将袁宏道与郦道元、柳宗元并列为古代三大山水高手。
袁宏道与另一被称为旅行家、探险家、地理学家的徐霞客，两人虽处同一时代，但其游历方式、出游目的却迥然有别。
徐霞客是晚明出游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经历最奇之人，从二十二岁起到五十六岁逝世的三十四年间，游踪涉及现在的十九个省市。一般来说，他每年三季出游在外，仅秋冬时节呆在家中。徐霞客出行不走官道，先审视山川大势，然后历其一丘一壑、一水一脉。他不求伴旅，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不计行程，饿了以野果充饥，困了就宿石树之间……其游历带有溯源、探险、科考、求道等性质，所著《徐霞客游记》，对所游之地的自然景物、山川地貌记载详尽，于古代地理科学是一个重要而突出的贡献，被后人称为“千古奇人”。
而袁宏道的出游，显然有别于徐霞客的探索之旅，是弃绝百事、置身物外、暂忘尘世，身与心怡情于山水的游世、无执、自足之旅。
如果说袁宏道在吴县提倡性灵之说，亮出旗帜，创立了鼎故革新的文学理论，那么吴越之游创作的大量诗文，便是他有意实践自己文学革新主张的一个良好开端。
文学理论的高扬，必须有相应的创作实践作支撑。自倡导性灵说向复古主义挑战以来，袁宏道一直跃跃欲试，要以实际行动呼应、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但在当时，身为吴县县令，公务缠身，杂事琐碎，每天不得不为之绞尽脑汁、穷尽心机，哪有时间、精力潜心创作？虽与江盈科等人时相唱和，也偷闲写点诗歌、短文、书信之类，但多属应酬之作，上不得“台面”，形不成“气候”。并且受官场有形无形的束缚与羁绊，天然的性灵，无法流溢而出，更不用说自由发挥了。他深切地体验到了文学个性与官场案牍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官职与文心的背离与乖张。而文人与官僚，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又恰恰是二位一体的。科举以“文学”取士，取士则步入官场。亦文亦官，亦官亦文，官吏与文士，文士与官僚，长期以来，奇妙地统一于历朝历代的无数个体身上。纵览中国历代文人，当文心与仕途发生冲突之时，大多采取了调和、共容的态度。长此以往，何以产生独立的文学意识？经过一番矛盾挣扎，袁宏道的内心深处，有了一番清醒的认识。因此，他选择了辞官一途。冲突以反传统的方式，从另一维度得以解决。那蒙在“真心”、“实心”、“童心”之上的灰尘，由此吹拂而去，本真的性灵得以张扬，翱翔在没有边际的蓝天。他唯有挣脱官场，摆脱俗务，才能达致无拘无束的创作境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廓清复古主义的迷雾，开创一代清新活泼、自由洒脱的文风。
他的最后一封离职申请刚一获准，还没接到正式解官通知，病情大有霍然而愈之感，便以“吴客”身份，沉下心来，追记宦吴之游。创作激情如同井喷，袁宏道一口气写了十八篇。
就袁宏道的所有作品而言，最有影响的当数山水游记。他的这些作品，无论写景抒情，还是叙事议论，皆笔墨灵活，挥洒自如，清新流畅，自然醇美。请看他追记宦吴之游最有代表性的《虎丘记》，这篇游记已收入多种版本的大学、中学教材：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虎丘记》中，袁宏道以个人心灵的主观感受为线索，写客体的山水少，写游历过程及内心触动多，以虎丘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者审美意识所形成的重与轻、强与弱、浓与淡为铺陈，笔随心转，腾挪闪跃，张弛有道，详略得当，流畅自如，突破了山水散文受所写对象规范、约束的传统笔法，是一篇直抒胸臆、独抒性灵的成功之作，也是一篇晚明时期颇具典范的山水游记。
紧接着，便是解官之后游历吴越而创作的《解脱集》问世。
中郎的所谓“解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脱，包括政治的解脱、思想的解脱、心灵的解脱、文风的解脱、身体的解脱……总而言之，他要解脱的对象，是一切违反人性、束缚天性的桎梏。
《解脱集》中的诗文，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率真：写真实的生活，抒发真实的情感，一一从心间自然流溢而出。
当代一位文学评论家对《解脱集》曾有过如下评价：
这是另一类文学的表现，这是心性同物境的会通，这是空灵对充实的拥抱。这里跳动着心灵挣脱羁绊后的狂喜，洋溢着自由的个性与愉悦，更浸透人与自然互相观照的由衷赞叹。清新、飞逸、神秀……就像一缕清晨的海风，一片雨后的绿茵，一串童稚的欢笑。
江盈科于《解脱集》“每读一章，未尝不欣然颐解，甚或跳跃叫啸不自持”，他由衷地赞道：“噫，甚矣，中郎言语妙天下也！”
《解脱集》的意义于袁宏道及公安派而言，无论怎样肯定、形容都不过分。
长达四个多月的吴越游历结束，已是夏末。
袁宏道从杭州取道无锡、常州，来到仪征，与安顿在此的家人团聚。
不久，袁中道从家乡东游至此。兄弟重逢，把酒吟诗，手足情深，其乐融融，不在话下。
在仪征，中郎的日子过得十分快活。他平生喜欢高楼，而这里的居所，有楼房三间，高爽洁净不说，更可享受东南西北吹拂的四面来风。仪征临江，杨柳依依，“江上柳下，时时纳凉赋诗，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说人间不敢说之话，事他人不屑为之事。”此等受用，岂非人生莫大快慰与满足？
半年之后，中郎收到哥哥袁宗道寄自京城的信札，劝他不要长期留恋山水，就此归隐民间，而是进京候补，谋个一官半职。而这时，父亲袁士瑜又从公安老家来信，催他离开仪征，快点北上。
父兄之命，实难违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二月，中郎将家眷继续留在仪征，又一次踏上了进京旅程。
他的三年吴越生活，就此画上句号。
这三年，是他人生成熟之始，无论为官从政，还是游历从文，都有不俗的表现，良好的业绩，丰硕的成就。山青水秀的吴越之地，不仅留下了他的汗水与足迹，更留下了一首首、一篇篇与吴越山水相映生辉、永远同在的优秀诗文。
中郎十分珍惜这段宝贵岁月，对吴越山水充满了深厚的难忘之情，常常梦回江南，故地重游。为释思念之怀，他以吴县太湖石公山之名，为自己取了一个号，号曰“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