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影响，不仅早已超越了当年反清复明的目的，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自1640年开始，郑芝龙就控制了东南沿海一带。郑成功在接管父亲的军事大权，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后，实际影响更为扩大。他以国际航路上最重要的中转口岸——厦门作为大本营，向北反清复明，影响深入内陆，威震中国中部和南部；面向海洋则辐射到东海、南海的大部分辽阔水域，受到远东诸国的敬畏，主宰着一个没有边界的“海上王国”，成为欧洲殖民扩张主义的真正障碍。
就当时实际情形来看，国内几大军事势力正忙于相互间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根本无暇顾及海洋权属；日本迫于无奈撤出海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于是，以荷兰人为首的欧洲殖民者基本窃据了东南海商的传统航路，唯一能够与之对抗的，只有郑成功领导的武装势力。如果1662年郑成功没有将台湾从荷兰人手中收回，那么今日之台湾，早已离中国而去，成为欧洲人的一块永久殖民地了。台湾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岛屿，它是中国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的一处落脚点、一个中转站与一块重要的基地。失去台湾，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被封闭在由日本列岛、冲绳群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等一长串东亚岛链组成的狭窄水域内，将永远与全球性大国无缘，永远局限于东亚地区的影响与宿命。
郑成功死后，郑氏武装集团依然存在，仍强有力地控制着东南亚海上贸易。台湾，成为满清完全征服中国的最后一个障碍。直到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攻入，郑克塽投降，郑氏武装集团才告彻底覆亡。
郑成功逝世，郑氏武装集团瓦解，清廷虽然征服了金门、厦门、台湾，占据了郑成功的地盘，但他们并未将影响扩展到郑氏武装集团控制的辽阔海域，而是着眼于脚下与陆地，采取向内转的封闭政策。于是，西方殖民者再次乘虚而入，东亚诸国的厄运就此来到，成为欧洲列强的囊中之物与蹂躏对象。
当年，郑氏集团在降与不降的问题上，内部存在极大分歧。反对意见倾向于弃守台湾，移师菲律宾等南洋岛国，最后结果是投降意见占了上风。设若郑克塽当年不降，而是远逃他方，今日菲律宾等南洋诸国，经过华人300多年大规模开发，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
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将郑氏集团，将郑成功的活动放在更为复杂、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洞见那深藏背后的意义与影响。郑成功之死，郑氏集团灭亡，也就意味着远东诸国确保政治、经济、地理完整的最后一道屏障消失，意味着东南亚人民保卫家园、免遭外敌入侵与剥削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
郑成功在台湾的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除收复主权外，还积极从事政治与经济建设，大力开发台湾，尽量消除殖民痕迹：以大陆模式建立政权，设置县、府、镇等政权机构；团结高山族长老，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注重农业生产，寓兵于农，实行屯垦，大力传授、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贸易，通洋裕国……
