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古代国防的转折与过渡时期，除了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北虏，还有兴起的南倭，抗虏与御倭并重。此后，国防的重点就逐渐转移了，北虏的侵犯与威胁减弱，“天朝”闻所未闻的“外夷”则连续不断地自遥远的天边自从未设防的东南海疆蜂涌而来。这些所谓的外夷远非古代北方那些没有开化的游牧民族所能比拟，他们不仅在军事、技术、经济等方面构成了强势侵略，即使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对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国防形势变了，可老大帝国的观念没变，还陶醉在往昔的荣光中沉睡不醒，以至近代外寇频频入侵，屡战屡败，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总也满足不了侵略者越来越大的胃口，不得不沦为半封建地半殖民地的可悲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一条人人自明的道理，可我们真的能够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从落后中振兴，从退败中崛起，从衰弱中强大吗？
抗倭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一要掌握制海权，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的边防不仅仅只有陆地，也包括浩瀚的海洋；二要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才能克敌制胜；三要崇尚武备，增强实力。
朱元璋开天辟地第一遭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地登上皇帝宝座，他将国家视为一个庞大的农村加以治理，使得整个社会封闭内敛、凝固不变、停滞不前。他对世界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出于对外界世界的陌生恐惧与短视自足，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政策，他下达过6次禁海令，“严通番禁不放寸板下海”，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中外民间自由贸易。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几乎与整个明朝相始终。因此，当倭寇渡海而来时，大海不仅没有成为他们的障碍，反而成为畅通无阻、进退自如的“坦途”。另一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英雄，被誉为“俞龙戚虎”中的“俞龙”——俞大猷，也有着骄人的抗倭贡献。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将领，俞大猷针对倭船矮小、倭寇不习水战等特点，提出过御敌于海外的战略思想，并以水师进攻倭寇，大获全胜。然而，俞大猷命运不济，时常遭到阉宦、权贵的排挤打击，甚至遭受冤狱之苦。而他那多层次有纵深的抗倭防御思想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于是，在严厉海禁的主导“国策”下，沿海国防从御敌于远海到近海，由防海逐渐转变为岸防，并将某些沿海岛屿居民迁居内地，不仅缩小了防御的纵深线，反而使得这些岛屿成为倭寇进攻内陆的基地、巢穴与跳板，为倭寇的入侵提供了有利的“方便”。
朱元璋的海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抗倭及防御逃亡海上的反明残余势力，在他的想象中，只要禁止沿海居民出海，海上势力便失去了联系与接济，将难以生存，不攻自破。朱元璋的一厢情愿，的确达到了禁止国内民众出海之效，却导致了海防空虚、海疆尽失的严重后果。此后的清政府也继承了明朝衣钵，依旧执行实际意义上的海禁。我国古代的水师，也算不得独立的、严格意义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罢了。因此，一旦遭遇真正的海军——鸦片战争中的英军舰队时，中国古代水师那不堪一击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
除了防御，还是防御，在这种一味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哪怕戚继光这样卓越优异的军事将领，也难有大的作为。他在崇武古城部署的延伸城池防御功能的措施，在当时就已多少显得有些“另类”，特别是那支海上巡逻队，更是有违朝廷战略思想之嫌。东南沿海倭患基本肃清后，戚继光奉调北疆抗虏，也曾提出过训练一支车步骑混合编成的10万精锐之师，主动出塞打击蒙古骑兵的主张，却遭到了一批因循守旧的老朽官员的强烈反对。于是，戚继光除了将长城修得更加坚固外，他的军事才能再也无从发挥。当然，重文轻武、防范武将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戚家军从当初的4000人，发展为6000人，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统率的军队最多为3万。调防北疆后，戚继光可控制的军队数量按规定的编制计算，士兵8万，战马2万2千匹。作为一个重兵在握，足以震憾京师并能动摇国基的军事大将，戚继光除了忠心报国外，从未有过二心。他写过既是表达对皇上的忠心，又是自己戎马生涯写照的诗歌《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刀马上行。”然而，帝王的防范之心并不是几句表达忠诚的话语就能打消得了的，因此，朝廷对他的时时制约、处处掣肘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忠诚谨慎、勤于治兵、严于律己，戚继光仍不能见容于最高当权者，最终革职罢官，晚年落落寡欢，一贫如洗，临终前连治病的药费也没有。这种凄凉结局与当年的叱咤风云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反差，后人不由得生出一种英雄末路的苍凉与悲怆。同时慨叹的还有大明帝国的命运，如果能以戚继光为契机，为转折，重整武备，那么正在兴起的东北满族势力及东邻岛国日本的扩张之梦就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的历史，将重新改写。然而，事实给予我们的，只有扼腕与丧气。
其实，就明朝的综合国力而言，应该是明军进攻日本才是，却反而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倭患。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朱元璋及其后继者们去侵略他人占领别国的领土，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但我们应该时时提防并能有效地抵御他人的侵略才是。就防御的实质而言，固守一隅只能是消极、被动地挨打，起不到真正的抗敌之效。长达几个世纪的匈奴之患，并非依靠越修越长、越修越宽、越修越高的长城得以解决，如果没有汉武帝那气吞万里的主动出击、大漠征战，怎么也达不到“一劳永逸”的良好防御之效。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度，农耕文化是我们的辉煌与骄傲，同时也是我们的沉重包袱与衰落之源。如果一味固守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能与时俱进，就会成为前进的羁绊与障碍。人人固守着一块狭小的地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得其乐地生活着，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提倡、推崇、向往的美好田园生活。这种恬静、和谐固然是一种难得的境界，然而，也形成了国民与世无争的柔弱性，一盘散沙的结构性，逆来顺受的国民性。这种特性一旦遭遇强悍凶残的日本岛国及物竞天择的西方文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痛局面也就在所难免。
戚继光组织训练的戚家军，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农民军，不仅成员由农民组成，其作战武器也是藤牌、毛竹、铁叉之类的农具。戚继光所能做的，就是将一粒粒“散沙”用“水泥”搅和，形成一股强大的协同作战凝聚力，成为一支一以当十、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的强大军队。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军人单纯强调个人技能武艺是一种反拨与创举，即使今天，也有借鉴与现实意义。今日的现代化战争，再也不是过去的单兵种作战，而是海陆空及信息、导弹等部队的多兵种、多渠道、立体化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