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的文学主张与实践，渐次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响应、参与，发展成为一支文学劲旅，形成一股新的文学潮流，从而影响、扭转天下文风，既需革新者的远见卓识、超人胆略及巨大努力，还得有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晚明文学革新流派——公安派也是如此。
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公安派形成、发展及成熟的具体时间，但通过这一时期三袁兄弟，特别是与袁宏道相关的标志性大事，仍可厘清一条较为明晰的线索。
袁宏道在吴县创作的《叙小修》一文，明确倡导性灵说，亮出文学革新的主张，此文随同袁中道第一部文集的刻印刊发，可视为公安派之发韧；袁氏三兄弟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友人，在袁宏道性灵说旗帜下创作的无数诗文，是公安派的实践、发展与深入；葡萄文社的成立，开启了公安派的新时期，成员多为公安派文学骨干，这支既松散又固定、既“游击”又正规的文学队伍，不仅具备了全面推进晚明文学革新的条件与实力，其活动、创作、影响不断扩大，天下文士无不影从云集，事实上也达到了扭转复古逆潮，开创一代文风的实际效果，因此，葡萄文社的成立，实为公安派成熟之肇始。
公安派以地域命名，其核心人物自然是公安人氏袁宏道、宏宗道、袁中道；主要成员为活跃在京师的葡萄社员；基本成员为分散在荆楚、苏州等全国各地，以性灵说为圭臬的志同道合者；外围成员则包括公安派强有力的支持者、鼓噪者、呼应者及追随者。
这是一个宽泛而宠大的群体，没有严格的准入、退出制度，结盟松散，但都与三袁有着一定的关系，或为同年、同事，或为师长、至交，或为亲戚、乡党，或为社友、禅侣，只要追求一致、思想接近、诗文同趣，便互通声气、互相激励、互相提携，结成一体。
公安派所具有的全国性影响，与他们的活动范围密切相关。袁宏道及其兄弟、友人率先在吴县“亮相”，接着在北京扩展，家乡荆楚则是他们的呼应之地。公安派正是经由东南、京师、湖广这三处重要的地理坐标，逐步向周边地区渗透发展，然后连成一片，汇成一股浩大的声势，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横扫文坛积弊，廓清天下雾瘴。
晚明哲学从心学到性灵之变，文化转型，士风。公安派理论是哲学与文学双重推进的产物。缺少哪一翼都不完整，都不会成为荡涤污泥浊水的流派。
公安派的发展与推进，其实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为禅学，二为文学，是哲学与文学双重推进的结果，有如鸟儿腾飞的双翼。对禅学这一内容，研究者长期有所忽视。他们革除“野狐禅”、“口头禅”之类的伪禅宗、形式化，弘扬禅学的生动直接与清新活泼，以禅学促进文学，由禅学的复兴推动文学的革新。而文学的革新也由两个层面构成，首先提出性灵说的文学主张，破除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再以丰富的诗文创作，实践、验证其文学理论；先破后立，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这种由禅学到文学，由理论到实践的分层推进，以稳健的态势攻下复古派的顽固堡垒，逐步占领其阵地，肃清其遗毒。
当然，公安派的革新与成功并非一帆风顺，反对势力既有近百年根基的文学复古派，还有传统的儒学派，所谓正统的儒家，对佛学一直抱着敌视与排斥的态度。反对势力之强，使得公安派不得不扩大队伍，充实力量，争取更多支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袁宏道在给冯琦的一封信中，便谈及文学革新困境，希望座主出手相援：“至于诗文，间一把笔，慨摹拟之流毒，悲时论之险狭，思一易其弦辙，而才力单弱，倡微和寡，当今非吾师，谁可就正者？”
就公安派核心人物三袁兄弟的贡献而言，袁宗道提出“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也”，“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的观点，开性灵说之先河；袁中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安派后期，捍卫性灵说旗帜，纠正末流之弊；袁宏道则一直充当旗手之职，他明确倡导性灵说，又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不遗余力地肃清前后七子的复古流毒，是名副其实的公安派文学革新领袖，正如他在《答李元善》中所言：“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苏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进，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
袁宏道对自己要求极严，哪怕寒冷的冬天，每天也要赋诗一首，或作文一篇。葡萄社期间，他的创作进入得意奔放的亢奋之境：“胸中浩浩，如涨水忽决，云卷雷奔。”“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诗文每成，总是在兄弟或社友间传阅，高声诵读，字斟句酌，认真修改，精益求精。
从万历二十六年（1597）到万历二十八年（1599年）的三年间，袁宏道身居京城，创作了大量诗文、论著，以其深邃的思想理论，卓越的文学成就，支撑着葡萄社的天空，丰富了性灵说的实践，完善了公安派的风格。这期间，他的作品文笔简练，意境清新，内涵深刻，除《满井游记》外，《游高粱桥记》、《抱甕亭记》也被收入现今的中学语文教材；而《徐文长传》一文，则被收入代表古代文言文最高成就的《古文观止》。