一百万年前，台湾与大陆东南并未横亘宽阔的台湾海峡，而是一片紧密相连的陆地板块。台湾与大陆不仅动植物相同，就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三万年前的台南县“左镇人”化石，也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为堂兄弟关系，属北京猿人后裔。台湾先住民高山族的祖先，便是汉代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带的闽越人。据有关文献记载，汉代前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就有通航，隋代正式经略台湾，宋代起大批汉人迁徙入台。但真正大规模开发台湾，还是郑成功率军进入以后。台湾现住民约80%为闽南人，他们便是当年以闽南人为主的三万多郑军后裔。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延续了明朝正朔，更带去了大陆先进的制度与文化，成为引导台湾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使得台湾与大陆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信仰相似，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同种同源，不可分割，为两岸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郑成功对厦门的开发，也是功不可没。
郑成功驻军厦门前，四面环海的厦门岛还只是一个相当落后的渔村。但当郑成功将厦门作为一处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后，便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建立系统的政治军事机构，从内贸、外贸、铸币、军火、造船等五个方面开始大力着手对厦门的开发与建设。
郑成功在厦门、金门两地常驻军队20万。为维持庞大兵员的正常运转，他在京师、苏州、杭州、山东等地开设五大商贸组织，将外地的丝绸、匹缎、杉桅、桐油、铁器、硝黄以及粮油等物运回厦门，满足军需民用；他充分发挥厦门良港的有利优势进行海外贸易，准许西班牙、荷兰、英国商人在厦门设行经商，输出丝绸、瓷器、药材、茶叶，特别是茶叶贸易，经荷兰等商人运送到欧美各国，使得厦门成为海上茶叶之路的“第一输出口岸”；郑成功从海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胡椒、苏木、象牙、鱼皮、海味、药材、铜、锡等。早在鸦片战争惨败，清廷迫不得已将厦门辟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的200年前，厦门就已是一处相当开放的对外通商港口，基督教、天主教、洋楼、钢琴等西方宗教、建筑、音乐、文化自那时起就纷纷涌入厦门。
为适应“通洋”与战争需要，郑成功采用西法在厦门自铸银币，大力发展军火业，“督造军器、藤牌、战被、火箭、火筒、火罐等项”，成为创建厦门工业、手工业的鼻祖。
正是这些“以商养战”、“通洋裕国”的开放措施，不仅打破了厦门的封闭状态，改变了单一的生产结构，建立了一个将中国与海外连成一体的庞大贸易网络，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厦门由封闭渔村向开放城市的过渡，而且创建了一种被后人所称道的“延平文化”。
延平公、延平郡王，是桂王永历帝赐予郑成功的封号。延平文化，便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华夏文化与闽南中原古文化、西方海洋文化的结合与转型，是华夏文化在特定区域的延续与发展。
延平文化，是一种以海洋为特征的开放文化，所依赖的是海运、海商、船队与水师，这也是我们几千年传统内陆文化所缺少的一种内在基质。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国联系日益加强、世界正逐渐过渡为“地球村”的今天，延平文化具有特殊的借鉴与现实意义。
郑成功与厦门，二者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厦门是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根据地，是他一生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托，厦门成就了郑成功的基业。没有厦门，就不会有郑成功北伐南京、东取台湾的伟大壮举。而厦门也离不开郑成功的锻造，郑成功的重要活动有力地改写了厦门的历史，使得一个海岛渔村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没有郑成功，厦门的城市建设、历史蕴涵、文化品位、包容大度都将大打折扣，最为重要的是，缺少郑成功的厦门，将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正确的价值导向。
郑成功在厦门活动的十多年时间里，留下了一处处珍贵的历史遗迹，有郑成功读书处，郑成功杀郑联处，国姓井，延平故垒，水操台遗址，郑成功驻军要地嘉兴寨遗址、集美寨遗址、高崎寨遗址，郑成功演武练兵的演武场，训练水师的演武池……走在厦门的大街小巷，虽然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市声的喧嚣嘈杂，然而，不经意间的一处古迹，或是一块石刻、一个地名，就会将我们拉回郑成功当年驻军厦门的历史，眼前幻化出一队队威武雄壮的郑军水师，一幕幕你死我活的厮杀场面，一声声撼人心魄的悲壮呐喊……郑成功及其手下的骁勇兵士，曾将生命的能量压进了厦门岛的每一块岩石、每一寸土地。
