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倭患，并非日本与明朝两国政府间的敌对与征战。明朝建立之初，正是日本分裂为南朝与北朝的内乱之际，也不可能对明廷形成对抗。而在明朝眼里，日本不过是四方蛮夷中的一个而已，是天朝的一个附属岛国。于是，在不了解日本国内已有天皇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册封当时执掌实权的幕府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
从古至今，我们总是以一种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越感，对日本抱着一副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将其称为小日本、小鬼子、蕞尔岛国。其实，日本这个强悍凶残而时时怀有恶意的邻居应是我们第一关注、重视与警惕的对象。如果说过去是不甚了解，而饱经倭寇与日寇侵略的深重苦难之后，如果我们还不觉醒，也就真的愧对那些惨死在日人手下的先祖列宗了。
因为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日本幕府控制不了手下的封建诸侯与封建领主，而诸侯与领主手下的武士因为国内战争频仍，土地荒废，食物奇缺，生活无着，就流亡海上，变成“浪人”，进行抢劫。这便是倭寇的来源。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延续了一百多年，民众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加入到倭寇队伍的人员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先是入侵高丽，尔后南下骚扰我国沿海各地，从辽东半岛至山东半岛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到处留下了倭寇侵犯的足迹与罪恶。
于是，明朝与日本间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形出现了，两国政府处于和平与友好状态，而幕府手下无法制约的诸侯领主、封建武士却不断破坏这种友好，与明廷为敌。
明代之初，王朝处于上升时期，尚能有效地防御倭寇的侵扰，如永乐年间的1419年，倭寇大举进攻山东沿海地区，明军前往进剿，很快就将这批倭寇全部消灭。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军事设施的日趋废弛，倭寇也就变得愈加猖獗，尤以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间最为严重。
由武士组成的倭寇，是一批相当好战的职业军人。日本对武士的培养教育，苛刻而严酷，他们从小习武，且每人备有一长一短两柄利刃，长刀进攻敌人，短刀对付自己，一旦失败，武士便毫不犹豫地用短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明人对日本武士的教育、性格等情况不甚了解，以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也。”尽管认识有误，在与倭寇的战斗中，了解这种“天性”相当重要，可认识战斗的残酷性，对其施以针锋相对的打击。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说过：“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倭寇除好战、轻生外，因日本剑道非常发达，他们又从小习武，均会剑道技术，战斗力相当之强。倭寇使用的长刀在日本称剑，长约五尺，挥舞起来，一片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内有效地杀伤对方。中国原无此种兵器，对付起来也就相当困难。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敌我兵器及优劣有过精辟的描述，倭寇手持长刀，“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明军的短小兵器及传统阵法在倭寇挥舞的长刀及善于跳跃的进攻面前，实难取胜，常被敌人挥刀斩为两段。倭寇还随身佩带强弓利箭，这种弓箭射程不远，但强劲有力，“不轻发，发必中人，中者必毙”。而明军的弓箭则“弓软、矢轻”，哪怕射中，也构不成威胁。因此，被射中的倭夷“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此外，倭寇的蝴蝶阵及一种独特的长蛇阵，也为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在武器装备、个人技法及战术特点等方面稍作比较，便可发现明军的严重缺陷。而在勇气斗志、精神气质、内在素质等方面，更是远不如人，不堪一击。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将军队与百姓、军户与民户严格区分开来。实行之初，由职业军人组成的明朝军队，作战能力相当之强。往后去，就弊病丛生了。卫所制度是一种耕战结合性质的军队编制法，军户与民户分开，军人的服装、武器也要自己筹备；又因为军人世袭，军人的后代良莠不分、参差不齐，世世代代为兵，一代比一代不重训练，武艺荒疏，武备松弛，不愿当兵的逃跑者越来越多，最严重的情况，逃亡的比例高达十分之七八，也就是说，不少卫所剩下的兵员只有定额的百分之二三十。军队长期减员，数量愈来愈少，明廷只好采取顶替的办法，将逃跑者的家人如弟弟、侄子等抓去顶替，实在无人可替，就将逃亡者的邻居抓去补充。于是，明军的武艺越来越荒疏，斗志越来越衰弱，质量愈来愈低下。以这样的衰疲之师对付生性凶残、装备优良、武艺娴熟、组织严密的倭寇，会出现怎样的场面与结局，也就可想而知。因此，明军与倭寇对阵，常常是一触即溃，一溃便不可收拾，也就难怪倭寇得以长驱而进、四处劫掠，如入无人之境了。
