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是我系统阅读的一段宝贵时光。从西方的卡西尔、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陀斯妥耶夫斯基，到中国的梁启超、康有为、严复、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凡是进入视野之中的，不管生动有趣还是枯燥乏味，都认真地“啃”过一回。而对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产生兴趣，则由鲁迅而起。作为主流话语代表之一的鲁迅，其作品与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下决心并读完《鲁迅全集》后，意犹未尽，对他笔下出现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讲“费厄泼赖”的林语堂及不怎么光彩的胡适、周作人，产生了一种探根究底的欲望。阅历与阅读使得我对社会的认识、人生的思考及历史的阐释不知不觉地上了一个台阶，再也不会将脑袋搁在别人肩上人云亦云地循环复制了，因此，也就极想弄清“梁实秋之流”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
他们的著作收藏于图书馆，有的是作为批判读物汇集成册的，有的是改革开放解禁后再版印刷的。阅读中，我仿佛进入另一重陌生而新奇的天地，发现他们不仅一个个高寿，而且全都硕果累累，是那种属于大师级的重量人物。
世界在我眼前渐渐变得丰富完整起来。
而阅读林语堂的过程，更是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岛建省，作为开发空间最为广阔的经济特区，一股“海南潮”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速波及、蔓延、席卷开来，成千上万的内地人才揣着淘金热的梦想汹涌南下，成为20世纪末的一道独特景观。即将大学毕业的我也禁不住诱惑，决定前往“考察”一番。1989年5月，我孤身一人从湖北来到广州，又从广州买了一张前往海南三亚的船票。客轮离开码头，在一望无际的洋面航行。没有同伴，我静静地坐在甲板上，捧着一册书静静地阅读。而这本书，便是林语堂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他以一种朋友般的“闲谈”口吻聊哲学，谈思想，讲人生，说旅行，道艺术，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亲切，那么朴实，那么平和，与盛行一时的居高临下的“文革体”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正如他在该书《写作的艺术》一节中所言：“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塾师对其生徒，而应如亲熟故交，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于是，字里行间的思想、见解、态度、好恶等，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和风细雨般的氛围，在我心头弥漫开来。
海轮在浩瀚的洋面航行了大约40个小时，《生活的艺术》始终与我相伴，白天在甲板阅读，晚上躺在四等舱的卧铺上思考。那两天的天气一如我的心情格外地好，太阳静静地挂在头顶，洋面上只有我乘坐的惟一一条海轮在航行，看不到一块陆地，见不到一艘船只，连海鸥也销声匿迹无所寻觅。周遭除了大海，还是大海；除了蓝色，还是蓝色，大海的蔚蓝与天空的蔚蓝在遥远的天际融为一体。恍惚中，我觉得自己的心境也变得宽广、纯粹而透明，仿佛变成了一颗晶莹的蓝色琥珀。生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似有所悟，但一时间又说不出什么具体的道道来。总之，艺术化的生活在我心中从此凝为一道永恒的风景与追求。
因了这一缘份，林语堂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此后，我又陆续购买并阅读了他的《中国人》（即《吾国吾民》）、《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京华烟云》、《辉煌的北京》、《信仰之旅》、《中国传奇》、《赖柏英》、《奇岛》等主要作品。
这些年，我与林语堂是越来越近了。这种“近”，除了心灵的近，还有空间的近。我从武汉调到厦门，他的故乡平和坂仔及祖籍漳州五里沙就在近邻。而他与厦门也结下了不解之缘，鼓浪屿教会学校是他迈向广阔人生的第一步，厦门大学是他施展抱负为家乡教育事业报效的阵地。1926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招揽了鲁迅、顾颉刚、孙伏园、潘家洵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批英杰，他于厦大中文系实有着开创整合之功。
林语堂与鲁迅，都是我敬佩并喜爱的伟大作家，但他们的性格、文风又确然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有时突发奇想，竟不由自主地躬身自问：如果我与他们置身同一时代且相互交往，会取怎样的态度？鲁迅深刻而尖刻，一言不合，便有横眉冷对之虞，与其诚惶诚恐，莫如敬而远之；林语堂幽默而随和，即使不悦，也会笑颜相对，忘形之际，我也许会没大没小地直呼语堂，他不仅不介意，恐怕还会乐呵呵地应声作答。
鲁迅与林语堂之间，产生过诸多矛盾，既有广为人知的磨擦，也有秘而不宣的恩怨。这些磨擦恩怨，有思想认识的差别，但更多的，则缘于相互间的误会。
这种误会，一是生活中的过节。一次朋友聚会，鲁迅受人挑拨，两人在席间突然争吵起来，鲁迅面红耳赤转身欲退席离去，在其他朋友的劝说下，总算坐回桌前。双方争吵，两人都有原因，但负主要责任的当在鲁迅。对此，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王映霞在《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鲁迅发脾气，当时就想，这事其实是不用发这么大脾气的，大约是鲁迅生病的关系，一种病态的表现吧。”
另一种误会是“代人受过”与后人的误解。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给读者的印象，仿佛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他不仅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还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其实，周作人才是“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鲁迅的批判，表面上针对林语堂，实际瞄准的是周作人。鲁迅与周作人反目成仇后，鲁迅念及手足之情，也避免两人因家事纠葛而节外生枝，从未指名道姓地对周作人进行抨击。林语堂善解人意，对鲁迅的做法表示理解与支持，也就心甘情愿地扮演了“苦肉计”中的黄盖。令林语堂没有想到的是，正常的文艺论争不断升级，一桩早已过去的历史往事，却在建国后重新提及，且演变成两条不同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曾在抗战时期提倡幽默文、小品文，后又旅居美国、定居台湾的林语堂在劫难逃，自自然然地成为一名“异己分子”、“帮闲文人”与“反动文人”。
尽管如此，林语堂对鲁迅并无责难与怪罪之意，他在《鲁迅之死》中写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意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确需要一种大的超越与胸襟。
林语堂的著作自1950年起在大陆长期遭禁，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印行。没有官方的倡导，没有特别的宣传，他的作品却以千万计的数量畅销全国，并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林语堂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终其一生，林语堂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吾国吾民》初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目上名列榜首，开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文坛成名之先河；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自1937年问世以来，已成为欧美各界老少阅读的“枕上书”，仅在美国便发行40版以上，英、法、德、意、丹麦、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版本，也如美国一样畅销，经久不衰；因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成为中国第一位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早在1946年，就开始研究、发明中文打字机；72岁主持编纂自认为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5年后完稿，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1800页；一生创作了60多部作品，1000多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日、法、德、葡萄牙等21种文字，几乎囊括了全世界的主要语种；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出版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林语堂作品约700种，其中外文版300多种……
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与功绩，是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近代将西方文化引入、介绍中国者，从严复、林纾始，可谓代有传人，薪火不绝；但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除了利玛窦、汤若望等外国人，国人中林语堂虽非唯一，但要数他最为成功。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并无他人超乎其上。林语堂一生出版了36种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京华烟云》、《苏东坡传》、《武则天传》、《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信仰之旅》、《辉煌的北京》等主要作品，几乎全都先用英文创作，在国外出版发行，而后才译成汉语介绍到国内。
林语堂去世后，一篇纪念文章曾客观公允地评价道：“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林语堂极喜欢李密庵的《半半歌》：“半之受无用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便有人概括他乃“半中半西，亦耶亦孔”。他自己也曾自我赋诗曰：“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一位生长于漳州闭塞乡村的农家子弟，与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子，两者之间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们且看个性、环境与时代，如何造就了这样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作家与学者，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