厦门人民一直缅怀郑成功的伟大功绩，将他留下来的一处处遗迹辟为旅游胜地，还在鼓浪屿水操台遗址附近建立了郑成功纪念馆，在鼓浪屿东部的覆鼎岩海滨辟有郑成功纪念园——皓月园。郑成功纪念馆通过实物、文献、档案、照片、图片、沙盘、模型、雕塑、绘画等，系统介绍、全面展示郑成功一生的奋斗历程与丰功伟绩。皓月园内，当游客面对一组栩栩如生的郑成功率师出征的青铜群雕像时，恍若置身当年战马嘶鸣、杀声震天、刀光剑影的战斗场面。最让人震撼的则是高高耸立在覆鼎岩上的郑成功花岗岩巨型石雕像，雕像高15.7米，重1616吨，雕像脚下的覆鼎岩突兀险峻，向海中延伸30米，将郑成功雕像衬托得更加恢弘磅礴。
我所在的办公大楼工人文化宫与鼓浪屿覆鼎岩隔海相望，站在13楼办公室窗前，便可清晰地眺望这座巨型石雕。但见身着盔甲的郑成功伫立蓝天之下，雄姿勃发地东望台湾，那身后飘舞的披风，仿佛一面当年大军进发台湾时猎猎作响的军旗。
厦门人说，自从这座雕像建成后，侵袭厦门的台风就少了，大都避开绕道而行，是郑成功的巨型雕像起了阻隔、遮蔽之效，是他的英魂在默默地护卫着厦门这座海上花园之城。于是，这座高高耸立在鼓浪屿覆鼎岩上的郑成功巨型雕像，在厦门人眼里，也就成了抵御台风的镇港之宝。
是的，在厦门人心中，郑成功就是一位守护他们的伟大神灵。300多年来，郑成功那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移孝作忠的儒家精神、创业图治的建设精神、大公无私的治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厦门人前仆后继、建功立业。在厦门集美出生长大的陈嘉庚先生，就是在对延平故垒、集美寨遗址的缅怀中，受郑成功英雄事迹的熏陶与爱国精神的感染，从小立下为国为民的宏伟志向，顽强拼搏，奋斗不息，树起一面永远受人景仰的华侨旗帜。
除游览郑成功在厦门的遗迹、纪念胜地外，200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携爱女玄子，与厦门友人宋永贤、潘清河等人，驾车专程前往郑成功故乡南安缅怀、凭吊。
在南安石井镇鳌峰北麓看过南安郑成功纪念馆及郑氏家庙，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安水头康店乡郑成功墓地。说实话，我真正向往的还是郑成功墓地，只有那里，才是一处与他本人真正相关的所在，而其他地方，则或多或少地有着后人的附会与想象，掺和着一些人为的因素与印痕。
走错一回道，问了几次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郑成功陵墓。
南国的暑天漫长而炎热，特别是中午时分，炽烈的太阳当空高悬，阳光直射而下，照得大地一片滚烫，皮肤仿佛炭火在灼烤。郑成功陵墓被一道高大围墙圈住，早已疲乏不堪的友人站在墙外的树荫下歇息调整，我与女儿玄子则坚持着走进围墙，走在寂无一人的长长甬道，走向郑成功陵墓。
郑成功逝于台湾37年后，清朝康熙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朱成功系明室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两柩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祠祀之。”对满人昔日征服汉人的最后一道障碍、不共戴天的生死冤家进行大张旗鼓地肯定与褒扬，自然是清廷收买人心的一种伎俩，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康熙帝也着实被郑成功的精神与人格深深地打动了。诏书颁发后，他又特地写了一幅对联予以肯定褒扬：“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天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这样铿锵叹服的句子，若非出于本心流露，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不由得想到了同是南安人的洪承畴，在清人南下的征途中效忠尽力，也将生命的能量发挥到了另一种极致状态。然而，即使在清廷主子眼中，也不过是供其驱驰的鹰犬而已，虽利用而不信任，虽建功而蔑视之，价值一旦榨尽便弃如敝屣。哪怕死后，也将他打入另册，列入《贰臣传》中。
一段时间，我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了一些有关洪承畴的研究资料，想从汉奸文化这一角度写写他，也想去他故乡南安英都镇走一遭。然而，一旦着手，心底便涌出一股难以克制的排拒与厌恶。无法进入冷静客观的境界，我只好打消这一念头。
