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取道大运河，经高邮、淮安、下邳、济宁、德州、青县等地，旅途颠簸一月有余，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抵达北京，与哥哥伯修相聚一处。
其时，李贽正在京城，寓居北门桥旁的极乐寺。听说中郎即将到京，自是欣喜万分，并作诗《九日至极乐寺闻中郎且至因喜而赋》：“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亦苏。老桧深枝喧暮鹊，西风落日下庭梧。黄金台上思千里，为报中郎速进途。”遗憾的是，中郎还在旅途时，李贽已与焦竑前往南京去了。
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就此失之交臂。设若两人在京一聚，多呆些时日，又不知要留下多少诗文。
不久，中郎终于成为一名京官，就选京兆校官（顺天府教授）。与县令繁剧的事务相比，校官是一个清闲之职。中郎却乐得如此，既可置身官场实现世俗的人生价值，又能不受挂碍超出其外，也算一种难得的境界。
官虽闲，而中郎则不会闲着。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时光，闭门阅读，批点欧阳修、苏东坡文集，在《答梅客生开府》中写道：“邸中无事，日与永叔（欧阳修字）、坡公对。”他最喜东坡，推崇至极：“坡公诗文卓绝无论”，“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怳惚变怪，无非实情。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指李白、杜甫）之上，故宜卓绝千古。”当然，中郎对东坡并非盲目崇拜，曾明确指出其不足之处，“遒不如杜，逸不如李”，认为这是东坡“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
闲适之日，也有伤心之事，离开仪征不久，儿子开美于春天去世，家人恐他悲痛，暂未告知。直到七月，接江盈科来信方知，哭而作诗曰：“官程屈指二千余，颇怪真州消息疏。七月始传江令字，道儿亡在杪春初。”
这时，中郎接袁中道来信，受荆州府岁贡之荐，也将进京，拟入太学（国学肄业），信中提及李贽行踪消息。
中郎马上回函，托弟弟来京之时，绕道仪征，帮其接来家属。又给一直惦念着的李贽写了一信：“小修帖来，知翁在栖霞（南京栖霞山），彼中有何人士可与语者？”然后述说自己在京任闲职、读好书之状：“生在此甚闲适，得一意观书。学中又有《廿一史》及古名人集可读，穷官不须借书，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
不久，家属与弟弟中道一同抵京，兄弟三人同聚京城，自是快乐无比。加之官职轻闲，可读书论道，作诗属文，干自己想干的事。于是，中郎的心境与创作，进入到一种最佳的理想状态，不禁豪气满怀，欲以文学之业，不负眼前大好时光，一展平生鸿鹄之志。
如今的袁氏三兄弟，远非昔日可比。袁宗道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任皇长子朱常洛侍讲（东宫讲官），今日的长子，便是明日的太子、皇上，作为皇上的老师，其前途、尊荣可想而知；袁宏道在吴县的政绩有口皆碑，而京兆教官虽闲，好歹也算一名京官；袁中道刚来京城，也入了太学。官职倒在其次，关键在于文章及其影响，他们倡导的文学革新理论与不拘格套的性灵诗文，早已不胫而走。兄弟三人，已是名满天下、众人瞩目的文人高士。
三袁相聚一堂，交流切磋，谈论不休，不禁忆及当年结庐石浦，成立南平文社的情景。为了高扬文学革新的旗帜，实践“性灵说”的主张，有必要团结一批志同道合人士，汇成一股声势，形成一种潮流，才能摧毁前后七子近一百年来构筑的复古堡垒。于是，在中郎的提议下，三兄弟又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文社——葡萄社，又名蒲桃社、蒲社。
葡萄社是袁宏道发起、组织、参与的第三个文社。从幼稚到成熟，葡萄文社与城南文社、南平文社相比，不仅范围广，规模大，成员多，且有了系统的文学主张，冲击力、影响力更其深远，“几倾天下”。
文社以葡萄命名，是因为京城城西，有一座古老的崇国寺，寺内有一座占地数亩的葡萄园，文社成立之时，便在葡萄园中的葡萄林下。
崇国寺，又名护国寺，北京八大寺庙之一，初建于元朝，最早是元代丞相托克托故宅。此地今日已属北京中心地带，而当年，这块京郊之地，则被明、清太监选中，是他们离宫养老的好去处。崇国寺古朴凝重，周围是一块块农田，一畦畦菜园，环境幽雅，虽位于京城，却远离尘嚣，尤为中郎所喜爱。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十一日夜，春寒料峭，中郎兴致突发，与小修相邀，一同踏月前往崇国寺。夜阑人静，庙门早已关闭。皓月当空，清辉皎皎，洁白如玉，纯净如水。面对皎洁月色，中郎心中涌起一股奇妙无比的感受，仿佛与天空、大地、月色融为一体，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道：“寒色浸精蓝，光明见题额。踏月遍九衢，无此一方白。山僧尽掩扉，避月如避客。空阶写虬枝，格老健如石。霜吹透体寒，酒不暖胸膈。一身加数毡，天街断行迹。虽有传柝人，见惯少怜惜。异哉清冷光，长夜照沙碛。”如此美好月色，除他与小修外，却无更多的人一同欣赏，岂不惜哉！
