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隐居六年，也曾有过几次短暂出游，足迹不远，主要为湖南德山、桃源、洞庭及湖北玉泉、武当等公安县周边的风景名胜，其中桃源、玉泉两地尤佳，对他影响颇大。
桃源风景优美如画，加之陶渊明那篇《桃花源记》，更使得桃源之地声名远播。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于中郎而言，不啻为一种神往之至的理想境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陶渊明时代的桃花源，与中郎所处晚明，虽有一千一二百年之遥，而桃源风景及桃源人的隐居生活，与中郎置身的柳浪湖，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袁中道前往黄山，袁宏道则与和尚寒灰、冷云、雪照，居士张五教等人，从老家孟溪镇荷叶山后的孟溪河乘船出发，一路寻访庙宇，拜会友人，于八月十七日抵达德山游览，然后逆水而上，于九九重阳节登武陵山，当晚赶至桃源县。
中郎一行不顾旅途劳顿，稍作调整，便漫步欣赏桃源县城夜色。在如水的月光下，整个山城笼罩着一层轻纱般的薄雾，楼台亭阁，依山就势，排列有序，朦胧中透着一股别致韵味。中郎为之沉醉，当即口赋一诗《夜入桃源县月中》：“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凉。和月和烟市，全山全水乡。高云排鹤路，怒沫响鱼梁。若个垂纶客，溪头旧姓黄。”而内心深处，那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才是中郎魂牵梦萦的向往所在。历经官场、洞悉世事的他当然知道，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过一处虚构的幻景，现实中并不存在，但他宁愿陶醉在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幻与满足之中，相信人间真有那么一个安宁怡然的美妙世界。
第二天清早，一行人匆匆出发，直奔桃花源而去。
过渌罗山时，船行江中，风景奇美绝妙，“山如削成，颓岚峭绿”，好像要从头顶压过来似的。两岸夹山，越来越狭，江水缦绿见底，越来越激，云奔石怒，满江都是飞溅的泡沫。这时，中郎不禁想到了生于湖南桃源，自号“渌罗山人”的至友江盈科。此时，他以大理寺丞之职，正在四川主持乡试。心有所念，作诗《望渌罗山，有怀江渌罗年兄》以志：“好在青溪曲，岩花石乳新。空闻流水引，不见渌罗人。明月层层岫，乌纱面面尘。十年求道侣，能不忆仙邻。”
江水一拐，弯到山南，心中一直念想的桃花源就在眼前，中郎不觉精神倍增。舍舟上岸，一行人游玄武宫，过桃花观，从左边前行，幽静的小路两边，长着亭亭翠竹，可谓“竹路幽绝”。继续向南，不一会，就步入了桃花洞中。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洞中空空如也，唯有百多级石磴而已。中郎自然倍感失望，但乐观的他，在游记《由渌罗山至桃源记》一文中写于此，笔峰一转道：“苍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即。”极有可能，这里还是隐匿着那些逃避秦时战乱的百姓后裔，只是山高洞幽，他们藏之甚严，难以见到罢了。中郎不得不如此安慰自己，于是又想，难怪那些避难之人会逃避于此的，这里的确称得上人间天堂呵！他对随行的友人说：“他日买山，当以此中为第一义也。”后来，中郎在给同僚李腾芳的一封信中又写道：“穷花源之胜，真方士仙人之所客也。山尖略如越，而幽僻胜之，奇正相发，瘦妍异态。弟已选得渔仙寺一片地，为栖隐之所。他时白头阁老，渡武陵溪时，或可迂道一至也。”看来，他也想学桃花源避乱之人，产生过老迈之年来此隐居落户的念头。
而湖北当阳，则是中郎的常游之地，他对那儿的玉泉寺、度门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玉泉寺与山东的灵岩寺、南京的栖霞寺、浙江的国清寺并称“天下四绝”。这里的玉泉山（又名堆蓝山），最早因关公显圣的神话传说闻名于世，6世纪的隋朝时期，玉泉寺开始创建。智者大师在此广收信徒，讲经释义；唐代禅宗北派领袖神秀不仅在此讲学，并且焚修于度门寺（也称大通寺，附属于玉泉寺，为其子孙庙）。此后，禅宗南派、净土宗、临济宗等佛教宗派的高僧，都曾在此修持讲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一处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不仅如此，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张九龄、孟浩然、贾岛、宋之问等都曾周游于此，留下了重要诗篇。
