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派是在公安派趋于末流时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因其倡导者钟惺、谭元春为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所以称为竟陵派。
钟惺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谭元春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两人相差十二岁。他们既为同乡，又能相知，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订为忘年之交，并有死后“两姓合族，永不联姻”之约。两家后人真的在竟陵建钟、谭合祠，两姓永结通家之好，在当地传为一段佳话。
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出道”而言，他们与袁氏三兄弟相比，虽属同时代人，但要晚一个辈分。袁宏道病逝这年，钟惺考中进士。谭元春一辈子困于场屋，止于举人，据说他五十二岁病逝时，正值赴京会试途中，夜半时分还在旅馆苦读《左传》，第二天就去世了。
公安、竟陵，在历史上一直隶属荆州府。因此，钟惺与谭元春刚刚步入文坛时，为荆楚大地的同乡——公安三袁所倾倒，在诗文上深受其影响。他们对袁宏道的“性灵说”极为推崇，钟惺在文章中说“夫诗道，性情者也”，“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其中透出的文学思想，与袁宏道的“独抒性灵”并无二致，是公安派的继承与发展。
袁中道对钟惺十分欣赏，说他的诗“清绮邃深”，因他的倡导而“推中郎者愈众”，并引以为同道，视为中郎后学，“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意诗道其张于楚乎！”
钟惺编过《袁中郎全集》，哪怕对袁宏道“不工”的书法也十分欣赏，作有《跋袁中郎书》一文。
谭元春为《袁中郎先生续集》作有一篇序言，说袁宏道的创作，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总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走向“卓大而坚实”。对此，谭元春叹道：“予益以此叹公之根器识力有大过乎人者焉。”
但他们对公安派的不足，也有一定的清醒认识。进入末流之后，公安派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却袁宏道文学革新的精髓神韵，流于俚俗、平淡与肤浅。钟惺严厉批评那些盲目追随、崇拜、模仿中郎的文人：“才不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是岂石公意哉？”
于是，钟惺与谭元春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拨，变俚俗浅露为深幽孤峭，联手而成一种新的文风，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宏道从柳浪湖出山进京候补，公安派的文学活动中心再次由南方移往京城，前后持续四年之久。而这期间，钟惺也在京城，与公安派成员过从甚密。钟惺崭露头角，最初为人们所认识，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以公安派为主的荆楚势力。而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病逝，公安派末流出现的弊端及其自我修正，为他的自立门户提供了绝好时机。对此，王夫之在《明诗评选》中认为，“中郎不夭，伯敬（钟惺字）终不敢自矜。”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对竟陵派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之年。这年袁宏道逝世，公安派主将的重担落到袁中道肩上，而他参加本年会试落选，钟惺则在这届科考中脱颖而出，高中进士，声誉渐旺。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一书出版，标志着竟陵派正式确立。这也直接导致袁中道与钟惺之间的友谊就此破裂，直至弃世，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任何来往。
《诗归》共计五十一卷，分《古诗选》十五卷、《唐诗选》三十六卷，是一部隋朝以前的古诗选本。编选者的用意，在于乞灵于古人，通过对古诗、唐诗的选评，宣扬自己的诗歌理论与文学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何谓“古人真诗”？钟惺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可见“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便是他们的诗文创作所追求的意境。《诗归》对竟陵派的崛起、扩张及影响，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钟惺、谭元春对曾经主宰文坛的两个流派都有不满，他们既反前后七子的拟古粗豪之风，又纠公安派的浮浅流弊，于是另辟蹊径，对前后七子的师古与格调、公安派的师心与性灵进行折衷，将学问修养的厚重与个体心性的灵气结合在一起，以达求灵致厚之效。
可见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不错的，对公安派的末流弊端的确起过一定的反拨作用。公安派、竟陵派之崛起，都是针对当时文坛的不良文风而起，其文学主张皆具有一定的“药性”，正如中郎谐趣地说自己的诗文“巴豆大黄腹中闷饱时，亦有些子功效”。但药物只能治病，当不得饱腹的主食，否则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而竟陵派正是如此，其追求的宗旨决定了这一流派很快就堕入清虚凄冷、幽深孤峭、艰涩妄诞之境，着眼于一字一句之得失，在怪字险韵上大做文章，流于琐碎纤仄，与公安派的明白晓畅大相径庭，将诗文创作引入狭窄的死胡同，为钱谦益、顾炎武、朱彝尊等人极力抨击。
对此，周质平在《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兼论袁宏道的生平及其风格》一书中切中肯綮地评价道：
钟惺则唯恐被讥为浅，讥为易，讥为不学，于是乎一味求其深，求其厚，而获致之道则不外“学古”，求古人之“精神”，实际上则仅为用古字僻典以显其深与厚，结果是未得深、厚之实，而徒具不通之名，这是竟陵派最失败的地方。公安派刚刚打开的一点开朗清明之气，也就在钟谭的“幽深孤峭”中，消弭殆尽了。从这一点看来，钟谭不仅不是三袁的嫡传，实在是公安之罪人。
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竟陵出于公安”，不少学者认为竟陵派不过是“公安派的变种”，笔者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