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郎深谙老庄哲学，并以《庄子》一书为本，推广其意，著有论著《广庄》七篇，将老庄的“至境”与“化境”视为人生最为美妙的一种境界。他隐居柳浪湖，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是舍官场之“小为”，而就千古文章、修身养性之“大为”，是对老庄“至境”与“化境”某种程度的实践。
在柳浪湖的日子，中郎是寂寞的。
回想当日的南平文社，是何等逍遥快活，而今，南平社员不死即散，伯修去世后，外祖父龚大器、三舅龚惟长也相继而逝；弟弟小修或应试或游历，很少呆在公安；二舅龚惟学远在山西岚县，做一名县令，被一应公务、琐事所困，只能偶尔请假回乡省亲；只有八舅龚惟静还在公安。昔日的文社聚会，一种诗文唱和兼带天伦之乐的欢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能在回忆中喟叹、惆怅与感伤了。
隐居柳浪湖的中郎，又是十分热闹的。
此时的中郎，其身份自非昔日可比，已是享誉海内、文坛公认的文学革新派领袖，许多文人学士的偶像。他的返乡，其实是公安派主要阵地的南移。葡萄文社只是公安派在长达四十多年时间内三十多次结社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它虽然解体了，但公安派还在持续，在发展。由吴县而京城，由京城而公安，随着袁宏道的不断迁移，公安派文学中心的地理位置、空间范围也随之变化转移。天下不满复古、心向性灵的文人学士，无不倾慕、向往中郎的隐居之地柳浪湖。于是，公安县特别是柳浪湖，成为当时文人交流、交往、交游最为频繁而活跃的一个所在。
虽曰隐居，实则无处可隐，他的一举一动包括诗文创作，皆为人们所关注。幸好那时还没有什么“狗仔队”，中郎不必为此而烦恼。乡居六年，旧人已逝，而他的身边，又聚居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规模较大的公安派新阵营、新群体。这支新队伍主要为家人、亲戚、朋友、僧人，家人有父亲袁士瑜，叔父袁士玉、袁兰泽、袁云泽，亲弟袁中道，同父异母弟袁安道、袁宁道，堂弟袁履道、袁致道；亲戚有二舅龚惟学、八舅龚惟静，表兄王回、王承光、王承煃；友人有黄辉、龙襄、崔晦之、刘元质、苏惟霖、雷思霈、曾可前、谢于楚、陶若曾、罗冕、程彥之、刘绳之、鲁印山、沈青平、龚世法等；僧人有无迹、宝方、明空、雪照、冷云等。仅可考证的，四者人数可达五十多。他们之中，有的是公安本地学人长住于此，有的是公安附近人士，有的则专程前来公安拜访中郎。本地或附近地区的，交往则十分密切，如八舅龚惟静、二圣寺和尚宝方便时相过从；远道而来者，有人逗留时间较长，有的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但此后都会有书信往来，见字如晤，虽远而交流切磋如故。这些文人学士的到来，给柳浪湖平添一股生机与活力，而中郎的佛学思想、文学理论、创作实践也在这种交往与交流中更其深入。
柳浪湖的六年时间，也是公安派结社活动最为兴盛的一个阶段。其成员，有过去阳春文社、南平文社、葡萄文社的旧社员，更多的则是一批新人。居乡结社的雅集之地，柳浪湖的柳浪馆自然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此外，袁中道的净绿堂、林兰阁，袁安道的旃檀馆、绿荫堂，袁宁道的天花馆、清梵阁，王承光的香光林、朋石馆等，以及县城附近的佛教寺庙如二圣寺、法华庵、章台寺等，都是社友的诗酒聚会之地。
