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寻找袁中郎
为创作袁宏道传记，了却一桩夙愿，近些年来，只要涉及他的资料，都在我的搜求之列；与他相关的遗迹，也尽可能地前往实地考察。这一准备工作，也是一种寻找——寻找一个更加真实丰富、全面完整的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古人以字相称，其实，在我心中，也一直称他中郎，这样会显得亲切随和多了。寻找袁中郎的过程拉得很长，有时是直面相遇，有时是间接见到他的身影；有时是主动“出击”，有时则是意外相逢，这种意外与偶然，往往充满一种惊喜。比如文友邀我前往湖北大冶小雷山游览，山门外就有他生前经过此地留下的一首诗《大冶道中随事口占》，其中的“峰峰雪点缀，曲曲水苍寒”，堪称经典名句；为创作西塞山的文章查找资料，猛然就见到了他的《戏题道士袱》（道士袱为西塞山下的一个集镇）；在厦门同安区梅山寺，于赠阅的佛教资料中随意翻拣，发现一册厚厚的《净土十要》，中郎的《西方合论》赫然在列……而当我或采风或出差，置身麻城、嵩山、苏州、北京等地，都依稀发现了中郎当年的身影。
不过呢，即为寻找，更多的则是主动“出击”。与中郎相关的主要名胜、遗址皆在我的行程之列，荷叶山、义堂寺、玉泉寺、二圣寺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而颇为曲折的则是寻找他的墓地。
1993年5月，在袁中郎的出生之地孟溪村，我见到了他的哥哥伯修、弟弟小修的坟墓，当时确实有点不解，中郎为何不愿归葬故里，却要独自一人“跑”到郑公法华寺去呢？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他在沙市病逝，小修将其运回长安村，停柩一年后才安葬在法华寺前；并且生前，兄弟三人情同手足，从未发生龃龉，他们开创的公安派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出完整的“戏剧”——伯修拉开序幕，中郎推向高潮，小修是其尾声。无论从哪一角度而言，中郎都应归葬故里，哪怕于后人的祭拜，也会方便许多。可他死后仍然“独抒性灵”，追求“不拘一格”，孤身一人葬身异地。
当然，中郎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小修的《游居沛录》详细记载了中郎染病、加重、逝世、停柩、安葬的全部过程，可就是对他的生前托付，对法华寺的情有独衷语焉不详。据我的分析与推测，是他姐姐嫁给郑公人毛太初后，在看望姐姐、姐夫时，发现法华寺位于牛浪湖旁，那一带的风景实在不错，特别适合死后“隐居”——他生前最惬意的隐居是在柳浪湖畔，那么死后就选牛浪湖吧，两湖谐音，一为生前，一为死后，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法华寺也是他生前常去的一处参禅礼佛之地，他在《侵晓见闺人礼忏》诗中写道：“梵音唱彻声清远，卧阁何人梦不醒？”葬于寺前，在悠扬的晨钟、清远的梵音中，长睡不醒，真个胜却人间无数。
创作袁宏道传记初稿时，我无缘前往；这次修改、充实乃至重写，无论如何，得到那儿去看看才是，不然的话，心里也不甚踏实。
2009年2月春节期间，我利用返乡过节之机，先往湖南石门县看过夹山寺与闯王陵，掉头再寻中郎墓。
早就听说中郎墓今已不存，还在厦门没有动身之前，便给时任公安县作协主席的黄学农兄打了一个电话，他曾去过中郎墓，问清了那儿的详细地址——章庄铺镇肖家嘴村一组。学农兄在电话中特别强调，说那儿难找得很。我想了想，又给肖家嘴村委会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妇女，问及袁宏道墓，她说不晓得。我也不太在意，心想到了那儿，总会有晓得之人的。
肖家嘴村原名新桥村，与我的故乡新港村同属原郑公渡镇管辖，机构改革乡镇合并几经变化，郑公渡镇更名为章庄铺镇。新港村与肖家嘴村虽同属一镇，两地相距也有二十多公里。
在章庄铺镇下车，问及法华寺，该寺虽已不存，但名气甚大，路人皆知，还有四五公里路程。
叫了一辆载客摩托，车主约三十岁，说法华寺太熟了，他经常去。
时值腊月二十八，就要过大年了，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天空阴沉沉的，刮起了飕飕冷风。摩托车驶出集镇望北前行，驶上田间阡陌。我坐在车后，风声呼呼，冻得直打哆嗦。好在不是太远，一二十分钟后，便到了洈水河码头。如今的洈水只是一条窄窄的小河，已不适于航行。遥想当年，中郎沉重的灵柩，就是经洈水河运到这里，也是冬天的一个日子，河水肯定比今日丰盈、广阔多了。
一过轮渡，车主就说到了。就见到了一座只有一层的水泥房，上面书有“法华寺闸”四个大字。再找，便是下面的水闸，闸上写有“法华寺排水闸”几个红字，红字上是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可以想见的是，此闸修于“文革”时期。
