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后，明末清初的中国文坛，又出现了三位对袁宏道推崇备至，并深得其精髓的大家，他们是张岱、王夫之、袁枚。

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号陶庵，著述甚丰，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匮书》、《义烈传》、《夜航船》等。

张岱将袁宏道的散文与唐宋散文家郦道元、柳宗元列于同等地位，他在《琅嬛文集·跋寓山注二则》中写道：“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淡泊，以柳为肤；灵动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来此事，不得不推重三人。”

张岱所著诗文，深受中郎影响，文笔清新活泼，诙谐动人。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明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止清军南下，兵败后辗转湘西各地，后归隐于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潜心著述四十余年，学术成就颇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与文学，《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作。

王夫之对袁宏道评价甚高，认为他是晚明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在《明诗评注》卷六中写道：“王、李笼罩天下，无一好手敢于立异。中郎以天资迥出，不受其弹压，一时俗目骇所未见，遂推为廓清之主。”他还将公安派与竟陵派放在一块进行比较，充分肯定袁宏道的文学功绩与历史地位：“三百年来以诗登坛者，皆不能作句。中郎之病，病不能谋篇。至于作句，固其所长，洒落出卸，如白鸥浴水，才一振羽，即丝毫不挂。何、李、钟、谭皆不能也。”

袁枚（1716—1798），号随园，清代著名诗人，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辞官后寓居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著作多部。

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对儒家的“诗教”极其不满，在清朝文坛重新树立袁中郎的文学革新旗帜，主张直抒胸臆，反对泥古不化。他的不少诗作，便以中郎的性灵说为理论指导，对汉儒及程朱理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并以大无畏的叛逆精神，称“《六经》尽糟粕”。

然而，到了清朝中叶的乾隆年代，袁宏道就开始大倒其霉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廷查禁了一大批书籍，袁宏道的一封尺牍、一首诗歌被列入《清代抽毁书目》：“《袁中郎集》十一本。查《袁中郎集》，系明袁宏道撰，其卷十九《答蹇督抚启》，卷二十六《宋六陵》诗，均有偏谬语，应请抽毁。再此本原缺卷十四至十八，应令各督抚再将全本查送办理。”

《答蹇督抚启》，即书信《答蹇督抚》，前面我们有所提及。诗《宋六陵》，全名为《宋帝六陵》，中郎生前游览绍兴山阴县兰渚山宋代六陵荒址时，赋诗以志，对王朝的兴衰更替感慨万端，对元亡宋格外伤感，表达了汉人不屈服于蒙古异族压迫蹂躏的坚强信念。诗曰：“冬青树，在何许？人不知，鬼当语。杜鹃花，那忍折。魂虽去，终啼血，神灵死，天地膻。伤心事，犬儿年。钱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终南去。纵使埋到厓山厓，白骨也知无避处。”满清作为又一少数民族统治中原，也就容不得半点反抗异族的字句。

此后，清廷又从中郎文集中抽毁了《监司周公实政录序》、《新修钱公堤碑记》两篇所谓“语有偏驳”的文章，其原因仍是其中出现了“胡羯”、“虏警”、“倭警”等所谓应该“敬避”的词语。

而《清代禁书知见录》中，袁宏道的《袁中郎全集》四十卷，《潇碧堂集》二十卷，《敝箧集》二卷，《瓶花斋集》十卷，《解脱集》四卷，《锦帆集》四卷，《袁石公十集》十六卷等，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查禁之列。颇为搞笑的是，就连挂在他名下的两部伪书《狂言》、《狂言别集》，也上了禁书名单。

性灵说破立并举，与专制、正统、主流、奴化格格不入，因此也就格外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忌惮。清廷将中郎的作品打入冷宫，这时的清朝文坛又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浪潮，他的主张受到打击，声名受到贬抑，遭致长期冷落。

然而，作为一股潜流，中郎的影响依旧存在，仍有不少有识之人、有志之士刊刻、手抄、传播他的作品。

与国内清廷的压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宏道的作品传至日本，在扶桑之国广为流行，并在那里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颇负盛名的文学流派——日本公安派。其影响之深，以至他在国内失传了的不少作品，还得再从日本“引进”。

中郎作品的日本最早传播者，为明代流亡学者陈元赟及日本僧人元政。

陈元赟（1587—1671），杭州人，曾在天启元年（1621年）作为随行译员出使日本，与当地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明朝灭亡，不愿作满清臣民的他，随同日本商人东渡，流亡并定居日本。作为公安派的一名崇拜者，陈元赟东渡日本时，随身带了一套《袁中郎先生全集》。抵达日本不久，他将这部书推荐给小他三十六岁的日本僧人元政。元政一阅，不觉大为倾倒。其间，他与元赟老人还一同读过雷思霈、钟惺、徐渭等人的文集，但他最喜爱的，还是中郎诗文。在《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的前引中，他说“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于是，元政步其诗韵，与忘年之交的陈元赟时相唱和，创作了不少具有公安派风格特征的诗歌。后来，他们将这些用汉文写下的两百多首诗歌结集出版，名为《元元唱和集》。所谓元元，即前为陈元赟的《元赟诗》，后为元政的《元政诗》。

当时的日本江户文坛，与晚明文坛的前后七子时期十分相似，正弥漫着一股史称“徂徕派”的古文思潮。由于陈元赟与元政的大力提倡、传播，公安派在日本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日本的文人学者对“徂徕派”早生厌倦，只是苦于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对中国传来的公安派不觉耳目一新。于是，纷纷以袁宏道的文学革新主张性灵说为武器，反击以复古为宗旨的“徂徕派”，一扫日本文坛长期萧索的沉闷局面。

除诗文外，袁宏道的佛学著作《西方合论》、《珊瑚林》、《金屑编》等，对日本的宗教、哲学、文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瓶史》传播开来，影响更深，产生了一个名为“宏道派”的日本花道艺术流派。

时至今日，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朝鲜等地，有关袁宏道、公安派的学术研究活动仍在继续进行，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