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七月，袁宏道改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八月，奉命前往河南周藩瑞金王府掌行丧礼。
瑞金王府系明太祖朱元璋嫡五子周定王支裔荣简王的封地，位于江西。公事结束，依照惯例，朝廷给假休息。前些时，父亲袁士瑜来信，说庶祖母余大姑染病，十分想念儿孙，乃至绝食数日。江西与湖北接壤，因此，中郎离京之前，就预作打算，趁便回乡省亲，探望重病在身的余大姑——就是那位长期主持家政的庶祖母余氏。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祖父袁大化娶有一妻三妾，三袁兄弟便有四位祖母——祖母邱氏，庶祖母余氏、詹氏、舒氏。父亲为庶祖母余氏所生，因此，余氏才是中郎的真正祖母。而对那位将他抚养成人的庶祖母詹氏，中郎更是怀有刻骨铭心的深厚情谊。
适逢身在太学的袁中道参加顺天府乡试落选，他虽与两位兄长一样，文章名满京师，可科场却屡屡失意，就想回家调整一番，便与中郎一同离京南下。
临行这天，袁宗道将两位弟弟送至归义寺，免不了一番叮咛嘱咐。
他劝小修说：“此次落选，不要过于灰心。以你的才华，早该高中进士了。可你心思却在周游山水，吟诗作文，于八股时艺，功夫自然就下得少了。其实，你只要稍加用心，在儒典上多花点时间，便能如愿以偿的。”
伯修所言，正中小修“穴位”，哪怕入了京城太学，他也没有专心于那些枯燥的典籍，仍像过去在长安村那样，像一个玩皮的入蒙学生。请看《太学偶作》，便可知晓他在京城太学的生活是多么自由多么浪漫：“日射柏林如膏沐，拜罢欲出不得出。长髯堂史喝班散，黑头蛆子靴声战。出门掷去老头巾，独着短衣城外行。夺得健儿弓在手，一箭正中双飞禽。”
然后，他又转向中郎，以自己十多年跻身官场、身居要职的经验，对大弟奉命执掌丧礼这一差使所应注意的诸多事项，一一加以交代。
此次分手，兄弟三人虽依依不舍，但中郎、小修相约明年二三月间返京。不过半年时间，又可聚首京城，因此，心中并无多少离愁别绪，三人大笑而别。
在江西瑞金王府办完朝廷公事，中郎告假返乡，与早就直接回家的弟弟小修会合。
及至拜见躺在床上的庶祖母余氏，中郎心中，不觉吁出一口长气，不管怎样，祖孙总算见了一面。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故人重逢，旧地重游，中郎免不了一番慨叹，留下了不少诗篇。
归乡闲居，优游自在，且与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自然十分快慰。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没有想到的悲痛之事骤然降临：十一月二十五日，庶祖母余大姑病逝；二十六晚，忽接兄长袁宗道病逝讣音！
余大姑年迈，抱病已久，她的辞世虽不意外，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祖母，生离死别，心中自是痛楚万分。而伯修之死，于袁家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回想分手之际，兄弟三人相约重逢、大笑而别的情景，中郎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此再也无缘与哥哥相见！他怎么也不能接受，那就是他们兄弟间的永诀！胸中之巨悲巨恸，中郎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以“呜乎，痛哉”系之。
哥哥宗道是于十一月初四突患重病而逝的。
他是一个稳重朴实之人，勤勉刻苦，做事周详缜密，有条不紊，从不逾规越礼。虽然科举顺畅，少年得志，在别人眼里，十分风光而荣耀。其实他的一生，过得并不快乐适意。母亲早逝，兄弟姊妹孤苦伶仃，作为长子的他，主动担负起照顾妹妹、培育弟弟之责；刚刚中举，妻子病逝；进京赶考，夜宿荆门，旅馆倒塌，惊魂失魄，几成冤死之鬼；两儿一女，其中一子相当聪慧，不料两子相继而亡，一女随后早夭；中举不久，大病一场，差点命归黄泉，此后身体便一直虚弱，病魔的阴影，长期挥之不去……
俗话说，长兄如父，伯修对中郎、小修之爱护、关照与督责，慈父之爱与兄长之严兼而有之。诸多磨难与坎坷，使得伯修内心，常常充满孤寂与忧伤。但是，作为兄长的他，在中郎与小修面前，总是强作欢颜，极力掩饰内心悲苦。
