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本为“禅那”，是梵文的音译，后简称为“禅”。禅的意思，指定、静虑、思维修。
禅宗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结合与交融，其本土化的程度比天台宗走得更远，也更加纯粹，可称为中国化了的佛学。
禅宗的主要思想可用四句话予以归纳：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不立文字”，指禅宗反对拘泥于经典的繁琐教义与刻板修行，不依经卷，不涉字词；禅宗不同于以往任何佛教派别，是一种以心传心、生动活泼的流派，故称“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说禅宗重视人的顿悟，在“一刹那”深入人心，直达本性，透过雾障，使得世俗之人豁然开朗，摆脱人生的执迷与挂碍，以达大彻大悟的成佛境界。
其实，禅宗在某种程度上走出了宗教的迷雾，比如它的呵佛骂祖、去除人为的神圣光环即是。它以独特的否定方式，不断突破，不断超越，进入一种更高的层次——挣脱奴役，肯定自我，注重创造，走向自由。在此，我们可以将禅宗视为一种洞悉人生、透析人性的哲学或艺术。
自印度菩提达摩祖师于南北朝时期来华传教，历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至南宗慧能、北宗神秀之时，禅宗进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宋代之时，禅宗开始式微。明朝初期，禅宗日渐颓败衰落。而至晚明，禅悦之风盛行，因有李贽、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黄辉、潘士藻、陶望龄、蔡五岳等一大批文人学士的鼓动参与，禅宗又呈回光返照之势。
袁宏道之参禅，并非追逐时尚，以为炫耀，而是出自内心的一种需要，对真理学问的执着追求。他入学启蒙，最早学习的自然是传统儒学，但儒学不能超乘，桎梏了自然人生，束缚了自由思想。中郎因一场大病而接触本土道教，道家的养生术、阴阳义理、修炼成仙等并不能解决他的内心焦虑及生命终极等问题，这才转向佛学。于佛学，他也并不拘于一派，而是兼收并蓄，对天台宗有过研究，于禅宗修持最深，后转向净土宗，对法相宗也持一种宽容吸收的态度。
他将佛人分为五个层面与等级，第一等为苦修行者，追求的是一种外在形式；第二等为写经者，不停地抄写，总有所获；第三等为讲经者，如秀才教书，进了一层；第四等是习定、念佛之人，好似举人做官，所获相当于前三者千百倍之多；而最高层次，才是参禅，属甲第。
可见参禅在中郎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万历十五年（1587年），中郎喜添一女，取名禅那。禅那性格沉静，受父亲影响，闻知佛法后，就想受戒出家。中郎劝阻她，说你一个女儿身，要嫁人的，不能具戒。于是，禅那便极其厌恶自己的女儿身，每次拜佛，都祈求自己早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禅那重病，拖了半年，不治而亡。
在佛教领域，中郎于禅宗造诣最深，见解独特，建树卓越，为转折时期式微的中国禅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强劲活力，有振疲起衰之效。
袁宏道独特而深刻的禅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对禅的理解上，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摆脱了当时的禅学弊端。
在吴县任职时，在给太仓人曹鲁川一封专谈佛学的书信中写道：
禅者定也，又禅代不息之义，如春之禅而为秋，昼之禅而为夜是也。既谓之禅，则迁流无已，变动不常，安有定辙？而学禅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且夫禅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于进？固不必寂也，亦何必于闹？是故有脱屣去位者，则亦有现疾毗那者；有终身宰执者，则亦有沉金湘水者。
他将禅的本意解释为迁流变动，生生不息，否定禅的固定内容和具体程式。
在给其他友人的书信中，中郎也持相同观点，认为禅应该“日日新”，必须抛弃各种格套与习气，在日常生活与平凡小事中发现自己的心性与本性。因此，他主张学禅从平实处做起，要有实实在在的功夫，禅必须具备自由洒脱、随缘任命的特性。
于是，中郎便将禅的意义，恢复到了它本应具有的性质，对晚明禅宗流行一时的枯坐默照、胡喝乱棒等邪禅、野狐禅有所纠偏。
基于禅学的独特理解，袁宏道反对各种形式的分别知解。当时，许多人追求禅宗的所谓“净妙境界”，并执着于此。中郎认为，净妙境界虽然达到了修习的较高阶位，但毕竟不是禅宗的最高境界。如果仅把净妙境界作为终极目标，便是落入“恶知恶解”。
禅宗传至五祖弘忍，而后分为南、北两大不同派别，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惠能、神秀。惠能的“顿悟”说被推崇到了极点，而神秀的“渐悟”则成为取笑的对象。禅宗经过唐末、五代发展，至宋代时期，便已成为中国最为盛行的佛教宗派，其影响远超其他所有派别之上。而这时的禅宗，全为慧能创立的南宗体系，神秀的北宗早已湮灭无闻。禅宗内部，南北宗之间，曾有过一定的矛盾与分歧，互争正统，传至后代，获胜一方，便存在着有意抬高本宗本派之嫌。慧能的《坛经》，为其高足神会和尚所记，里面添加了不少神会自己的个人观点。神会其人，先是在玉泉寺依从神秀学习禅法，后投奔慧能，受到器重，于是反戈一击，提出南宗顿教优于北宗渐教，慧能承续了达摩禅的精髓，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正统。然后展开辩论，不断挑起两派之间的争斗，不遗余力地拓展地盘，最终由弱转强，完全占居上风。北宗曾在北方地区广为流传，衰落之后，连相关文献也消失殆尽。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禅宗资料，大多是南宗的“自话自说”，比如禅宗以袈裟托付为凭的所谓“衣为法信，法是衣宗”传承方式，便由神会和尚倡始；再如从初祖达摩到六祖慧能的传法系统，也由他修正提出。
五祖弘忍死后，神秀前来当阳玉泉寺讲经弘法，名动京师，经常奉诏进宫讲说佛法，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誉。玉泉寺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增创与扩建，便由神秀主持。他在东都洛阳圆寂，灵柩运回玉泉寺，安葬在度门寺后山。可见玉泉寺实为禅宗北派的发祥地与祖庭，常来此地的袁宏道，对神秀北宗的渐教，自然深得其旨。
于禅宗的顿、渐两派都有深入研究，袁宏道便能超越宗派之间的成见，予以客观认识。他认为，所谓“南能北秀”、“顿悟渐悟”，只是开悟的手段不同而已，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毕竟芸芸众生，慧根有限，一味求顿，将只剩下一种形式的空壳，流于空洞庸常。人的认识过程，有量变与质变、渐进与飞跃两个不同的阶段，因此，渐悟、顿悟便贯穿于修行者开悟的整个过程之中。况且顿中有生熟，渐中也有生熟，若以顿悟为优而执着于此，便违背了禅学随缘任运的定义与原则。因不满于《六祖坛经》在流布过程中后人增入其中的伪作，袁宏道经过多方考证比较，还其本来面目，“故略删其赝”，成书《六祖坛经节录》一卷，作有《坛经节录引》一文。
袁宏道的禅学主张与要点，表现在“心性”二字，其特色为“天真自然”。他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他一生为之追求的，首先是做“真人”，然后是写“真文”。他的“性灵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而率真独特、大胆深刻的禅学“心性说”，对当时失却本性、流于空泛与形式的禅学，也起到了振聋发聩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