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郎去世后，小修一直沉浸在对兄长的怀念之中，加之抱病在身，难以振作精神，什么事情也不想做，连酒也懒得喝了。
从两位兄长的英年早逝，小修吸取了不少教训，他曾检讨自己说：“败我之德，伤我之生，害我之学道者，万万必出于酒无疑也。”于是，他禁绝贪杯，清心寡欲，遣散侍妾，远离女色，对养生之道不仅研究，且身体力行，疾病渐有好转。
睹物思人，倍感伤痛，为逃避痛苦，排解忧怀，小修索性离开公安、沙市两地，前往当阳玉泉寺隐居。住持无迹对小修这位重建玉泉寺的有功之臣自然十分欢迎。
小修在玉泉寺的右边择了一块空地，修建一座小亭，因玉泉山又名堆蓝山，故名“堆蓝亭”。他独自一人居住其中，还写了一篇《堆蓝亭记》。
小修常以堆蓝亭为中心，漫游玉泉山及周边山水名胜，足迹不仅遍及玉泉山、当阳城及沮水河两岸，还留下了一组文笔优美、意境清新的系列游记。
他在玉泉寺一住就是三年。其间，他将兄长伯修、中郎及他们的生前好友黄辉、雷思霈的灵牌供奉于紫柴庵中，以释思念之怀。
小修隐居期间，无数文人、友人纷纷致信于他，既为中郎的英年早逝而哀惋，也劝他不要深陷悲痛，应振作有为。友人王天根在信中说：“海若极服楚才，以为不可当。”可如今，因受张居正案的牵累，“惟楚有才”的荆楚大地却是人才寥落，一派萧条，加之袁宗道、袁宏道、江盈科等楚地公安派主将相继辞世，屈指可数的，就只剩下小修等极少几人了，如若长期颓废沉寂，则有负天下所望。这时，小修不禁回想起父亲临终之前的情景，哪怕要离开人世了，还是一个劲地叮嘱，希望小修这根袁家的顶梁柱要“不辍进取”。
自从中郎病逝，公安派便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环顾天下，能够纠偏除弊，捍卫并继续高举公安派文学革新大旗前行的，唯有小修一人而已——无论名望，还是成就，他都是公安派末流理所当然的中坚与主帅。
为了公安派的大业，他有责任与义务出山不可。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小修再也隐居不下去了，他终于告别堆蓝亭，走出玉泉山，北上进京，参加第二年的会试。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二月十七日，春试放榜，小修终于榜上有名，列为三甲第二百四十四名。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所记，当年春试共取一甲三名，二甲七十七名，三甲二百七十四名，可见小修成绩实在不佳，属下等之列。
小修二十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五十七岁如愿以偿。在漫长的二十七年时间里，他先后参加了十次科考——经过六次乡试考中举人，四次会试考中进士。正如他自己所言：“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不管怎样，小修这回总算成了一名新科进士，比那些考到七老八十，考了一辈子也没有高中的落魄文人，自然强似百倍。
得知自己高中，小修有一种解脱桎棝的自由与快慰，他首先想到的是老父及两位兄长的殷切期待，遗憾的是，如今却不能一同分享这来之不易的成功与喜悦了。对此，他在《游居沛录》中写道：“得中式捷音。予奔波场屋多年，今岁不堪其苦，至是始脱经生债，亦甚快。但念及老父及两兄皆不及见，不觉为之泪下。”
候选结果下来，小修得了个徽州府学教授之职。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袁中道出京赴徽州上任，不久升为国子博士。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调任南京礼部主事，后迁南京吏部郎中。
天启四年（1624）年，袁中道在南京辞世，享年五十五岁。他虽比伯修、中郎两位兄长多活了十多岁，也属壮年而逝。两年后灵柩被家人护送回乡，与长兄袁宗道同葬一处，居其墓右。
袁中道从玉泉寺出山考中进士跻身官场，并无多大政绩。但他在捍卫袁宏道的性灵说，发展公安派的理论，维护袁宏道的形象，肃清公安派末流弊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主将袁宏道一死，坚持、贯彻公安派主张的重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小修肩上，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关系、网络，组织或参与新的文社。
万历三十九（1611）年，即中郎逝后一年，袁中道便在公安县发起了华严会。最初在三圣阁结社，活动地点除三圣阁外，还有二圣寺与青莲庵。华严会因诵《华严经》而得名，聚会时主要是念佛、诵经。参加者四十多人，分文人、僧人两类，文人主要有王辂、王袗、王吉人等，僧人有宝方、怡山、本空等。华严会持续了四年，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解散。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袁中道又在沙市成立了金粟社。因文社活动场所主要在小修居所金粟园，故名。金粟园实质上是一个禅社，提倡参禅、念佛并举。成员主要有王辂、苏惟霖、苏休之、丁仲旸及僧人雪照、宝方、达止等十多人。金粟社前后持续活动约两年时间，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小修再度进京参加会试为止。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小修进京赶考，在放榜候选的半年时间里，参加京师城西的海淀诗会。海淀诗会的成员主要有龙襄、杨鹤、钟惺、米万钟、马之骐、马之骏、李增华等十多人。期间，小修创作了不少园林诗。
