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在返京途中的河北定兴县，接到弟弟小修信札，说他已到京城。
自上次出使湖广蒲圻存问朝廷老臣，兄弟俩在京郊潞河舟中分手，已近两年没有见面。
袁中道应蓟辽总督蹇达之邀，走马塞外，过了数月流寓生活。
蹇达虽为总督，也是文人出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中郎与他也有交往。在袁宏道现存诗文中，便有一封尺牍《达蹇督抚》，四百多字，是他书信中写得较长的一封。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封书信，在他死后竟惹上了“麻烦”，满清异族统治因信中有“偏谬语”而被查禁“抽毁”。所谓的“偏谬语”，无非就是中郎站在汉人立场，抵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疆土之类的言辞，如“皓首筹边，革华夷长膻腥之势者几万里”；“挞犬羊于塞外，敢有二心”等。
蹇达生性豪爽，为人豁达，小修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领略一番粗犷雄奇的塞外风光之后，小修回到公安乡居。三年一度的科考在即，他在一种惯性的驱使下，带了两名仆人，又出发了。顺江东下，沿途游览了岳阳楼、黄鹤楼、黄州赤壁、石钟山、金陵、金口等地，经漕河乘船北上，进京后住在中郎寓所。
中郎回京，兄弟相见，自是亲热异常，免不了谈及分手后的各自生活。
中郎叙述他的秦中之行，当他讲到登临华山的惊险时，说得格外详细，且描摹生动，绘声绘色，小修听得毛骨悚然。他一边叙说，一边拿出带回的陕西古碑拓片，一同欣赏不已。
因吏部考功事务急需料理，中郎稍事调整，便去衙署上班。
小修来京，先住中郎位于石驸马街的寓所，不久，就在东举场另找了一处地方。移运行李那天，他从吏部经过，极想进去看看，想到中郎正忙得不亦乐乎，只好作罢。
当时，有七十多名京官、外官依惯例留在京城，暂受部衔，等候录用。中郎处理的就是这些官员的候选之事。
负责选官、派官、任官，责任重大，袁宏道等人不敢马虎。事情积压在一块，实在忙不过来，他索性将铺盖行李移至吏部，吃住全在衙署，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
有的官员时间等得长了，年关迫近，不免焦躁，便请求吏部加快速度，早日行取，不要让他们久等。
尚书孙丕扬回道：“原来的疏策之上，并无‘行取’二字，我怎能擅作主张呢？只能依照程序办事。”说着，又急令下属将疏策取来。
不一会，取策之人回报，原疏已经丢失，只有底稿尚存，现已带来。
孙丕扬说：“底稿也成。”他一把接过，又从头至尾认真地通览一遍，上面的确没有“行取”二字，写的是“听候选取”。
孙丕扬看毕，将底稿往这些官员面前一扔，怒气冲冲地说道：“明明是听候选取，你们却要我早日行取，如此逼迫本部，是欺我年老昏聩吗？老夫老则老矣，但并不糊涂，我要上疏皇上，治你们的欺罔之罪！”
这些人见尚书动怒，只得一个劲地辩解，吏部属员也为他们开脱，希望孙太宰息怒。怎奈孙丕扬正在气头之上，无论怎么辩解劝说，都起不到作用，他决意上疏，对这些催促的候选之人严加惩处。
袁宏道当时并不在场，听说这件事后，不由叹道：“唉，当今朝政，言路久不畅通，太宰怎能上疏皇上，使得言路更加阻塞呢？如果这样，今后谁敢多言？大家只有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而已。长此以往，国政将更加凋敝。”
他为此十分着急，又担心一时说不清楚，匆忙之中，只好给孙丕扬尚书写了一封书信。在信中，他说这些官员暂受部衔，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因为皇上久不选用人才，一时难以求得圣旨，大家便讳言“行取”，但以“选取”替代。若不如此，久拖未决，长期延误，天下之事将更不可为。他特别强调自己说的这些，句句都是真话实情，恳请太宰明察公断。
自中郎那次公堂之上挺身而出，排解误会之后，孙丕扬便对他另眼相待，两人推为知己，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结为忘年之交。这在当时的官场，十分罕见。
孙丕扬看过袁宏道的信札，怒气顿时消了许多。再看一遍，沉思再三，觉得他说得十分在理，若投疏皇上，言路因此而堵塞，就适得其反了。
于是，一场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就这样平息在萌芽之中了。
中郎吏部任职，一方面革新图治，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则善于从中调停，解决一些不必要的纷争，维持内部团结。
选派工作繁剧不堪，一时难以结束。直到大年三十晚上，中郎才从衙署回家，与等候已久的家人及小修围桌而坐，吃过团年饭，一同守岁。第二天清早，他又冒着凛冽的寒风，入朝贺年去了。
尽管如此，中郎还忙中偷闲，与二三宾朋出城郊游，以水声林影为乐，求得心灵的解脱。一次，他在慈因寺讲学，一班同僚、友人如谢青莲、陶不退、汪鼎甫、苏云浦、丘长孺、梅长公及僧人宝方、云浮等，皆前来听讲，一同饮酒作乐。
对此，吏部右侍郎，也是昔日的葡萄社外围成员萧云举不禁叹道：“别人在吏部任官，皆闭门不出，害怕会客，以避嫌疑。中郎不拒宾客友朋，却并不因此而触犯规条，此等风流韵致，实属难得！”
春节过后，堆积的公务处理完毕，中郎那沉潜于心的另一面又执着地抬起头来——近来太过热闹繁忙，得好好清静清静，调养一阵子才行。于是，又向朝廷请了还乡假，欲回老家公安住上一段日子。
请假之前，中郎已升任吏部验封司郎中。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连升两级，由吏部验封主事（正六品）升考功司员外郎（从五品），再迁验封司郎中（正五品）。还只四十三岁的他，照此发展，不说入阁拜相，升至侍郎、尚书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可他总在关键时刻“撒手”官场，视政治生命如同儿戏。
这时，小修春试结束，也想与二哥一同南归。有人劝他在京城还呆一段时间，以候放榜佳音。小修苦苦地笑了笑，说：“留在京城，不见得就能录取；离开京城，不一定就不录取。留与不留，于结果无补，我想还是不留为好。”
多年的科考失败，给小修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对录取已不抱多大希望，既如此，不待放榜先行离开，届时的痛苦与尴尬，或许会少却几分。
前来送行的同僚、友人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迈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他冒着凛冽的寒风，迈着蹒跚的步履，前来与中郎话别。
中郎行前，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上孙立亭太宰书》，纵论朝廷内忧外患，并对目下选人、用人之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
孙丕扬紧紧地抓住中郎双手，唏嘘叹道：“我已年迈，不久当退隐还乡，今后恐怕再也不能在一块共事了……中郎呵，今日一别，也许就是永诀……”
孙丕扬说着说着，喉头顿时哽咽，眼里满是泪水。
中郎宽慰道：“假期一满，我很快就会返京的。那时，您肯定还在任上呢。”
古人云：“感恩易，知己难。”这一老一小两位忘年之交，一上一下两位奇妙同僚，执手相对，泪眼朦胧，久久舍不得分离。
已是风烛之年的孙丕扬自然想到了人生的短暂与归宿，而正值中年的袁宏道却万万没有料到，当年九月，他就抱病而逝，再也无法归返京城。
孙丕扬虽是八十岁的老迈之人，多次乞归，朝廷却不批准。迫于无奈，他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二月再呈一疏，不待皇上批复，径直“挂冠出都”，回到老家陕西富平县，居乡两年后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