早春三月的一天，中郎与伯修、黄辉、顾天埈在西门外水边沐浴祈福，例行古老的修禊习俗，因风沙突起，就近来到崇国寺，没想到弟弟小修与友人王章甫正在这里切磋诗文。难得如此巧遇，大家索性呆在这里，饮酒赋诗，欢畅热闹了一整天，一致认为这是今年开春以来的第一场快乐之醉。崇国寺的僧人十分热情，带领他们参观寺内建筑及所立塑像。伯修与黄辉同官编修，第二天清早便要值班，两人不得不先行离开。余人谈易论道，机锋迭起，新意频出，兴味盎然，时至深夜仍不肯归去。后因春寒夜冷，难以抵御，不得已才打道回城。
因了这份独特的情怀，文社成立时，中郎及其兄弟、友人便选中了崇国寺的葡萄园。
头顶是碧绿的葡萄藤条与繁茂的叶子，脚底是如茵的绿草与艳丽的野花；阳光透过藤条缝隙，斑驳的光点闪烁跳跃；凉爽的清风，阵阵吹来，温柔拂面；鸟儿不时唧地一声飞来，叽喳一番，又唧地一声斜飞而去……葡萄社在这鸟语花香的环境，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中活动，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快事呵！
文社成立之初，主要成员十一人，除袁氏三兄弟外，其余为潘士藻、刘日升、黄辉、陶望龄、顾天埈、李腾芳、吴用先、苏惟霖。
随着时光的流逝及影响的扩大，葡萄文社的成员日渐增多。最令中郎感到快慰的是，长洲知县江盈科调离进京，任大理寺丞。两个趣味相投的挚友，一同任职苏州，如今又一同在京为官。刚到京城，江盈科不仅加入其中，很快成为文社的一名骨干分子。
据相关诗文所记，葡萄社成员还有谢肇淛、王辂、瞿汝稷、丘坦、方子公、王章甫、钟鸣陛、钟起凤、段猷显、秦镐；参加社内游历、唱和等活动的外围成员，可考者有董其昌、谢于楚、李长庚、梅蕃祚、罗隐南、汪本珂、汪可受、黄大节、曹大咸、萧云举、黄韑、周承明、项应祥。文社骨干、普通社员及外围成员三者加在一起，总计三十五人。
葡萄社的活动内容及形式，基本沿袭南平文社，没有写成条款的社团章程，自然也没有注册，无所谓非法合法。不办入社手续，不交会费，进出自由，大家随意而聚，兴尽而散，成员有多有少，聚会之地多为崇国寺，“聚名士大夫，论学于崇国寺之葡萄林下”。活动之时，也无条条框框的程式束缚，袁中道的《潘去华尚宝传》一文，对此有所描写：“当入社日，轮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考证相关诗文，葡萄社成立这年，社员少则两人，多则数人，前往崇国寺多达九次。当然，葡萄文社的活动之地不仅仅限于崇国寺，京郊其他一些风景胜地，也会成为他们的雅集之地，如在高粱桥、大通桥、德胜桥、灵慧寺、极乐寺、显灵宫、火神庙等地举行诗会，在三圣庵、满井、西山、上方、小西天、盘山等地游览，还前往东华门东观赏灯市。
文社活动内容，不外乎谈禅论道、切磋诗文。
袁宏道在《大人寿日戏作》中写道：“社中诸法友，勉事禅那。”社友活动，将论禅视为第一，诗文放在其次。他在《西京稿序》中说：“已居燕，结社葡萄棚下，诸韵士日课方外言，以诗为尘务，不暇构也。”葡萄社成员认为，“方外言”（即论禅）每日必修必谈，而诗则属等而下之的“尘务”。文社绝大多数成员受心学影响，对禅宗尤感兴趣。但他们与出家之僧又有不同，追求的并非棒喝、顿悟之类的宗教之旨，只是在论禅求道的辩谈与机锋中，获得心灵的解脱与精神的自由，达致思想的深邃。对此，袁宏道在《途中怀大兄诗》中有言：“每当聚首时，言必穷幽邃。毒语攻沉疴，当机无回避。俱悟昔时非，驰马歇狂辔。”
此外，论学谈《易》也是社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葡萄社人多为进士、举人，都是一些饱学之士，有人对易学尤有专攻。如潘士藻潜心《易传》，曾对袁中道说：“我当与君论《易》，君为我说禅。”以禅解易，易学禅化，进入易禅一体的奇妙境界。
这些饱学之士、禅易高手汇聚一处，日日谈论，相互切磋，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有力地纠正了当时禅学的两种流弊，一种是重“妙悟”轻“修行”，令“圆顿之学”堕入“无忌惮”；另一种则是重“修行”轻“妙悟”，陷入“矫枉之过”。葡萄社友主张“妙悟”与“修行”并重，儒、释、道三教虽然相通，但不能将其混为一体，他们的落脚点，是弘扬王阳明的心学，高扬袁宏道提倡的性灵说。正如袁中道《石浦先生传》所言：“当是时，海内谈妙悟之学者日众，多不修行。先生深恶圆顿之学为无忌惮之所托，宿益泯解为修同学者矫枉之过，至食素持珠，先生以为不可，曰：‘三教圣人根本虽同，至于名相施设，决不可相滥。’于是益悟阳明先生不肯迳漏之旨，其学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