伯修刚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职还算清闲。可一旦升为春坊左中允、春坊右庶子，充任皇长子侍讲之后，情形就变了。给皇长子朱常洛，也就是未来的皇帝当讲官，责任重大，公务繁剧，是一个外劳其形、内劳其心的苦差使。时任皇长子的侍讲者仅三人，他们每天都得进宫讲授，鸡鸣即起，深夜方眠，不敢有半点懈怠。
袁宗道本身就对自己要求严格，加之重任在肩，在他眼里，长子、太子、皇上、帝国四位一体，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将通过未来的皇帝，影响朝廷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他倾其所学，尽职尽责地授给朱常洛，总是累得腰酸背痛、口干舌燥、两眼昏花。回到家中闭目养神，稍稍歇息，根本还没调整过来呢，内阁却又派人前来，催拿第二天的讲章。没有办法，宗道只得拼着全力，支撑疲惫的身子，强打精神，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备课，真可谓“日夜抱一编，形神俱憔悴”。讲义交上去后，如果审核不过关，还得继续重写。当然，这种情形于伯修来说，还从未有过，也就不得不格外用心对付。
京城的初冬，突然刮起了一阵刺骨的寒风。可能是一时难以适应季节转换、气候变化的缘故，加之长期的劳累，本来十分虚弱的伯修，顿感精神倦怠，全身不适。但他并未请假休息，仍拖着沉重的身子，入宫讲学。
好不容易熬到课时结束，伯修步履踉跄地回到家中，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正想上床躺躺，脑袋突然一阵剧痛，难忍难熬，他不禁发出“啊”的一声惨叫，身子一歪，当即仆倒在地。
这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不过数日，伯修即抱病长逝，年仅四十一岁。
伯修为官十五年，清正廉洁，“生平不妄取人一钱”。不少人请他办事，馈送银两，多则三百，少则数十，全都被他退回。家属清点遗物，所存银子不足十两，不说操办丧事，就连一副好点的棺材也难买到。
还是伯修那些有情有义的门生自发凑足银两，为恩师备了一副棺木。
伯修病逝时，正值中郎、小修离京归乡，他的身边，子女已夭，家眷唯有妻妾三人。“寡妇一屋声，天地为阴噎。”这三位流寓京城的妻妾，皆为居家妇女，过去女子缠足裹脚，自然无法料理后事，其中一人还身怀有孕。幸得朋友黄辉倾心尽力，操办妥帖，“可无遗恨”。
伯修对公安派的创立、发展居功甚伟。袁氏家道之振兴，实起于伯修之手。他高中进士后，对家族，特别是对两位弟弟的帮助与影响，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生活上的关照自不待言，学业方向，他由道转佛深深地影响了中郎、小修，为了维护、发扬中郎的性灵说，伯修的文学思想也发生了急剧转变，由重道德、重实用，过渡为重性灵、重自我表现。
伯修所著诗文不多，有些当时就已散佚，如小修在《游居沛录》中所记，他在同父异母五弟袁宁道家中，突然发现“伯修字牍数纸，其中皆生死学道语，惜未入刻”，又说伯修“所作诗余及杂剧数出，无一字存于世者，可为浩叹”。伯修诗文，至今仅存《白苏斋类集》三百多篇。
接到伯修讣讯，小修描述当时情景为“一家昏黑，不知所为”，中郎追记则言“严亲头触石，聚哭空里肆”。数日之后，哀痛才稍有平复。十二月初，小修动身北上，水陆兼程、日夜不停地赶往京城，拟将大哥灵柩及其家眷接回公安。
中郎便一直呆在老家，直到第二年五月，才告别亲友，返京复命。他乘船东下，过岳阳、赤壁，抵达九江，与友人王章甫，和尚尚方、明空、无念等人一同登临庐山。
他被庐山的美景深深吸引，一呆就是十天。每日脚不止步，幽峦邃谷，无所不探。中郎认为庐山是他平生所游名山之中，最为奇绝的一座，树木、石头、宫室，皆无与伦比，而深涧瀑布尤佳，并作有《瀑布》一诗：“寒空日夜摩幽绿，雾谷龙绡披几束。银湾截断牵牛人，鞭起眠龙驾天毂。帝宫酒暖浇愁春，云汁茫茫泻清渌。夜寒霜重玉女骄，袖里金匜向地覆。湘娥手挈潇湘来，雪魄云魂斗不足。炎官不到落星城，六月人间呵冻玉。”
