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一生的不朽功绩，被人们长期称颂的并非那矢志不移的抗清功业，而是收复台湾、统一祖国、开辟荆榛的伟大壮举。
为了达到恢复大明天下的目的，郑成功殚精竭虑，将个体生命的能量几乎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状态。据一则史料记载，郑成功曾一再遣使日本，意欲借兵抗击满清。日本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曾作过认真考虑，准备派遣军事分队远征中国，但其目的显然不是援助郑氏，而是“占领大明”。在明清两朝漫长的交替过程中，日本虽然以极大的兴趣、焦虑的心情旁观中国巨变，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还是采取了保持中立、不予干涉的策略。然而，只要时机、条件成熟，这个虎视眈眈的邻居便会大举进犯、实施淫威。
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在鲜明的反清复明旗帜下采取的一项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非凡举措。在金门料罗海滨的出师誓词中，郑成功明确说道：“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伐，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数万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等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
郑军打败荷军收复台湾，并非后人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毕竟，荷军是一支有着大炮、枪械、舰艇等近代武器装备的能征善战队伍。郑成功出师前对战争的酷烈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将自己所有能打硬仗的将领几乎全部带走，只留少数部队驻守金厦，大有一种破釜沉舟、“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大无畏英雄气慨。
战事进行得相当艰巨而漫长，荷军头目揆一以守军及援军共约三千兵员的力量与郑成功亲自率领的三万多将士抗衡对垒达九个月后，才在断水绝粮、重重围困之下，迫不得已派人谈判，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订18条相当宽大的投降条款，带着500多人高举白旗走出城堡，退出台湾，鼓轮而去。
面对回归祖国怀抱的山河故土，郑成功热血沸腾，感慨万千，不由得再次挥毫泼墨，赋诗疾书：“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只四个多月，便于1662年6月23日与世长辞，年仅39岁。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漫漫夜空，照亮了沉寂的黑暗，遗憾的是，这迸发而出的灼灼光华转瞬即逝。
导致郑成功流星陨落、英年早逝的原因错综复杂，稍加分析梳理，可用悲愤、羞愧、痛心、忧愁四词予以概括。
正当郑成功欢庆光复台湾之时，突然传来南明永历皇帝父子被吴三桂绞杀的噩耗。自隆武帝死后，郑成功一直以桂王永历帝为正朔，遵永历年号，并不时遣使朝拜。永历帝父子败亡，意味着明朝朱姓一线残存的血脉彻底断裂，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也就失却了最后的依托与支撑。
郑成功东征台湾时，命长子郑经留守金门。没想到郑经与四弟乳母陈氏私通，生下一个儿子，还派人前往台湾报喜，说是侍妾所生。郑成功未满40而获孙男，甚为高兴，当即赏赐金银布帛无数。而谎言一经戳穿，郑成功不禁又羞又愤，当即作出杀妻斩子、除灭淫妇的决定。兄长郑泰及部将黄廷、洪旭等人接到令箭后，只将乳母陈氏及所生儿子杀掉了事。郑成功接报，一定要以治家不严之罪将妻子董氏斩首，长子郑经更是不能宽恕，并解下随身所佩宝剑交给使者，带往金厦，严令执行。可是，郑泰、黄廷、洪旭、郑经等人不仅没有照令行事，反而在金厦两地部署军队，派兵防御，与郑成功进行军事抗衡。郑成功闻讯，更是悲愤难忍，忧郁成疾。
正在这时，又从大陆传来确报，清廷将长期软禁在北京的父亲郑芝龙及其眷属11人斩杀，其余家属流放东北宁古塔；还采纳郑军叛将黄梧建议，挖掘郑成功祖坟以泄地脉，将郑氏先祖骨殖抛露于野。只因反清复明，才使得父亲及其眷属惨遭清廷毒手，就连葬在地底的先人也不得安宁。郑成功为自己的不能尽孝痛心疾首，而尽忠于明朝，也失去了着落，痛心与忧愁如一张巨网，严严实实地笼罩着他的身与心。
内讧外患交织，一连串的失意、打击与噩耗接踵而至，使得郑成功急火攻心、悲愤郁悒、心肝受损，加上感染风寒，内疾外病相侵，病情不觉一日重于一日。去世前几天，郑成功摧肝欲裂、悲痛万分地大声叹道：“自家国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今日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出师未捷身先师，常使英雄泪沾襟。”天不假年，呜呼哀哉！