问了两个路过此地的行人，皆不知道中郎墓址。排水渠边住有人家，便一路问了过去。都说法华寺早就毁了，连遗迹也没有了，中郎墓则不甚了了。有一农民说以前听说过一个什么古人墓，后来平了，什么也找不到了。还有人指点着，说前面有一座新庙。找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座相当简陋的民居，门楣上写有“紫云庵”三字，堂屋供奉佛道神像，里屋住着庵主——一位七八十岁的本地老太婆。可见紫云庵与法华寺并无半点关联。
无从寻找，只有怅然而返。为弥补遗憾，又让摩托载着，去了章庄镇东南的“石人石马”——明嘉靖户部尚书邹文盛墓。记得儿时婆婆带我走亲戚，曾路过此地。印象已经十分模糊，此次前去看看，也算“旧梦重温”吧。章庄铺镇四周古迹甚多，还有刘璋墓、玉虚阁、吴三桂留下的兵器堆等。
一次没有找到，我不“死心”，又有了2010年9月回湖北采风的第二次寻找。这次我做足了准备工作，先打电话给章庄镇政府工作的高中同学戴堂鑫，让他联系安排；然后由新港村村长、同学魏运国租了一辆小车，两位女同学周常兰、马立香同行，颇有点“兴师动众”的味道。在章庄镇政府与戴堂鑫会合，驱车前往石子滩吃过午饭，两部小车便奔肖家嘴村一组而去。
走了一程，便不知路向了，戴堂鑫打电话询问。再走一程，又不清楚了。这时，魏运国说，高中同学陈清山不就住这嘛，一个电话打过去，正在家中。在路旁等了一会，就见一个头戴草帽，走路一瘸一拐的中年男子过来了。稍稍走近，众人指着我问，认识他吗？他马上叫出了我的名字。可我却一下子触着了，实在没有想起他来。我们高中两年，时值“文革”时期，搞“开门办学”分什么农技班、理论班、红医班、文艺班、体育班，我与他只同过一学期的班，况且毕业三十三年了从未有过联系。上车后在记忆的库存里拼命搜索，总算找到了他打篮球时的依稀身影。既然是打篮球的体育健将，腿脚自然要好过一般人。见我疑惑，他主动解释，原来两月前出了一场车祸，还在家中调养。
陈清山住肖家嘴村四组，有了他带路，很顺当地就到了一组。那儿，戴堂鑫联系好的龙村长和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已在那里等候。中郎墓在一块棉田中间，小车只好停在一座民居前，一行人沿着窄窄的田埂步行前往。两旁是长势旺盛的水稻，沉甸甸的稻穗下垂着正由青转黄。
越过田埂，眼前是一块稍稍隆起的土丘，名袁天官岭；岭下有座不大的湖泊，与洈水河相通，叫袁家垱湖；不论高岭，还是湖泊，都因袁中郎而得名。岭上种植棉花，一株株伸展开来，相互交错，密不透风。一行人跟在龙村长身后，拨开齐腰高的棉花前行。到了一处地方，老人肯定地指着地下说：“这里，就是这里，袁天官以前就埋在这里！”我赶紧奔过去，朝下一看，不过一块平地，与周围并无半点二样，只是上面的棉花长势更旺。
老人告诉我，当年这里有一座隆起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两块小碑，小碑顶上各有一个石帽；墓前还有一个石桌，桌上供奉一个约零点五米高的香炉。1958年“破四旧”时，中郎坟墓被挖，石碑、石桌后来不知去向。挖墓时，当年十七八岁的他正在生产队放牛，出于好奇，跑到现场“看热闹”，见证了整个掘墓过程。墓挺大，封土很严，前一天就开始挖了，由生产队队长亲自带领，第二天凌晨打开棺木。
当年要破除的所谓“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地农民没什么新旧之类的观念，只是按照上面的指令执行，但也盼着能挖出一些金银财宝。中郎生前清廉无比，死后哪怕买下这副棺材也要借钱当物，挖掘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里面除了四个圆饼状的东西（上交后不知所终），什么陪葬品也没有。
老人仍清楚地记得，开棺那天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棺材由一根粗壮的大树挖成，头骨已不完整，但腿骨、手腕骨较长，小骨零碎散落。挖墓的农民见状，不觉大失所望，当即将挖出的黄土回填墓中。于是，这里便成了一块长期栽种庄稼的平地。其实，肖家嘴原名白鹤山，过去这块岗地要比现在高多了，上面树木苍苍，一片绿荫，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改天换地”的运动中给砍伐掉，辟成了农田。
如果不是当地知情人指点，外人实在无从知晓这里葬着大名鼎鼎的袁中郎先生！我上次在摩托车主的误导下过了洈水河，结果找到的是法华寺闸。此地在洈水河南，从章庄铺集镇寻来，是不必过河的。不过呢，就是找到这儿，一般人也寻不到这块普通农田。
于是，不禁想到袁中道《游居沛录》中关于这块墓地的一段话：“先兄在时，甚爱此地，吉凶未知，然其素志也。”小修还专门请了当时极负盛名的风水先生谢响泉前来占卜，确定具体的安葬地点及良辰吉日。那么，此地到底是凶，还是吉？若说它凶，又是一块吉地，中郎静静地躺在这儿，坟前是清亮的湖水，坟后是清远的梵音，四周清幽无比，可尽享死后之清静；若说它吉，却又明明是一块凶地，坟后的法华寺被毁不说，就连坟墓，也在光天华日之下遭到挖掘，墓冢被铲掉。我在一旁见到的两座新坟，都有隆起的坟堆与精致的墓碑。熟谙生存策略与处世之道，游离于党争、是非之外的中郎，生前何曾遭受此等屈辱?!