关于此次庐山之行，中郎在尺牍《黄平倩庶子》中有所记叙：“弟以午节后挂帆，挟数老衲入匡庐，幽峦邃谷，无所不探，生平所见名山，此为最奇。”置身庐山，中郎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病逝的兄长袁宗道，于是在信中继续写道：“伯修素有登临癖，恨不见此。”是的，三袁兄弟都有山水之癖，而伯修久困官场，无法像两位弟弟那样纵情山水。因此，他常常扳着指头说：“还过几年，我就辞官归隐，真的，用不了几年啦，我们三兄弟就可结伴同游啦！”如今，伯修这一美好愿望已永远无法实现。由兄长的病逝，不禁想到利欲熏心的京城，想到相互倾轧的官场。而中郎眼前，是庐山之美景，松木苍翠，石壁如削，鸟语花香，天空碧蓝，纯净如洗，纤尘不染，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与尘嚣甚上的京城，形成鲜明对比。少时望名如望仙，一心盼望做大官。回想当年身居偏僻寂寞的故乡荷叶山时，心中便巴望进入热闹的城市，特别是人人向往的京城，一睹那里的奇风异采。他尽情发挥、尽力想象着京城的美好模样，认为那里才是一块天堂般的神圣乐土。第一次进京应试，刚一上路，就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渴慕心情，恨不得插上翅膀，瞬间飞抵。好不容易来到京都，所见所闻，与心中想象大相径庭：房屋杂乱，行人嚷嚷，街市哄哄，怪味冲鼻……于是，中郎不禁深深地失望了。而置身官场，于社会、朝政了解越多，便越觉得国事纷纭，政治腐败，世风日下。而自己一介书生，官小职闲，人微言轻，难有回天之力，不由得仰天长叹：“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人呵人，可真是一个复杂难解的怪物，寂寞之时，便想热闹；喧嚣场中，又思闲静；避居山野，向往京城；置身官场，又想归隐。念及兄长伯修总想摆脱官场，寻得一点自我与本真、闲适与快乐，结果未能如愿，抱恨而终，中郎深感生命有限，就想进京复命之后，早日请辞归隐。
十天之游就要结束了，迷恋陶醉其中的中郎，依依不舍地下了庐山，依旧顺江而东。过安庆、铜陵、芜湖、南京、仪征，在扬州停船泊岸，等候弟弟小修。
原来，袁中道于去年底赶到京城料理大哥后事，一呆就是三月，“俱在痛哭声中度日，昏昏惘惘，不似在人间也。”小修悲痛难抑，作诗十首，其二写道：“纵是石人也惨情，难听一宅断肠声。老亲泪尽唯流血，小弟心孤欲丧生。白日奄奄寒古渡，长江浩浩响空城。今朝易水悲歌去，送客白衣尽湿缨。”扶柩南归，安顿家属，都需要资金，小修只好与三位嫂子商量，清点伯修留下的书画、几砚等遗物，或拿到书画市场，或通过关系，一一卖掉，这才凑足了一笔银子。等到第二年四月，初夏水涨，小修想方设法雇了两条小船，一船装运伯修灵柩，另一船载着伯修家眷，从京城外的潞河动身出发，踏上“茫茫六千里程”，返回故乡公安。
小修一行，取道天津、交河、临清、辰河、徐州等地，一路行来，局促船中，两月有余，沿途或遇风浪，或逢枯水，或遇强人，或生变故，简直吃尽了苦头。他在长文《行路难》中一一详录，是一幅生动的明末社会世相图。
抵达扬州时，疲惫至极，接信知二哥中郎已在此迎候，“为之一快”。在《行路难》中，小修继续写道：“是日聚首广陵（古扬州名），悼伤逝者，不胜酸楚。然久困邮中，于天涯见骨肉，又不胜喜跃。”
尽管伯修辞世将近一年，悲伤已随时光渐渐流逝，但中郎一见兄长灵柩，仍止不住内心巨创，当即洒泪祭奠，以致“一恸倒地”。在安庆时，他已染上火病，胸膈烦闷，呼吸困难；消化不良，好不容易吃进一点饭食，也会呕吐一半；手脚麻木，全身火烫般疼痛难抑。受此折磨，中郎身体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而受伯修灵柩刺激，中郎悲惨至极，五内俱伤，病情更加严重，病体渐渐不支，有“望死如乡”之感。马上延请仪征名医诊视，都说药饵可治火病，难医心头内伤。
本想进京复命后再行请辞的他，遭此变故，决定立马返乡，“病困如此，滥竽曹署，亦复何用”。于是，他写下一篇《告病疏》，“伏乞皇上怜臣万不得已之情，万不可支之病，勅下吏部，俾得回籍调理，臣虽入地，亦当衔感无极矣。”
令他稍感欣慰的是，此次请辞，很快复准。
本欲北上的中郎调转船头，与小修两船并为一处。
兄弟俩在扬州徘徊数日，待中郎病情稍有好转，三船同发，望西驶去。
天气炎热，又多恶风，三船常遭困阻。七八月间，正值长江汛期，江水暴涨，汹涌澎湃，船在波谷浪峰间逆流而行，险不可测，恐怖不已。一日夜行，明亮当空，江风渐起，越刮越大，他们简直吓坏了，只好默祷于神，赶紧停船靠岸，泊于彭泽。而载着眷属的那艘小船，则与他们分散了，落在后面十多里。直到夜半时分，这艘小船才赶将上来。而这时，疾风狂吹，恶浪滔天，如若再晚一刻，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路途遥远，风波险恶，但中郎似乎并不在意，心中所念，仍是兄长伯修。往事历历在目，他写下了生平最长的一首诗歌《途中怀大兄诗》，字字句句，情深意切，真可谓长歌当哭。
行至武昌，中道又雇了一条轻舟，一行人先归公安，“见大人于佚老堂，悲泣哽咽，相视不能言。”（袁中道《行路难》）
过了十多天，载着伯修灵柩的小船才抵达斗湖堤镇。悠悠亡魂，终于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