郑成功因病而逝，似乎已成公论，但有一则“另类”的记叙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据《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所载：“成功恚甚，得狂疾，索从人佩剑，自斫其面死。”郑成功虽染重疴，也不至于骤然病入膏肓、无法救治。究其死因真相，这段记载较合情理。南京败退，郑成功便有过多次自杀行为；面对永历帝被杀、父亲遇害、儿子欺骗、部属抗命等深重的内忧外困，郑成功不由得悲愤交加，陷入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之中，神志恍惚，迷离失常，引发狂疾，难以自持，自杀而亡。
后人论及郑成功时，有将他与诸葛亮、岳飞相提并论之说。这种比拟虽然有点牵强，但他们三人之间，确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气节情操，简直如出一辙。论武德才略，郑成功以一介书生，能获数十万之众，仅凭两座孤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捣清军腹地南京城下，搅得清廷手足无措，与当时的一般文臣武将、抗节之士相比，不知胜过多少倍。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郑成功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与不足，《海上闻见录》说他“用法峻严，果于诛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也属实情。正是这些与生俱来、难以克服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顺利发展。
郑成功最大的失误，就是性格暴躁，遇事冲动，感情用事，诛杀过宽、过严、过酷、过滥，“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郑成功终其一生，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诛怯斩败的次数自然很多，有的是非杀不可，但动辄诛杀全家，特别是对那些不服征输抗拒的城寨屡施屠戮，当属擅杀之过了。
他犯下的第一件诛杀大错，便是杀死镇将施琅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等人。施琅有过在先，但也不至于处死，更没有严重到累及家小的地步。施琅幸得副将吴芳藏匿帮助，才逃得一命。吴芳包庇施琅脱命，郑成功又将他妻子五人杀掉。施琅逃脱后选择人生的方式，并不一定非投降清军不可，这一所为自然是他人格的缺失，但也是郑成功逼迫的结果。郑成功追缉施琅未果，当即顿足叹道：“唉，吾不幸结此祸胎，贻将来一大患。”事实也正是如此，施琅原为郑军先锋，对郑成功的用兵布阵了如指掌，他投降清军后官至水师提督，多次与郑军交战，给郑成功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麻烦。而郑成功卒后21年，还是这个施琅，最终造成了明郑三世的灭国之祸。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亲率水师两万人、战舰300艘东征台湾，在澎湖海战中歼灭郑军主力，迫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
就以郑成功因长子与四弟乳母私通生子受骗，遣使诛杀妻子董夫人及郑经等人而言，也有不分轻重、意气用事之嫌，结果造成部属借故抗命，不与台湾往来，使得郑氏集团内部不和，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与危机。
受郑成功个人人格魅力的吸引及反清复明旗帜的感召，不少清军将领（自然也是汉人）归附来降，郑成功对他们总是“投之以重赏，羁之以厚爵”。同时，也有十多员镇将以上的将领因郑成功御将失当、情事所激而投奔清廷，这些叛将对郑成功的进取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永历十年（1656年）六月，海澄守将黄梧因受郑成功捆责心怀不平，又以军法苛严为惧，心生异志，裹胁副将苏明、知县王士元降清，损失“粮粟二十五万石，军器、衣甲、铳器无数”。海澄是金门、厦门两岛的外围据点，黄梧之叛，不仅损失粮草军械无数，更重要的是，金、厦两处基地失去了一道有利的保护屏障。此后，黄梧又向清廷献平海五策，直接导致郑家祖坟被掘，郑芝龙等11人被杀，郑氏家属流放宁古塔。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七月，曾投降郑军的原清朝漳州知府房星烨复叛入京。房星烨在郑军中担任要职七八年之久，对金门、厦门两岛情形了如指掌，叛郑投清后向清廷进言，将沿海居民迁居内地，不许寸板下海，给郑军给养及海上活动带来极大困难。
永历十六年（1662年）三月，驻守南澳的郑军老将陈豹因清军施以反间计，郑成功轻信谗言，误生猜疑。陈豹遭受郑军夹击，投清前不禁悲愤地哀叹道：“此乃藩主相逼，自坏长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
郑成功是一名超越了平凡与普通的伟人，但他并非神灵，那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难以避免的内在弱点并不影响他的崇高伟岸，反而将他的英雄形象衬托得更加真实而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