对于那些曾经背弃汉民族的叛者，不论迫于何种情势，出于何种动机，想达到何种目的，作出过何等贡献，从本质而言，他们都是大节有亏之人，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人格，就是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主要表征，一旦人格丧失或低贱，也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精神侏儒了。
由此想到近些年关于民族英雄的定义与争论，有人认为如今蒙古、满族与汉族已融为一体，都属中华民族的范畴，那么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便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这种奇谈怪论实在不值一驳，如今人类正在向全球一体化迈进，如果我们从全人类的角度着眼，则“民族英雄”一词也该取消了，那么，正义与奸邪、高尚与卑下、美好与丑恶又当如何界定？评价一个人物，应将他放到当时、当地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予以论定，如果将他们从古代或当时生硬地拉扯到今人所处的时代，也就失却了客观标准的尺度，难以得出公正信服的结论。
不论对内抗击满清，还是对外驱逐荷夷，郑成功都是一名大义凛然、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从台湾魂归故里，并非单独树碑立墓，而是拊葬在郑氏祖茔。也就是说，我默默面对、凭吊的墓茔并非郑成功一人所有，而是郑芝龙、郑成功与郑经祖孙三代及其先祖的合茔。郑成功的曾祖西庭公、祖父明庭公在叛将黄梧的建言下掘尸于野，骨骸不知所终，重修的墓地，只是他们的衣冠冢而已。就在郑成功与儿子郑经灵柩由清廷御林军护送着从台湾移葬南安时，被害于北京柴门外、仅剩木主牌位的郑芝龙也在清庭的默许下回乡归葬。正面的墓碑上，竖刻着这样几行大字：“明石井，乐斋郑公，淑慎郭氏，桥梓五世孙、六世孙、七世孙茔域。”乐斋公，乃郑成功七世先祖；而五世孙、六世孙、七世孙，分别是郑芝龙、郑成功与郑经；郑陵所葬，除郑氏先祖乐斋公夫妇外，还有郑芝龙与田川氏夫妇、郑成功与董氏夫妇及郑经夫妇。
郑氏合茔位于覆船山腰，覆船山原名橄榄山，一群附清文人为讨主子欢心，刻意将有史为记的橄榄山改为覆船山，意在诅咒郑成功水师翻船覆舟。中华民族历史上，总是不乏此类厚颜媚骨的无耻无聊文人，着实让人丧气不已。
覆船山称之为山，也算不得名副其实的山岭，不过一座较之周边地势稍高一点的土包，但四周树木，却长得蓊蓊郁郁、苍翠欲滴，充满一种令人欣喜的勃勃生机。
郑成功尽管没有单独的陵墓，毕竟与先祖列宗在地底团聚了，与父亲郑芝龙“和解”了。生前忠孝不能两全，死后庶几可以弥补这一亏欠了。“想先人亦含笑九泉而无憾也”，郑克塽在送回先父先祖灵柩安葬祭拜时，曾如是说道。
郑成功以一介儒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不得不面临多种痛苦而艰难的抉择，但他的脚步从来就没有犹疑过，总是走得那么坚定而豪迈；他虽然勉为其难，但竭尽心智，以一己之力挽大厦于既倾，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不已；他生前虽然没有完成反清复明大业，但他创立的反清组织天地会在他死后转入海外，仍长期致力于他的未竟之业，终于帮助孙中山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统治……
郑成功的英雄业绩、高尚品质、浩然正气与伟大人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受到方方面面的推崇、热爱与敬仰。在日本，郑成功被神化为大和民族的一种民间信仰，他在平户市的诞生地已成为一处永久的历史圣地，日本人在那里建有延平郡王祠、郑成功庙，立有郑成功及母亲田川氏的青铜塑像；在台湾，郑成功是一名家喻户晓的伟大人物，从小学教科书、大学历史教材，到一般政论、社教性刊物，都将他塑造成一位典型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大陆，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一种象征，内化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正推动着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逐步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