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置身海外，祖国是他们的血脉与根基，是他们背后的支撑与依靠。国家强盛，他们的腰秆会挺得笔直；国运跌落，他们也将倍受凌辱。国运的兴盛与衰落，华侨的感受会更为敏感，更加深刻。
陈嘉庚在海外经营实体获得成功，主要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回报祖国，同时，国内的政治风云、社会发展，也是他不得不关注并介入的重心所在。
为推翻满清统治，陈嘉庚剪辫加入同盟会，并将公司产品商标全部改为钟牌，以喻敲响革命警钟之意；武昌首义成功，福建随后光复，陈嘉庚得知后汇去两万大洋予以支持；1911年12月，孙中山旅欧归来途经新加坡，陈嘉庚见其经济拮据，当即赠送一万元以作盘缠；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发来急需用款的电告，陈嘉庚马上汇款五万……
国内政治动荡，局势不宁，陈嘉庚哪怕不想介入，也不可能。
1923年，闽南军阀混战，集美、厦门交通阻隔，学校师生粮食将绝，陈嘉庚不得不亲冒被流弹击中的危险采购粮食。不久，学生李文华遭闽军枪杀，陈嘉庚悲愤不已，联络各方力量，强烈要求军阀从集美撤军，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辟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为揭露日本意欲侵吞中国的事实真相，陈嘉庚将他掌握的一份“田中奏折”复印一万份，散发南洋各地，使华侨认清日本“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狼子野心。
1938年10月10日，为支援国内抗战，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主席，成为第一个把东南亚各地华侨组织在一个统一团体内的华侨领袖。
华侨捐钱捐物，全力支援抗战。在翻阅当年有关资料时，我发现了一组确凿的具体数字：1937年至1941年间，南洋华侨义捐五亿国币；抗战期间华侨认购两亿五千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献祖国；南侨总会发动华侨多寄侨汇赡养家庭，折国币50多亿元。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有关报告统计，1938年全年战费支出为18亿元国币，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的总战费支出中，海外支援占了三分之二。此外，陈嘉庚还发动华侨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卡车及各种汽车数百辆，组织3000多名南侨司机、机工回国支援抗战……面对尘封的大量事实，惊讶之余，我内心深处涌出的，是对华侨的无尚敬意与感佩。他们背井离乡，顽强奋斗，克勤克俭，好不容易获得一点积蓄，却不图回报地奉献给危难与苦痛中的祖国。血，毕竟浓于水呵！
陈嘉庚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不得不关注国内政治；而一旦介入其中，又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抉择。
1940年，他回到国内，先到重庆，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与堕落，不由得痛心疾首地说道：“国家有了贪官污吏，无异于胶园生恶草与白蚁。”不久，他又到达陕北延安，感受到共产党的清廉、民主、平等与朝气。两相比较，陈嘉庚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坚定地站在了共产主义这一边！
在人生的多次抉择中，在大是大非面前，陈嘉庚似乎每次都洞察了事物的本质，把握了发展的规律，占据了先进的主流。这，除了敏锐的直感，理性的分析外，更多的则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坦荡胸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毛泽东送给陈嘉庚一幅单条，题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对他的个人功绩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与肯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电邀陈嘉庚回国参政，陈嘉庚虽然觉得“本人对政治是门外汉，并且国语不通”，但出于强烈的爱国赤诚之心，还是回到了祖国。1949年10月1日，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创立者一同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国家安宁，政治清明，陈嘉庚可以一门心思地发展教育了。1950年5月，他在亲友们依依不舍的送别中，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奋斗拼搏长达60年之久的新加坡，独自一人回国定居。尔后，又婉辞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留任京都的美意，回到故乡集美，实践早年“教育立国”的理想。他深信，这一理想不论多么艰巨而遥远，只要“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
陈嘉庚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同时又是一名心中时时充满激情与浪漫的理想家。只知实干必定胸无大志，过于浪漫则又流于幻想。陈嘉庚将实干与理想集于一身，便具有了超越常人的素质、秉赋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