这种情形，直到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的抗倭军事将领出现，才有所改观。
戚继光出身将门，没有这样的身世背景，在明朝卫所士卒袭替、军官袭职的制度下，也就难以跻身上层军人之列。戚继光年仅17岁时，便因父亲病逝而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戚继光在严父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自然不同于那些从小溺爱的纨绔子弟。他中过武举，除精通武艺外，还用功读书，哪怕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也从未放弃这一良好习惯。于是，在戚继光身上，也就具有了不同于普通军人的优秀素质，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名典型的儒将。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戚继光的人生追求与目的，并不在于当官封侯，而是拱卫海疆、护国安民。袭职不久，稚嫩的肩头担负着重要使命的戚继光，就写过“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样难能可贵的明志诗句。
在早期军事生涯中，戚继光管理屯田、保卫京师、戍守蓟门，26岁时便破格升为署都指挥佥事，督山东备倭事，率领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肩负起整个山东沿海的抗倭重任。28岁调往倭寇最为猖獗的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书，不久升任宁绍台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与倭寇的多次对垒与拼杀中，戚继光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战斗经验。同时，他也深深地认识到，要想战胜倭寇，靠现有的明朝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戚继光决心训练一支新兵。当他以自己的想法征求同僚们的意见时，他们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嘲笑他的迂腐，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倭寇是可以消灭的，只有等他们劫掠够了退走时，跟在后面追赶一下，或许可以将功赎罪，说不定还能够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财。戚继光闻言，不觉仰天长叹，他感到寒心，更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忧虑，设若明朝官兵，上下如此，则民何以保？国何以安？同僚的畏敌如虎与明哲保身，反而坚定了戚继光训练新兵、消灭倭寇的意志与决心。
在中国，要办成一点事情可真不容易，更不用说训练一支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了，戚继光为此付出的努力可能比抗击倭寇更感力绌。明朝军职世袭，募兵只是短暂的应急措施，首先要取得上司的理解与支持。浙直总督胡宗宪看过戚继光的练兵建议，当即扔在地上说：“浙江人如果能够训练的话，我自己早就练出来了，还用得着你来？”转而一想，戚继光要练兵的建议已是众人皆知，如果不允，将来有什么责任推在自己身上，可就吃不了兜着走，这样才勉强同意。同意了又迟迟不肯拨兵，直到大半年后，才将3000名绍兴籍士卒交到戚继光手上。
经过一番训练，这支绍兴籍军队与倭寇对阵，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总不令戚继光满意。他发现，绍兴军卒行动敏捷，军容可观，但懦弱狡猾，内心畏惧敌人，将生死看得很重，与敌不能短兵相接。于是，戚继光决定招募一支全新的兵士进行训练。听说义乌地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械斗，双方多为农民与矿徒，每方均有几千人参加，斗争激烈，死伤颇多。戚继光对这种械斗十分反感，却欣赏械斗中表现出来的剽悍与勇敢。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月，戚继光罢去所练绍兴籍军卒，前往义乌招募新兵。脸面白白、行动伶俐、毫无顾忌的城市油滑之人不要，戚继光挑选的全是一些黑大粗壮、皮肉坚实的乡野老实之人。这些人虽然从未上过战场，也不懂武艺阵法，但这种情状对戚继光来说，则是再好不过的了，就好比一张没有任何墨迹的白纸，可以按照他的想法与意愿，书写新而美的理想文字。
戚继光募得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全面，而且非常严格；不仅吸取了古代练兵之精华，更得针对倭寇的战术特点以求克敌制胜。总括起来，戚继光练兵的主要内容为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心。练耳目，使士兵绝对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练手足，使士兵体格健壮，武艺精强；练营阵，使士兵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戚继光根据南方地形及倭寇特点，创造了一种新的阵法——鸳鸯阵，以藤牌、长枪、狼筅、镗钯为武器，两两相对，类似鸳鸯，防卫与击杀相互配合；练心，使士兵亲附将领，士气高昂，勇敢作战。经过一番强化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4000多人的队伍，很快就成为一支武艺精、战术强、守纪律、听指挥的勇敢善战军队。
