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读书七年，从鼓浪屿教会小学到厦门寻源中学，从少年到青年，正是林语堂热情求知，逐渐认识西方文化的一段宝贵时光。
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中文、英文、地理、算术、地质学等，基本以西方的教学模式为标准。林语堂以他聪颖的天赋，无需多加努力，就可获得第二名。从小学到中学，他始终保持着这一固定不变的名次。林语堂最为用功的，就是利用当时少有的图书馆设备，读课外的其他书籍，“独自与天下文豪结神交”。
除读书外，林语堂也开始接触当时纷繁驳杂的社会。鼓浪屿乃“万国租界”，许多国家在岛上设有领事馆，西方文化无不体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他第一次见识西方舞会，看到外国男女互相偎抱时，感到“可骇可怕之极”，认为是“狎亵无耻，行若生番”；第一次见到具有无穷威力的美国军舰时，赞叹羡慕之余，不禁生出一些恐惧；还有活动电影，外国俱乐部的铜管乐队等新鲜物事，都在林语堂那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象。
鼓浪屿对林语堂的生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里，不仅是他迈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是他感受西方文明的“前沿阵地”；而且留下了花儿般艳丽，又如花儿般凋谢却刻骨铭心永难忘怀的爱情，直到晚年身体衰弱行走不便，林语堂听人提及昔日恋人陈锦端的名字时，竟脱口就说要去看望她；还是在这里，新的爱情长出嫩芽，他与富商之女廖翠凤共结百年秦晋之好，成就一段终身不渝的美满婚姻。
17岁那年，林语堂离开厦门鼓浪屿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父亲的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可是，为了让儿子成行，得筹备最起码的一百块银元。林至诚东奔四跑，四处举债未果。后来突然想到一位昔日学生陈子达。林至诚在陈子达最为潦倒之时，送过他一顶十分珍贵的帽子。发了财的陈子达面对林至诚的求助，顾念旧恩，专程赶到坂仔送来一个蓝布包。打开一看，一百个亮闪闪的“袁大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顿时将父子俩的忧愁，变成充满了酒窝的笑脸。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把英文差不多学通了”，将图书馆拥有的5000多本图书都看了，还嫌图书馆太小“不过瘾”，他还以英文写作短篇小说获得学校金牌奖……除功课外，西方的一些体育项目如网球、足球、划船、赛跑等，也是他的所爱。特别是赛跑，他曾创下五分钟跑一英里的大学纪录。
如果说坂仔是林语堂接触西方文化的最初启蒙，厦门、上海是认识、学习、接受西方文化的转型期，那么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北京清华大学的三年，则是他掌握、充实、钻研国学基础知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补课”期。在这三年时间里，他置身于与中国历史融为一体的北京城，博览了《人间词话》、《四库集录》、《说文玉篇》、《广韵》、《骈字类编》等国学书籍，而对《红楼梦》研读用力尤多。
站在中国看西方，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毕竟属“雾里看花”。要想对西方有着真正认识，只有漂洋过海，置身其中，学习、工作并生活，才有可能谈得上真正了解。1919年，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林语堂申请到每月40元的半官费留学费用，偕妻子廖翠凤乘“哥伦比亚号”轮船由上海赴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所深造。
当父亲林至诚得知和乐要出洋到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念书时，简直高兴得合不拢嘴。现实与理想，农家子弟与留洋博士之间，不啻于两重天地。临行前，林语堂带着新婚妻子特地回了一趟老家与父亲话别。林至诚将他们送至船上，这回却默默地什么也没说，那深情的目光，只是在儿子、儿媳间不停地移来换去。没想到此次分手，竟成为父子间的最后永诀。当林语堂由美转法，又由法转德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突然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父亲长辞，等于带走了林语堂心中的一个世界。死者长矣，但“你要读书成名”的殷切嘱咐却犹在耳际，永远激励着他不断前行，迈向新的世界与新的起点。
1923年，林语堂携音韵学博士学位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直到1926年遭北洋军阀通缉南下，林语堂在北京又生活了四年。
如果没有前后七年的北京生活，他就写不出叙述北京数千年历史演变，展示北京文化各个层面的《辉煌的北京》一书；如果不在北京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潜心研究国学，也就无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只有中西兼备，西方文化与传统国学相互“杂交”，才能结出眩目的神奇之果。
1926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林语堂先后辗转厦门、武汉，后定居上海，创办并主编《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创作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作品，因提倡幽默文学、性灵创作而声誉卓著，同时也因此而备受非议。
在此，我不得不又一次提及林语堂与鲁迅的矛盾与疏离。1934年，鲁迅曾给林语堂写信，劝他不要提倡什么“幽默”、“小品文”、“性灵”之类的玩意儿，恳切地建议他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而林语堂则回信说，这样的事情，得等他老了再做。鲁迅一向重视翻译工作，并将其提高到“为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的地步，他的意思，是想让林语堂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而林语堂呢，心中所想则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两人的想法几几乎截然相反。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与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这两种方式无所谓对与错，只是各人的认识与行为方式不同而已。然而，鲁迅因年长14岁，便认为林语堂的“等他老了再说”是讥讽他老了，因此，有过冲突并开始缓和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缝。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都没有来往。
林语堂除了对鲁迅无怨无悔的友情，对他的境遇，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共产党早在他们的英雄堂里为他安排了神位。大体上，我认为他要做偶像，平添了许多麻烦、刺激，也实在摆脱不开。”
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倒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林语堂听从鲁迅建议，专心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情形会怎样呢？
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暂时保持与鲁迅之间恢复了的友情，也仅是“暂时”而已；二、翻译出一批质量上乘的欧美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也就失去了用英文创作的36部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更不可能被美国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也就不复是广大读者眼中的“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的林语堂，并且，我们今天能不能知道这么一个名字，会不会阅读并研究他的作品，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换一个角度来看，翻译介绍西方名著是“为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而向西方介绍中国，让他们客观正确地认识东方这一古老文明国度的传统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独立自由，树立民族尊严的举措呢？
因此，当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向林语堂抛来“绣球”，正式邀请他去美国写作的时候，林语堂不仅欣然接受，还卖掉了位于上海愚园路的花园洋房，作了长期留美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