在纠偏的同时，大家互勉互励，不断精进，不仅实现了社员个体及文社群体的思想转变与完善，更将晚明禅学、易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三袁兄弟以其学识影响潘士藻，据袁中道《祭潘尚宝寻松文》所记：“凡有碍窒而彻者，予兄弟以数语发挥之，公则跃然而喜，以为益我。而予兄弟数年前，贡高我慢之气，皆日销化于春风之中，而不自觉。”再如袁宏道的自我更新突破，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状》中写道：“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如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天智尊则法天，礼卑而象地，有足无眼，与有眼无足者等。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中郎精进之时，觉出李贽禅学“尚欠稳实”，便有意纠正过去的偏重悟理，强调身体修持，一改昔日的放纵之习，自检自律，甚是严格。这一转变对中郎影响至深，此后，他一直坚持禅净双修。
谈禅论道的丰硕收获，突出地体现在一批重要思想论著的问世，主要有袁宏道的《西方合论》、《广庄》，袁宗道的《西方合论叙》，袁中道的《导庄》，潘士藻的《易解》等。
袁宏道的《西方合论》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佛学著作，被藕益大师列为《净土十要》，其缘起，据《西方合论引》所言，便是与愚庵和尚、平倩居士（黄辉）论禅问学之时，商量汇编一册西方诸论，于是，中郎花了两个月时间，“述古德要语，附以己见，勒成一书”。《广庄》、《导庄》是中郎、小修兄弟俩共同研究、探讨《庄子》的结晶，合为一个整体。《易解》作者潘士藻长期研究易经，但《易解》之成，也是葡萄文社诸友共同精研、切磋的结果，他曾三易其稿，广泛征求众人意见，认真修改，精益求精。
诗文之论，也是文社活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据有关资料统计，葡萄社纯属文学内容的集会，大大小小达数十次。除在京郊之地举行外，还有斋集这一形式，斋集诗会主要在文社重要成员袁宏道、袁宗道、顾天埈、李腾芳、萧云举等京官家中。他们吟诗作赋，挥笔纪游，留下了无数优秀作品，特别是京城周边的风景名胜，更是常常出现在他们笔下，熠熠生辉，令人神往。比如袁宏道创作的《满井游记》，便收入多种版本的中学教材：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试，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社友之间，相互唱和，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影响十分明显。比如袁宗道与黄辉的诗，便受到中郎影响，据《列朝诗集》所记，袁中道曾言：“平倩从蜀来，聚首最密。中郎作诗，力破时人蹊径，多破胆险句。伯修诗稳而清，平倩诗齐而藻；两人皆为中郎所转，稍稍失其故步。”
文社成员多为功名之人，在朝中担任一官半职。他们积极参与文社活动，挥洒性情，力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其实是对长期刻板生活的一种暂时背离与适当调节。因此，他们参禅悟道看似狂放，讲究纯粹的诗文艺术好似钻入象牙之塔，其实并未逃避现实。置身官场，活在现实，即使想逃，也无处可遁。因此，他们总是热切地关注时事，关心百姓苦难。比如中郎对“东事”，即日本侵略朝鲜半岛、明军援朝御倭之事一直留意，对明军将领号令不一、战事屡败寝食不宁，直到丰臣秀吉病死，日军败退，才吁出一口长气。而朝政之昏聩腐败，党争之不断加剧，矿税日重矿监四出，更是令他不能释怀。特别是税监陈奉在他故乡荆州为所欲为，引发民怒，不禁忧心忡忡，在给当时奉命执掌荆南关税的沈朝焕信中写道：“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岂有命哉！楚人悍而喜乱，今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忧事也。”而表面上，中郎却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以致遭人误解。一次，葡萄文社在城西显灵宫集会，他以城市山林为韵赋诗，足见心底忧患与波澜：“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