中郎还在京城任职顺天府教授时，就有和尚正诲（号无迹）立志重修残破不堪的玉泉寺，不远千里来到京师，四处游说。中郎为其所感，便以荆楚乡谊之情，广为联络。一番努力，最终打动了崇奉佛教的慈圣皇太后，她以万历皇帝之名，赏赐玉泉寺《大藏经》一部、金千两。其他经袁宏道、袁宗道等人联系的京城权贵，也纷纷解囊相助。当时宦游京师的小修正欲回湖广参加乡试，便与募得资金的和尚无迹一道南归，并协助他重新修建，才使得玉泉寺“今遂焕然，复还旧观”。
除游说、募集外，他们自己也有捐助，据《玉泉寺志》所记：“万历三十年（1602年），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与黄辉共同捐俸白银二千两维修寺院。”此后，袁中道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捐献水田五十亩、旱地十三亩，“这些土地全在度门寺，由明代度门寺僧人无迹禅师的徒孙代管。”
玉泉寺历史上有过六次大规模的修建活动，三袁兄弟的重修扩建，属第五次，具体时间为万历三十年（1602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是中郎隐居柳浪湖之时。可见中郎前来当阳，除游览胜景外，还负有重修玉泉寺的重要使命。对修建方案，一如他的性灵说文学革新理论，主张寺庙应与四周山水融为一体，和谐自然。他作于万历三十年的《示度门·时新修玉泉寺》一诗，写的就是第五次重修之事：
北平曾记写疏时，黄帕亲封下赤墀。三十四年薄宦客，一千七众讲经师。堆蓝山续开皇诏，仙掌茶抽谷雨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泉碑。
玉泉寺的风景名胜，深深地吸引了中郎，他曾有过筑居建舍、合家搬迁的念头。他与弟弟小修常在玉泉山的柴紫庵读书，最爱游览那里的紫盖山与青溪，当地有“玉泉山美，青溪水甜”之说。
万历三十年（1602年）正月，袁宏道与时为度门寺主持的和尚无迹同游玉泉山，呆了整整一月，若非父亲染病，住的时间还会更长。
当年九月，他应黄辉之邀，再游玉泉。黄辉不仅诗歌写得好，书法也极佳，“布局疏朗，行气脱落，韵致潇洒，墨法圆润”，与当时的书法大家董其昌齐名，人称“诗书双绝”。当阳县令闻讯黄辉前来，马上携带上好宣纸，恭请黄辉留下“墨宝”。出于礼貌，也不得不请中郎同书。中郎极喜书法，笔致朴拙，绝无半点娥媚之气，所以黄辉赠诗说他“字类松枝不学成”，意思是说他的书法像松树枝干一样天然生成、遒劲有力。中郎见请，也不推辞，当即把笔，与黄辉相对，挥毫泼墨，旁观者皆掩口窃笑不已。
玉泉山不仅留下了中郎的深深足迹、优秀诗文，还有不少趣闻轶事、故事传说。
每次游历，名山大川的优美风光总是激发他的创作热情，带来新的创作灵感。德山、桃源、当阳等地的短暂出游，使得他诗情勃发，文思泉涌，写下了大量诗歌、游记、书信。中郎反省昔日所作诗文，认为反拨前后七子，“信口而出，信口而谈”，“信腕直寄”，有矫枉过正之嫌，“多刻露之病”，于是，这批新作便有意识地加以矫正，思想内涵、艺术水平较前有了进一步提高。
这年初冬，袁中道从黄山归来，读过他的新作，不禁撰文评道：“游程诗、纪，倩冶秀美之极，不惟读之有声，览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较前诸作，更进一格。”色、香、味俱全，自然是上等的艺术佳肴了。然后，又对中郎前后诗文，作了一番比较：“盖花源以前诗，间伤俚质；此后，神理粉泽，合并而出，文词亦然。今底稿具存，数数改易，非信笔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测。”通过手稿的多次修改，可以见出中郎字斟句酌，精益求精，苦心经营，非信笔而成。
中郎对自己这一时期的作品十分看重，编成《潇碧堂集》，与前此在京城任教官时创作的《瓶花斋集》，一同刻印。为出版这两部书稿，中郎耗资颇多，据他给苏惟霖的一封信中所言：“近日刻《瓶花》、《潇碧》二集，几卖却柳湖庄。”由此，我们既可感受到他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也可见出他的经济状况着实不佳。他是一个精神重于物质、义气重于财气、避世重于入世的性情豁达之人，隐居柳浪湖的日子，无忧无虑，无挂无碍，逍遥自在，他的心境，也变得更加纯净而恬淡，幽雅而闲适。然而，他又并非逃避现实，全然沉浸于优游山水、谈禅论道、吟风弄月、独善其身的个人境界之中，身居江湖僻远之地，中郎的目光，总是投向柳浪湖之外的广阔世界，关心芸芸众生，关注朝政时事。