我之所以花上一定的篇幅描写戚继光的募兵练军，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支精锐之师，戚继光的抗倭事业，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已。“戚家军”是他战胜倭寇的根基与“法宝”，能够拥有这样的“资本”，在于戚继光的远见卓识，那优秀的军事才能以及内心跳动着的一颗守疆卫土的拳拳赤子报国之心。
戚继光不仅懂得军事实践，还深谙军事心理学，每次作战，他都要训话，进行战前动员，使得全军上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于是，“戚家兵”凭借过硬的军事本领，挟慷慨激昂之气，持雷霆万钧之势，真可谓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历时整整一个月的台州大战中，戚继光的军队可以空腹奔跑70里投入战斗，可以以寡击众，可以水陆密切配合，可以全歼敌人而自己每战只损失二三人，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在戚继光的严厉痛击下，浙江的倭患很快得以平息，倭寇日益南下，向兵力薄弱的福建转移。
福建多岛，那些孤悬海外的岛屿，多被倭寇所利用，成为他们向沿海发起猖狂进攻的聚居地与“大本营”。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占据福清，1560年攻福宁（今霞浦）、陷福安，1561年陷宁德，1562年陷永宁（今晋江东南）。于是，“北自福建福宁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福建告急，成为倭患的“重灾区”，戚继光奉命率兵入闽作战。
倭寇以宁德的横屿、福清的峰头作为老巢，戚继光首先向盘踞在横屿的倭寇展开进攻。戚家军涉泥作战，不到半天，便焚毁倭巢，歼敌两千，控制全岛。又于当天夜间直捣倭寇牛田巢穴，除争取几千胁从及焚烧大量倭寇外，还斩首672颗，生俘10余人，而戚家军无一阵亡。接着强攻莆田林墩，大获全胜，捣毁倭寇营寨60余座，斩首2023人，俘虏13人。倭寇除抢夺财物外，还掳掠大量人口，或为其工作，供其淫乐，索取赎金，或作战时当作挡箭牌，或带回国内转卖为奴。戚继光率军入闽两个多月，不仅消灭了盘踞福建的两股宿寇，还解救无数被掳百姓之苦，横屿之战救出被俘男丁女妇800多人，牛田之战救出954人，林墩之战救出2114人。于是，百姓赞颂戚家军的歌谣在东南沿海一带广为流传：“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奠我再生兮，维戚元辅。”
取得横屿、牛田、林墩大捷后，戚继光班师返回浙江休整。新倭又乘机蜂涌而至，他们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大肆烧杀掳抢，先是攻占重镇兴化，继而攻下平海卫，整个福建为之震动。于是，戚继光不得不再次入闽，与俞大猷、刘显等人联合作战取得平海卫大捷，尔后巧解仙游之围，破倭寇于同安王仓坪，再败倭寇于漳浦蔡丕岭……
福建倭寇荡平，戚继光又会同俞大猷共同歼灭了流窜广东的残余力量。
戚家军既兴，东南沿海的抗倭局势顿时焕然一新。过去，倭寇在战术上占据优势，而戚家军的鸳鸯阵则成为倭寇的“克星”；过去，明军一触即溃，闻风而逃，戚家军则奋勇上前，从不退缩；过去，明军十难敌一、十战九败，戚家军则是一以当十、每战必胜，打得敌人狼狈逃窜、片甲不归……
戚继光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至隆庆元年（1567年）的12年间，率军转战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由署指挥佥事升任署都督同知、参将、总兵官，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从未打过一次败仗。戚继光消灭了多年横行无忌的倭寇，解救出千千万万掳掠的百姓，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军事名将，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
戚继光像一颗耀眼的星辰，出现在倭患愈演愈烈、明军溃不成军的灰暗背景下，显得格外夺目耀眼。他集军事实践家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不仅创造了与倭寇作战从未打过败仗的奇迹，还留下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从问世到近代，一直被有识之士奉为“指南”、“金针”、“法则”与“圭臬”。特别是写于抗倭期间的《纪效新书》，不仅开创了我国军事训练专著之先河，体现了兵儒融合的军事思想，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很强的实际操作性。戚继光是继孙武之后，对中国军事科学贡献最大的军事家，如果说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解决了军队的使用问题，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则解决了军队的建设问题。
面对梦魇般的倭寇骚扰、侵袭、残暴与横行，面对不可思议的明军之恐惧、软弱、无能与溃败，面对那一段特殊的民族衰败史，我们丧气不已、羞愧难当，只因戚继光与戚家军的光芒照耀，才不至于那么灰心绝望，才会自心底由衷地喷涌出一股豪迈的激情、向上的力量与崛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