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赓续，除了上下辈及师徒间的口授心传，其主要形式与媒体就是书籍。

书的原始形态以甲骨、青铜器、石头、木简、竹简、布帛、羊皮等为材料与载体，直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纸张发明，才于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后人认可的书——纸写书。

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流传以手抄笔写的复制方式为主。每一种书，在短时间内难以抄出无数复本，于是，不少文明成果的命运，便维系于为数不多的抄本之上。在水、火、虫等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面前，稍有不慎，某种书便成孤本珍本，一旦失传，便是某项文明成果的断裂。特别是那些只有凭借天才、灵感与偶然才能诞生的文明成果，它们的失传与断裂，便意味着无法回归与永远失落。此外，手工抄写不仅费时费力，数量稀少，还容易出现纰漏舛误，以讹传讹，贻误读者。

而印刷术的发明使用，则完全克服了手工抄写的弊端，一本书，只须经过一套早已设定的生产程序的运转，便可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复本。书籍的成本降低了，时间缩短了，数量增多了，质量提高了。复本一多，图书不仅难以亡佚，知识也会迅速得到传播与普及。

谁也不会将手工抄写与书籍出版连在一起，只有大批量的印刷与复制，才谈得上真正意义的出版。因此，印刷术于书籍而言，不啻于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棒。马克思将其称为“最伟大的发明”，是“科学复兴的手段”，“创造精神发展必要前提的最伟大的推动力”；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则视印刷术的发明为“一切革命的胚胎”。

谈及印刷术的发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发明的时间、人物及技术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时间，历来虽然争执不一，但多数学者认可“唐代发明说”，唐代文献的多处记载及唐朝印刷品实物的不断发现也为“唐代发明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至于发明人，据有关研究资料分析推测，既非世俗百姓，也非政府官员，极有可能是佛门中的睿智之人。隋唐时期为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阶段，除开为数众多的国内信徒，朝鲜、日本等东南亚邻国也常来人怀着一颗虔诚之心朝拜学习。如此一来，佛经的需求量大得惊人，手写有限，跻身佛门的高明之人为光大佛门，不得不绞尽脑汁，耗费心智，独辟蹊径，师承印章之法在木板上刻字，依照当时的捶拓技术，终于发明了一门新型的雕版印刷术，以满足不断传播的佛教需求。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是，历年发现的唐朝印刷品，全是一些与佛教有关的佛经、佛像、咒语等。

印刷术发明后，还在不断发展、提升与更新：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过渡为近现代的铅字机械印刷，一直发展到20世纪的激光照排印刷。

那么，四堡雕版印书，在中国印刷史中又占据着一种怎样的地位呢？

我手头的几份介绍性资料皆大同小异地写道：明清时期，四堡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坊刻中心之一，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

应该说，这样的概括与定位，还是颇为客观而贴切的。

四堡印刷业“起源于宋，发展于明，鼎盛于清”，也就是说，当印刷术最初在唐代发明、推广与应用之时，四堡根本与之无缘。不惟四堡，即使整个福建，当时也还是一块“化外之地”，要到五代时期，福建才有刻印书籍的记载；而两宋则是闽刻的发展兴盛时期，其中心地一为福州，一为建阳；延至明代，福建的刻书数量跃居全国第一，对此，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写道：“凡刻书之地有三：吴、越、闽。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

从五代到明朝，当福建蛮荒的阴影被刻书的文明之花覆盖与驱除之时，四堡，还是与之无缘。

四堡实在是太偏远太闭塞了，她静静地躲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不可能参与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也不可能“得风气之先”。她必须等待，耐心地等待，等到种子落入湿润的土壤，因缘际会，才会萌芽生长。

四堡居民，多为客家移民。为避战乱，为了人格与尊严，这些“另类”的中原先民，背着祖先的骨殖，也就是背着一段无法割弃的传统与历史，在无尽的颠沛漂泊中来到了四堡。他们在大山的闭塞中找到了安全，在土壤的肥沃中找到了温饱，在环境的适宜中找到了归宿。“时时为客时时家，处处为客处处家”，在与土著的磨合交融中，他们反客为主，成为四堡的主要居民，形成马姓与邹姓两个庞大的家族。

在流离辗转中，尽管食不果腹，但客家人始终保持着耕读的传统之风，也就为刻书业在四堡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与书绝缘，四堡的刻书“种子”将无处“落脚”。

与此同时，客家人过于浓烈的宗族传统也造成了他们心胸的某种褊狭。四堡的马姓居马屋村，邹姓聚雾阁村，两村相距约1公里，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世代联姻往来不绝。然而，马姓与邹姓之间，家族大规模的械斗却时有发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两姓间还曾动刀动枪，爆发过带着某种现代战争色彩的械斗。