对此，鲁迅认为中郎被有些人画歪了脸孔，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画歪中郎脸孔的人，不唯过去，今天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过去画歪是误解，是有意识强调某一方面；如今的画歪则是故作姿态，语出惊人以引人注目，比如在个别人笔下，就有“公安三袁（袁中郎、兄袁伯修、弟袁小修）一生招摇、放浪”之语（不唯中郎，而是袁氏三兄弟），认为中郎“生平好为大言，无论好事坏事均喜刻意描摹”等，其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的色彩太过浓厚，为学态度实不可取，观点也不值一驳，是非与否，读者心中自明。
其实，中郎关心民瘼、关注社会的“方巾气”，一直贯穿于他的生命之始终。
早在少年时，他于国事就心怀忧戚，在荆州参加童子试时，因耳闻目睹张居正身后籍没一事，写了《古荆篇》一诗。
二十二岁赴京应试返回公安，他将矛头对准昏聩的当朝皇帝，一口气写了《拟作内词》八首，讥讽不理朝政，酒、色、财、气四病俱全的神宗皇帝。
他在吴县任职时，针对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以无比愤懑的心情，写了一首《逋赋谣》，揭露“民日难，官日苦”的社会现实：
索逋赋，逋赋索不得。不是县家苦催征，朝廷新例除本色。东封西款边功多，江淮陆地生洪波。内库马价支垂尽，民固无力官奈何？苏州旧逋七十万，漕折金花居其半。安得普天尽雨金，上为明君舒宵旰。嗟乎！民日难，官日苦，竹开花，矿生土。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廷为缓解、挽救日益困窘的财政危机，大量增加矿税，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四处横行搜刮。一时间，民怨载道，民愤四起。中郎写下诗歌《猛虎行》，揭露这一害民弊政。在诗中，他先写宦官的淫威，次写其贪盗行为，由此向统治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如不及时纠正弊端，必将酿成祸患。结果朝廷坐视不管，中郎的预言很快成为现实，临清、苏州、武昌等地的矿工及手工业者不堪忍受矿监税使的压迫，先后举行大规模暴动。
而隐居柳浪湖时，中郎关心社会时政的心情则更趋深沉。
万历三十年（1602年），湖广矿税使陈奉经常率其党羽，巡视各地，以开矿为名霸占良田、侵吞民财、侮辱妇女、伤害人命，简直无恶不作。对此，中郎义愤填膺，在《竹枝词》十二首之二中写道：“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孀妇哭春风。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又写下《荆州前苦雪引》一诗：“鲛户十窜九囚虏，泪不成珠天帝怒。骨白粉焦委黄泥，至今荆州唯白土。”后来，武昌民众愤起反抗，一把大火烧毁矿税使陈奉住房。仓皇之中，陈奉翻墙进入藩府，才得以逃脱。而他的那些手下，则有数百人被当地民众抓获，双手捆绑后一个个投入长江。汉阳民众仿效武昌，也聚集一处，起而反抗，捉拿恶吏，一一捆绑。其余诸郡闻讯，大受鼓舞，击杀税使、贪官、奸人无数。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秋，武昌皇族为争夺王位继承权发动变乱，杀死巡抚、都御史赵可怀。中郎闻知，当即写下《闻省城急报》一诗：
黄鹄矶头红染泪，手杀都堂如儿戏。飞鞚叠骑尘碾尘，报书一夕三回至。天子圣明臣敛手，胸臆决尽天下事。二百年来好纲纪，辰裂星纷委平地。天长阍永叫不闻，健马那堪持朽辔。书生痛哭倚蒿篱，有钱难买青山翠。
由于皇帝昏庸，宰臣贪贿，变乱一时难以平息，乱军横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于是，中郎又写了一首《郡人来，言楚宗事久未得旨，感赋》，其中有言曰：“国体藩归俱莫论，老臣途血也堪怜。”满腔悲愤，肠断泣血，更复何言！
后来，中郎离开柳浪湖复出进京任职，上书朝廷筹划国事，进献救亡谋略，充分反映出他对国家朝政、社会现实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中郎在给黄辉的一封信中，曾写过如下一段话：
尘车粪马，弟虽不爱追逐，则随一行雅客，莳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眥。时事如此，将何底止？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此亦静退者之忧也。
这，便是袁宏道既纵情山水、追求闲适，又关注世道、关心民生的形象概括与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