袁宏道刚一辞世，就有浅薄文人开始讥评、贬低他，说他的诗歌不像唐诗，后人视唐诗为诗歌峰巅，以唐诗为诗歌的评价及鉴赏标准，如此评价，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乃有意诋毁中郎；有的断章取义，歪曲理解；还有的则将中郎文中的游戏之语摭取出来，当作定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小修对这些贬损坚决予以还击，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
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公安派开启了一代新的文风，天下的仰慕者、追随者、模仿者之多可想而知。发展到后来，出现一些弊端在所难免。其实，流弊并不可怕，只要及时纠正克服，就能继续健康前行。然而，如果听之任之，弊端就有可能成为主流，不仅加速公安派的消亡，甚至会走向其反面。
袁宏道在世时，为了抨击复古派的抄袭模拟之风，不得不痛下“猛药”，因此，他的有些诗歌免不了存在矫枉过正的刻露毛病。中郎一死，便遭误解，有的人便以为诗文越直露越好，竞相模仿，把他的“溃疡”当成了“艳艳桃花”。这其实是在给中郎帮倒忙，将他的性灵主张引入死胡同。
袁中道对这股蔓延开来的势头忧心忡忡，对这些无知的追随者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与纠正。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少时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棘刺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乌焉三写，必至之弊耳，岂先生之本旨哉！”小修认为，模仿是诗文的死敌，不唯复古派的“古”不能模仿，就是革新派的“新”，也是不能模仿的。他希望世人信奉“性灵说”的主张，但不要模仿中郎。性灵因人而异，总之离不开一个“慧”字，人各有慧，从自己独特的“慧”中自然流溢而出的诗文，才是好诗好文章。故此，即使崇拜中郎，也不要刻意模仿。“不得其源，而强学之，宜其不似也。要以众目自虚，众心自灵。不美不能强之爱，不爱不能强之传。”
小修认为，不论是一味模仿，对中郎诗中的缺点视而不见；还是一味贬损，否定中郎诗歌应有的价值，都是不可取的。他在《蔡不瑕诗序》中认为：“今人好中郎之诗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诗者，揜（音yǎn，掩盖之意）其美，皆过矣。”
经过三袁兄弟及众多公安派文学家共同而长期的艰巨努力，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已深入人心，蔚然成风，文人学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其传统，发扬光大。不久，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竟陵派，它正是高扬公安派旗帜而发展起来的。但竟陵派的崛起，走的却是一条孤峭幽深之路。小修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公安派后继有人，对竟陵派支持赞赏；忧的则是它“求深而弥浅，求新而转陈”的弊病，他著文揭示，予以纠偏。
中郎逝后，小修还做了一件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那就是编辑、刊印《袁中郎先生全集》，为后人全面、完整地认识、了解、研究袁宏道提供便利。
此前，中郎的一些集子也曾分别刊印过，但不精不全。随着袁宏道声名的与日俱增，书市上还出现了不少盗本、伪作。这些盗本质量低下，讹误极多，更为可恨者，个别书商为了增加书籍销路，竟将一些富于刺激性的作品《狂言》、《续狂言》夹入其中，冒充中郎原作印行。于是，编辑整理、刻印出版一套中郎全集，还其本来面目，就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于是，小修“字栉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语，按年分体”，将中郎所有诗文编为一集，还写了一篇颇具胆识、极富价值的序言。
小修著述甚丰，一生创作诗歌近一千四百首，散文五百多篇，他生前刻印传世的文集有《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珂雪斋集选》、《游居沛录》等。小修的诗文除本身所固有的文学价值外，还大力弘扬、实践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与主张，记录公安派成员的活动、行踪、功绩，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比如他为袁宗道、袁宏道、江盈科等人作传，他的《杜园记》、《柳浪湖记》、《白苏斋记》、《砚北楼记》、《卷雪楼记》等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他的《南归日记》、《游居沛录》等毫不掩饰地描写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所闻所及心理活动，他的大量信札则是公安派成员之间相互交往与友谊的真实见证……这些，都是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也为笔者的创作提供了诸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