由此可见，此地有吉有凶，既凶也吉，吉凶参半。小修隐隐间似乎有一种预感，所以才写下“吉凶未知”四字。可见他是极希望二哥与大哥一同埋在故乡，他们三兄弟归葬一块的。但选中法华寺作为归宿之地，是中郎生前素有的志愿，作为小弟，他也不好违拗呵！
自古以来，公安县虽然没有出过顶尖级的大红大紫的人物，但也算得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屈指算来，成就、名气、影响最大者，当数袁氏三兄弟，其中又以中郎为最。也就是说，袁中郎是公安县历史上最有名气的第一号人物，恐怕这是谁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然而，他的身后命运着实让人叹惋不已。
就是他的早死，也众说纷纭，并遭致诟病，说是放荡所致。其实，中郎自隐居柳浪湖前两年，即三十二岁时，即开始远离女色，注重调养，还斋戒了三年时间。伯修为人师表，一生严谨，可他比中郎还少活两岁，又当如何解释？也有人说他家族有早逝的遗传基因。要说基因，三袁父亲袁士瑜活了七十岁，外祖父龚大器七十多岁而卒，而庶祖母余氏（实为他们的亲生祖母）则活了八十多岁，可见袁氏家族长寿者多矣。中郎早逝，实与疾病有关，若非两位所谓的名医无能，一场火病断不至于枉送性命。他的早逝，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正独自唏嘘伤感，龙支书说中郎墓冢前的那块高大石碑还在，当时不知被谁放到一条小水沟上当桥板，后来被玉虚阁的一位道士发现，找人搬到那儿去了。闻听此言，心中稍有宽慰。于是，站在无冢的中郎墓地，将四周的棉梗好一阵踩踏，弄出一块空地拍照留念。而棉花过高过密，所拍照片实在看不出多大“名堂”。心到意到，也只能是这样子了。然后，与心中的中郎揖别。就那么一瞬间，我仿佛见到了他那飘逸的身影与淡定的笑容，中郎极其潇洒地挥挥手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什么坟冢呀，墓碑呀，这些东西于我而言，不过一种形式罢了，不值一提……
呵呵，如此说来，倒是我显得过于沉重了。可不管怎样，有时形式也是需要的，是内容得以存在、显现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车在田间小路颠簸而行，走了一程，一旁出现了一片竹园荆棘。刚买不过一月的小车被刺丛划出条条印痕，车主心疼得不行。魏运国见状，马上下车，将根根荆棘拉扯开来，好让小车通过。
玉虚阁原属道教庙宇，如今修有佛庙，里面供奉佛像。佛道相处，相安无事，这也是中国宗教的一大特色。行到近前，但见寺宇俨然，翘角飞檐，显然经过重修。玉虚阁最有特色的建筑，是两条二十多米长的“官船”——钢筋水泥修造的船形建筑，船头为深绿色屋顶的六角亭，船尾是石灰粉刷过的一间小屋。
正是北边的官船小屋，也即船舱之内，立有袁中郎墓前的那块石碑。石碑高约一点五米，宽约零点五米，厚约零点二米，整块石碑保存完整，但字迹漫漶，实在看不真切。我凑近前去，仔细辨认，勉勉强强，总算认出十多个字来：明吏部验封司郎中袁公宏道……
后来，我在武汉遇到原章庄铺镇文化馆馆长杨继泉先生，终于弄清了墓碑发现的真实经过。那是1999年的事了，听说有块作为桥板的石碑后，杨馆长急忙跑去辨认，用扫帚清扫，用清水冲洗，确认是袁中郎墓碑后，马上向上反映，有关领导、专家、记者前来考证确认、采访报道。然后由玉虚阁募捐修建“官船”，立碑其中，并供三袁兄弟塑像。
袁中郎墓总算找到，还见到了墓前那块一度“失踪”的最大墓碑，可我心里不仅踏实不起来，牵挂反而更多了。据说荷叶山的伯修、小修墓已由公安县政府投资新修墓园，占地二十多亩，门楼高耸，十分气派。于是就想，中郎之墓，何时得以“重见天日”？
2011年12月9日，公安三袁研究院隆重成立，我应邀与会，忝列顾问。在下午的研究专家座谈会上，我谈到了两次寻墓之旅，亟切希望中郎之墓早日重建。
据悉，经多方努力，拟在中郎墓原址修建一座占地约三十亩的“袁宏道墓园”，该项目已获公安县委、县政府批复。
俟墓园建成之日，我将带上《晚明风骨·袁宏道传》一书，焚于中郎墓前，以慰先生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