袁宏道大力推介徐渭（字文长），担心其诗文“入醋妇酒媪之手”散佚，积极联络友人共同整理，于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为他立传，创作《徐文长传》一文。前面我们曾经提过，如果没有袁宏道的挖掘与发现，徐渭也许就尘封于历史深处，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了，以致钱谦益慨叹：“微中郎，世岂复知有文长！”袁宏道不是一般的推介徐渭，而是推崇备至，将他推到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说他是“今之李、杜”，“近代高手”，“我朝第一诗人”。他的这种推崇，原因有二，一是徐渭的文字与其性情极相契合，发自内心地由衷喜爱；二是将徐渭作为一个符号与象征，以他的文字为依据与标准，阐述自己的文学思想，否定复古派的模拟之风。
袁宏道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诗文外，还有论著《广庄》、《西方合论》、《瓶史》等。
《广庄》七篇、《西方合论》十卷，前此已稍作介绍，而《瓶史》则为我国第一部论述插花艺术的专著。
袁宏道“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是一个十分讲究艺术情调的人。他写过《戏题黄道元瓶花斋》一诗：“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一枝两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仿佛杨枝水，入碗酪如茶。以北颜君斋，一倍添妍华。”可见他对插花艺术是作过一番认真研究的，《瓶史》可以视为他对这一艺术的归纳与概括。在《答李元善》中，中郎对《瓶史》略有解释：“瓶史者，记瓶花之目与说，如陆羽茶经，愚臾牡丹之类，最为醒目，恨无缮写。”
在《瓶史》中，他从鲜花的选择、花瓶的布置、瓶水的存贮、花卉的鉴赏等诸多方面娓娓叙来，详论民间插花技艺，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既反映了明代的一种社会风尚，也丰富了我国古代园林艺术，推动了世界插花艺术的发展。
中郎在《瓶史·好事》中写道：“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当然，中郎所认可的癖好，自然是有益于人生的良癖，比如他能够在禅学复兴、文学改革、创作实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开一代新风，便与他善于吸收前人营养的阅读之癖密不可分。
担任教官，职闲心静，中郎一意苦读。于欧阳修、苏东坡、曾巩、陆游等诸公文集，每读一篇，直透心灵，大有斩获，“自以为未尝识字”。可读着读着，就耐不住寂寞了，兴趣有所转移，不禁邀约三五友人，出游郊外，耽于山水，一玩就是一整天。回到家中，又一个劲地自责，觉得如此玩钝，何以成就大业？于是唤来一名女仆，命她监督自己读书。只要稍有倦意，便对他大声呵责，或揪耳朵，或敲脑袋，或搔鼻子，促他振作。女仆如果失职，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做，便予处罚。时间一久，就养成了用心功读、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的良好习惯。每当读有心得，或读至开心之处时，便大声叫着，跳跃不已，“如渴鹿之奔泉也”。
袁宏道的名声，随着性灵说的广为传播，创作实践的不断成熟，公安派影响的不断扩大而与日俱增、享誉四海。于是，就有不少朋友、熟人、乡亲、同僚来信求教，或是请他为自己的文集作序。中郎没有半点架子，总是有求必应，或回复作答，或认真撰序。当然，在这些书信与序文中，他总是不忘阐述、宣传、深化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以性灵说的文学理论指导创作实践，而长时期积累起来的文学创作经验，又推动他及时归纳、总结，使文学革新理论更加系统、丰富、深化，以便更好地指导公安派成员的创作实践，早日清除复古派流毒。《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便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姜节、陆治为吴县东洞庭人，哪怕在吴中，他们也没有多大名气。但中郎曾为吴令，因了这层渊源，便请托这位昔日的“父母官”为之作序了。姜、陆二人的文稿虽有“靡弱之病”，但他们没有拟古之习，“不独与时矩异，而二公亦自异。”所以中郎也就为之欣然“操刀”了。在序中，他又一次抨击复古派的“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提倡“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意兴所至，随事直书”。
《叙姜陆二公同适稿》受到后世评论家的特别注意与高度评价，认为集中体现了公安派的文体革新理论，可与《叙小修诗》媲美，两文并列为姊妹篇。《列朝诗集小传》也对这篇序文推崇备至：“论吴中之诗，谓先辈之诗，人自为家，不害其为可传；而诋诃庆、历以后，沿袭王、李一家之诗。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途泽之病，其功伟矣。”
稍后的《雪涛阁集序》，也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指陈前后七子之弊，发挥公安派的诗论观点。《雪涛阁集》是江盈科的一部重要文集，中郎在序中写道：
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驺从，共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