隐居的中郎，其实个人独处时间极少，少则两三人，多则数人或十多人，形成一个互通声气的群体。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公安县偏居一隅，所谓“天高皇帝远”，于文社的活动，于公安派的发展而言，反而成为一种优势。京城居高临下的“俯冲”发力，与柳浪湖缓慢而潜在的韧性发展，二者互为补充，使得公安派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一个更加重要的巩固与推进时期。
就其实质而言，袁宏道的柳浪湖生活是极其散淡的。
没有公务琐事缠身，不必早起上朝，没有压力重负，不必为生活操心，困了就睡，饥了就食，想聚就聚，想散就散，日子真个赛似神仙。
但他又是严格自律、刻苦勤勉的。
聚会之时，大家切磋探讨，思想在相互间的碰撞中火花四溅；而独处时，中郎或刻苦攻读，或吟诗作文，或研佛参禅，一刻也有没停止。这期间的诗文，中郎汇编为《潇碧堂集》，共二十卷，其中十卷诗歌，就有五百八十四首。
这期间，中郎还为故乡做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重修县志。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公安知县钱胤选亲自登门拜访袁宏道，请他出面撰修一部新的《公安县志》。
据《康熙公安县志跋》所记，公安最早的县志，为明初正统年间公安教谕房陵所撰。志成不久，房陵调离，所修县志留传公安。中郎此次修志，主要在房陵县志基础上进行增编。
又据《公安县志书十六卷清康熙九年写刊本》记载：“考公安志乘，创修于永乐壬辰知县鲍纶，正统丙辰教谕房陵增续付梓，成化间教谕梁善又增补之，而规模粗具，万历间邑人袁宏道仿《襄阳耆传》重纂，搜罗人物颇多，由是邑志大备矣……”
按前一种说法，中郎所修县志为公安历史上第二部县志；而后一种说法，最早由明永乐十年（1412年）公安知县鲍纶初修，正统年间公安教谕房陵增续，成化年间公安教谕梁善增补。考之源流，则中郎所修为公安历史上第四次修撰。
不论何种记述，总之此前的县志粗浅杂乱，且下限年代距中郎所处时期，若以房陵县志计算，已有一百五六十年；如按梁善增补时间，最晚也有一百一十多年了。因此，极有必要重新修撰一部完整的《公安县志》。
钱胤选系举人出身，浙江慈谿人，算得上一位贤明有为的“父母官”。任职公安，他走马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堤治水。
流经公安地段的长江又名荆江，荆江急流汹涌、河道狭窄、江堤蜿蜒，是长江流域水患最多的地方。“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自古以来，洪水是公安民众的最大隐患与心理负担。水火无情，可于一瞬间吞噬万千生命财产。夏天，长江之源冰雪消融，洪水一泻千里，水面往往高出斗湖堤镇，江堤一旦溃口，便呈灭顶之灾。因此，每到夏天，洪水暴涨，公安人仿佛得了“恐水症”，日夜焦虑，忙着防汛，上堤排查，一旦发现异常，几乎全民出动，堵死漏洞，排除险情。晚明时期，斗湖堤镇便常闹水患，袁宏道及其家人好几次搬家，便迫于此。直到秋天洪水远去，公安人才会松出一口气来。年年岁岁，莫不如此。在中郎眼中，洪水犹如入侵之敌寇：“泽国之有江警，犹西北之有虏警，东南之有倭警也。倭虏之患，至于芟夷我赤子，蹂践我城郭，而水之虐正等；故捍卫之功，比于折冲。”
晚明之后，公安县影响最大、举世瞩目的灾情水患，就有三次：咸丰十年（1860年）长江流域出现特大洪水，江堤决口，全县受淹，河流改道；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为减轻北岸荆江大堤压力，保卫江汉平原，位于公安县境的荆江分洪工程，连续三次主动分洪蓄水，近千平方公里良田沃土，顿成泽国；1998年，长江洪水告急，公安县准备再次分洪，三十三万群众在苍茫的夜色中实施大转移，后来虽是一场虚惊，但经济损失惨重，民众的心理创伤短期内难以愈合。