于是，关于四堡印书的起源，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马姓人说，四堡的雕版印刷业之始作俑者为原籍四堡马屋村的马驯。马驯曾宦游各地，巡抚湖广，官至二品，其随行亲戚故旧中，多有经销书籍者，是他们将汉口等地的印刷业带回了故乡。

邹姓人说，四堡的刻书业由邹学圣首倡。明万历八年（1580年），时任浙江杭州税课仓大使的邹学圣辞官返乡，在雾阁里首开书坊，“镌经史以利后人”。

到底是谁将雕版印刷技术带到四堡并不重要，就连印刷术由谁发明也无法确定，为一个传播与赓续的名份进行争执又有多大意义呢？重要的是，一直要等到明朝中叶，雕版印刷术才在四堡人的牵引下来到这块虽闭塞但肥沃的土地。

晚是晚了一点，但种子一旦萌芽，就开始茁壮成长了。四堡的自然资源与人文传统，为印书业的扎根、发展与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堡周围高耸的山岭森林茂密，生长着取之不尽的小叶樟、山梨、梓木、枣木、毛竹、松柏，为雕版印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充足的生产原料。枣木质地坚韧，梓木硬度适中，小叶樟、山梨纹理细密、松软轻便，都是雕镂镌刻的上好板材；毛竹造纸，质量上乘，当时印书用得最多的是便是毛竹制造的土产毛边纸与连史纸；而由松柏制成的松烟墨不仅是优良的书写材料，也是印刷的上好着色原料，所印之书，字迹清晰均匀，绝少模糊漫漶。

由耕读传统形成的人文基础，与印刷所需的丰富资源相互联手，使得飘落四堡的印刷种子萌芽生根，生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印书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对四堡印刷业的繁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刺激与催生作用，“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累相望。”时至今日，马屋、雾阁两村保存下来的先辈因从事刻书业获利后所建的高大屋宇仍比比皆是。

四堡印书业从萌芽发展，到取代闽北建阳达至顶峰，跃居为我国南方的坊刻中心，具体时间为清代中叶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载着我们的两辆小车在简易公路上疾驰，一同前往四堡的，除司机外，还有参加“第九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的另两位作家，连城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吴尧生及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陈小培。

四堡越来越近，关于她的历史与想象，也就越来越真切了。

属长汀县时的四堡乡，共有44个村庄，但从事印书业的，主要是居于马屋村与雾阁村的马、邹两大家族。据有关资料统计，仅马、邹两姓便有72%的居民，1200多人从事刻书印刷；印书坊至少在100家以上，著名的大书坊有马氏万竹楼、林兰堂、五美轩、文萃楼、经纶堂，邹氏敬业堂、文海楼、翰宝楼、碧清堂、万卷楼、素位山堂等40多家。

印刷与出版，在四堡形成了“一条龙”的生产销售机制。

高山密林中砍伐声此起彼伏，马氏、邹氏居民就地取材，以毛竹造纸，松柏制作松烟墨，樟树、枣木、梨木、梓木雕刻书板。而村中书坊，则是另一番动人的繁忙景象，压模工、印工、调墨工、裁纸工、装订工、针线工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即使那些看似不怎么起眼的管灯火、守仓库工人，他们也恪守岗位，各尽其责。书印好了，装订成册，一个个挑工将它们放入担子，又将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肩头，然后默默地踏上通往外界的山间小路。书籍的初始运载中，不仅仅只有挑工，应该也有古代农村独享风骚的木轮手推小车的身影，那吱吱作响的叫声与乡间天籁交融，会是一种怎样的超世绝响呵！然而，四堡的周遭是大山，穿越乡村后，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排拒了独轮小车的参与。是的，在穿越包围四堡的深山密林中，只有挑工前行的成排身影，不可能出现一串串小车的踪迹。那山外的世界，流淌不息的汀江、闽江岸边，早已停泊着一艘艘船只，经由一个个“足迹几遍天下”的四堡书商操纵，将一册册古籍，销往四面八方。

四堡书籍的运销线路主要有三条：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经宁化进入南昌、九江、武汉、长沙、重庆等地；西线，水路沿汀江乘舟南下，入广东、广西、云南，乃至越南北部，陆路则入赣南、湖南；南线，经连城，入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当时经销四堡古籍有记载的书商为629人，书籍远销13个省份150个县市。对此，《汀州府志》写道，明清两代，四堡木刻雕版印刷业极其繁荣昌盛，500户人家设有书坊300间，出版物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出版总量仅次于北京、汉口，排名全国第三。

而四堡马氏、邹氏也以刻书为乐，雾阁邹氏的墨香书屋曾题诗曰：“数亩书田世守长，富储千卷号书仓。年年不用输王税，留作传家翰墨香。”于世传刻书之业，诗中弥漫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