中郎对挚友江进之的创作实绩十分推崇，甚为激赏：“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江进之的诗文既流自心灵，写人状物如在目前，又言切而旨远，具有一股睥睨天下的豪气与胆略。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诗文用语，有的过直过俗，“近平近俚近俳”。对此，中郎为他，也是为自己，为公安派辩解道：“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公安派要想力矫时弊占领阵地，对根基深厚的复古派不得不狠下猛药，有时哪怕走过了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所有公安派成员中，江盈科是仅次于三袁兄弟的重要人物，具有力辟榛莽的开创之功。
为长洲县令时，江盈科与中郎同居苏州，两人趣味相投，过从甚密，时相唱和，互相激励，他不仅赞同中郎的文学革新主张，而且付诸创作实践。在吴中时，他为中郎早期的三种诗文集——《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或作序，或作引，穷其诗文之精髓，受到中郎的高度肯定：“序文甚佳。锦帆若无西施当不名，若无中郎当不重；若无江文通之笔，则中郎又安得与西施千载为配，并垂不朽哉！”葡萄文社成立，公安派的发展重心由苏州向北京转移，而江盈科也改官至京，成为葡萄社重要而活跃的一员。公安派由发韧到发展、成熟，江盈科一直参与其中，他与中郎相伴相随之久，甚至超过了中郎的两位兄弟——伯修与小修。江盈科创作甚丰，至今留下的作品，有《雪涛阁集》、《雪涛谈丛》、《谈言》、《雪涛诗评》、《闺秀诗评》、《谐史》、《皇明十六种小传》、《雪涛诗文辑佚》等，曾并为一集，以《江盈科集》为名由岳麓书社出版。
江盈科虽追随中郎，但其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以性灵说为旨，深入阐述，另立“元神活泼说”。元神，指人的灵魂与精神，“元神活泼说”沿袭了王阳明的“心性本体”、罗汝芳的“赤子之心”、李贽的“童心说”，对中郎的性灵说是一种充实与丰富。他主张代有其文，反对尊古卑今；强调个性独特，痛斥模拟剽窃；崇尚奇胜，倡导变化；对袁宏道的不拘格套，信腕信口，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实践。
江盈科的诗歌因矫枉纠偏，尽管锤炼不够，但也有不少内容丰富、自然清新的佳作，如《春日即事》：
溪水澄澄溪柳斜，烧痕摇绿遍天涯。暖风迫燕争营垒，晴日蒸蜂乱散衙。艳女踏芳云作队，荡儿行乐酒为家。南衢北陌声如沸，都向青楼唤卖花。
江盈科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袁中道在《江进之传》一文中，对其诗文评价甚为中肯：“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至其佳处，清新绝伦。文尤圆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郎虽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却没有留下相关作品，而江盈科致力于寓言、笑话创作，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他的《雪涛阁集》卷之十四，便以“小说”之名，收录寓言、笑话五十二篇；他的《谐史》一百四十七则，《谈丛》十一则，《谈言》十一则，也是这类体裁的通俗文学作品。并且在散文创作中也经常引用寓言，借以说理。江盈科的通俗文学创作，有力地拓展了公安派的文学领域，在古代寓言及笑话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就总体而言，公安派成员的创作实践，对现实政治较为超脱，而江盈科的诗文，就其题材内容而言，大多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对现实、社会、历史等都有较为深刻的思考，于抗倭、变法、理财、用人等，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还撰有《法祖》、《宦寺》、《中兴》三疏，直接干预、批评朝政，谏罢矿使税使。
江盈科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卒于四川提学副使任上，终年五十三岁（一说五十岁）。
他虽比袁宏道年长十五，但两人交往密切，情深意笃，如同手足。中郎得知江盈科死讯，当即伏枕痛哭，几至气绝。作有《哭江进之》诗十首，并序一篇，表示深切哀悼，其二曰：“案有君遗迹，时时动我悲。梦中呼白也，卷里哭微之。骨似凝冰石，心如静水池。太玄那得比？嘱累有佳儿。”对江盈科的诗文，其九写道：“作者心良苦，悠悠世岂知？近俳缘矫激，取态任斜欹。江阔无澄浪，林深有赘枝。向人言似梦，无计解愚痴。”
公安派形成气候，造成影响，以自然性灵抗击摹拟复古，除三袁兄弟外，其他成员功不可没。正因为有他们的共同参与，积跬步以至千里，聚小流而成大河，方能构成强大的合力，扭转文坛乾坤。
在公安派的研究中，江盈科已日渐“浮出水面”，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取得了扎实而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公安派有近一半成员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生前没有刻印成集的如方子公等人的作品当时就已无从查找；已刻印成集的雷思霈、丘长孺、曾退如等人的作品今已散佚；公安派其他重要成员如黄辉、陶望龄、潘士藻、李腾芳、苏惟霖、王辂等人，其诗文之搜集、整理、出版、研究，有的处于草创阶段正待深入，有的则属空白亟需拓荒。正如夏咸淳在《论公安派重要成员江盈科》中所言：“研究公安派如果仅仅限于三袁，而不了解其他成员，特别是像江盈科这样的重要作家，那么这种研究就是不完全的，缺乏全面概括的基础。”
公安派的研究格局，有待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与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