当然，正如水能覆舟，也能载舟一样，水不仅为公安县带来了便利与富饶，也在与水患的长期斗争中，练就了机智果敢、坚忍不拔、以柔克刚、乐观进取、求新求变等生存智慧与精神力量。水文化对公安的滋养是无形而巨大的，对袁宏道的思想与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文漪堂记》一文中，阐述了水的奇妙变化，“水”与“文”之间的有机关系：
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趋，忽然而折，天回云昏，顷刻不知其几千里。细则为罗縠，旋则为虎眼，注则为天绅，立则为岳玉。矫而为龙，喷而为雾，吸而为风，怒而为霆。疾徐舒蹙，奔跃万状。故天下之至奇至变者，水也。
夫余水国人也。少焉习于水，犹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绝震泽，放舟严滩，探奇五泄，极江海之奇观，尽大小之变态，而后见天下之水，无非文也。既官京师，闭门构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触。前日所见澎湃之势，渊洄沦涟之象，忽然现前。然后取迁、固、甫、白、愈、修、洵、轼诸公之编而读之，而水之变怪，无不毕陈于前者。或束而为峡，或回而为澜，或鸣而为泉，或放而为海，或狂而为瀑，或汇而为泽。蜿蜒曲折，无之非水。故余所见之文，皆水也。
当年的新知县初一到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修堤治水，可以想见这一举措该是多么深得民心！对此，中郎十分感奋，江堤修竣，提笔写下《新修钱公堤碑记》，对钱胤选的政绩大加赞赏：“幸此堤复，我民倚斗为长城。”
面对钱知县的真诚相请，中郎实难回绝。一名外地人尚且如此热心公安县的公益事业，作为本地人的他，更是义不容辞呵！况且修撰一部新的完整县志，也可了却他的一桩心愿。
于是，袁宏道极其爽快地接受了修撰《公安县志》的任务。
以中郎之文才，修改、编写一本县志，可谓绰绰有余。但受命之后，他没有半点马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哪怕一部县志，也要严格认真对待，经得起历史考验，能够传之后世。他先是创订新的编修原则与体例，并在原有县志的基础之上，拟出一份较为详细的编写纲要，然后才正式撰写。
中郎的修志体例，仅见于他给钱胤选的信札《钱邑侯》：
然诸传非闻见真者，不敢滥入也。传体仿班氏及南、北史，多于小处见大，不欲以方体损韵致也。诸大老传他日国史所取以为据者，邑僻地，志状多不传，故不得不详。《杂俎》一篇，逸事仅有。
记述虽不完整，但不仅为后来者修撰《公安县志》所沿袭，也被后代方志编纂者视为一种规范广泛运用。
历经三个寒暑，新修《公安县志》才在中郎认真而艰苦的努力下得以完成，共计三十卷。
志稿初成，恰逢雷思霈前来造访，他捧卷阅毕，对新修县志予以高度评价：“中郎文章言语，俱妙天下。是志也，抉奇搜奥，辨物核情，绝无老博士一酸语。”又说中郎修志是“以一代才作一邑志”，此功超越了他推崇备至的一代文豪苏轼：“传闻中郎为子瞻（苏轼字）后身，嗟乎！子瞻不敢作三国史，而中郎能为一国志，岂隔世精灵乃更增益耶？”
由雷思霈之评语，我们可以见出，中郎即使修志，其语言文字、内在精神，也贯穿着性灵说的文学主张，既详细考证，又不肯拾人牙慧；既沿袭传统，却无酸腐呆滞、诘屈聱牙之语。这样的县志，是文学与历史相互结合的成功范例，“海内称为绝奇”。
中郎县志一出，过去的旧志自然“若存若亡矣”。非常遗憾的是，中郎亲笔修撰的这部《公安县志》，后来在县城三次迁徙的过程之中，毁于一场大火，“版籍无存”。
今天，我们虽然无法见到中郎所修《公安县志》，但他创立的修志体例，那严肃认真、不辞劳苦的编撰精神，这笔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永远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