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符四年（1101年），遭贬谪的苏东坡自海南“遇赦北归”，经广州、赣县、南京而至常州，突染重疾，不幸病逝。相隔约800年后，19世纪的最后一年，瞿秋白在一个严寒笼罩、万物萧疏的日子诞生在常州武进县青果巷一座名为八卦堂的宅院内。仿佛苏东坡的精灵转世，秋白也以少有的天赋在文艺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留下了政治理论、文学艺术、言语文字等500多万字的创作及翻译作品。作为一名文人的文人，直到今天，苏东坡仍有不少文人从他的作品及人品中吸取养料。然而，苏东坡的那颗智慧脑袋，虽然能够不断喷涌出一篇又一篇流传千古的绝文妙章，可一旦卷入政治，就变得“糊涂”而被动，总是在明争暗斗的潜流裹挟中遭致一次次的败北及一次比一次更为偏远的贬谪。秋白也是如此，只要涉足政治，就难免“捉襟见肘”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地位虽与东坡有别，但过程及结局却同出一辙。
东坡与秋白的人生际遇，不得不让我们想到“文人从政”这一既老生常谈又咀嚼不尽的话题。
一个真正的文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具有西方本真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合于官场与政治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人类与世界怀有一种悲天悯地的情怀，藏着宽容、温柔、多情、纯粹、正义、责任等理想主义因素。而不管怎样美化政治与官场，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残酷无情、黑暗阴谋、虚伪奸诈等负面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人从政，以内在的本性应对不得不遵循的官场规则铁律，其结果可想而知。最要命的是，文人在从政的同时，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本行”，总是想着一种风花雪月、宁静致远的情调，时不时心血来潮吟诗挥毫。当官与做文都不彻底，夹在二者之间仿佛跳着带着镣铐的舞蹈。比如秋白，在主持党的工作时，心里却总是想着卸下重负，找一清静之地，读书作文，过一种与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截然相反的隐士般的逍遥宁静生活，“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这样的矛盾心态，又如何能够优游于政治呢？据曾经出席过“八七”会议的李昂回忆，瞿秋白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在主持会议时却显得“神经紧张，气馁胆怯……脸上涨着青筋”，完全没有一个老练政治家的风度。
由此可见，秋白的人生，长期处于两难撕扯的矛盾痛苦中，不仅其结局，就过程而言，也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意味。而他的个人家庭生活，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在他人的施舍与冷眼中长大，从小饱尝人生悲苦。母亲自杀，更是给他青春的心灵留下了一道永难愈合的重创。就个人情感而言，新婚不到半年，爱妻王剑虹便患肺结核病逝。很快地，他又爱上了王剑虹的同学兼好友杨之华。而杨之华是一位有夫之妇，经过一番波折，秋白如愿以偿，与杨之华缔结姻缘，并将她与前夫所生之女独伊视为己出。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秋白并无血脉留世。令秋白感到安慰与温馨的是，继女独伊挚爱着他，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亲热地呼他“好爸爸”。秋白就义后，杨之华对他的感情与怀念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漠，反而一往情深，弥久弥烈。有人劝她不必从一而终改嫁他人时，杨之华解释道：“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
秋白以一名地道文人“误入藕花深处”，进入风云变幻的政治中心，哪怕没有落入敌手，不说难以根治的身体疾患折磨，即以现代革命历史发展及脉络的大视野而言，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如果他跟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延安，或者取道香港前往上海成功，也会成为历次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靶子。虽生犹死，苟活将比死亡更加痛苦。即使能够熬到如疯似狂的“文革”时期，最终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秋白的生命之叶在长汀飘然落地，于他本人自然是一场灾难与悲剧，对长汀而言，则给这座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层新的人文色彩与厚重气息，抹上了一道奇异眩目的亮光。历史上曾有不少名人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足迹，如唐代宰相张九龄，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世界法医鼻祖、《洗冤集录》作者宋慈，明代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等；20世纪30年代左右，长汀县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唯一的苏区市，有“红色小上海”之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叶剑英等一大批共和国开国元勋曾在这里谱写过一页新的历史篇章……然而，他们都是匆匆过客，唯有秋白，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长汀大地。
长汀原辖八县，为古汀州的州、郡、路、府所在地，一直是古代闽西客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代时期，福建行政区划分为八府，这便有了至今享誉海内外的“八闽”之称。当时的汀州府，即为八府之一。优美的山水自然环境，加上千百年的人文积淀，使得长汀这座古城笼罩着一种少有的美丽与祥瑞。50多年前，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来到长汀，面对这里的古朴幽静，不禁赞叹有加地说道：“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
2004年9月9日，我从厦门专程来到长汀，这座小城依然是那么古朴而美丽。长汀能在工业化、全球化风暴冲击下依然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与亮丽，很大程度得益于她那偏僻而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汀位于福建、江西交界之处，四周群山环抱，发源于北部武夷山脉的福建四大水系之一 ——汀江傍城而过，不仅给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灵动的气息，更带来了繁忙的航运与兴盛的景象。以长汀县城为中心的水上交通枢纽，曾是闽粤赣三省边界物资集散地及商业贸易中心。随着公路、铁路等现代交通网络的形成及发达，长汀的枢纽地位日渐衰落。昔日桀骜不驯、气势磅礴的汀江急流，也变成了一条温柔宁静的小河，缓缓向南流去。“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长汀的功能萎缩了，她又回复到悠悠古城的本来面目，昔日的喧闹与繁盛虽然消失，却在这片土地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汀州试院、文庙、天后宫、城隍庙等一处处名胜古迹，还有保留得较为完好的古城墙、城门、城楼及唐宋传统古街、民居，无不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激情与辉煌。
在长汀县客家宾馆住下，稍事休息，便由长汀县文联副主席庐弓先生陪同，来到毗邻的汀州试院，当年的国民党36师师部便驻扎于此。
这里已辟为长汀县博物馆，除汀州试院旧址外，馆内还设有汀州客家博物馆陈列展览、长汀革命历史陈列、福建省苏维埃旧址及瞿秋白被囚处等。
博物馆内古木森森、绿草如茵，建筑布局显得相当规范、严整，于清幽中透出一种整饬、肃穆、恢弘、威严的气象。宋元时期，这里曾是汀州禁军、卫署旧址，明清两代改为汀州书院，也就难怪雅致中透着一股森严了。当年的国民党正规军36师如临大敌地在此囚禁一个文弱书生，在那短短的40天时间里，雅致与粗鲁、文明与野蛮是那样泾渭分明地在此形成一种对比，也算得上是汀州试院历史的重演与浓缩了。
瞿秋白囚室位于汀州试院后面，穿过一条幽长的小巷，来到一个里外两间的小套间。室内陈设一仍其旧，木地板上，仅置一桌、一椅及一张小床而已，秋白就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宝贵时光。室外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角落长着一棵百年石榴。石榴枝叶婆娑，但躯干已大幅倾斜，一截长形石条将它直直地撑着，才不至于仆倒在地。这棵石榴是能够见证当年秋白狱中生活的唯一生命，尽管它是一个静静的生命，默默无言，却记载着一切，蕴涵了一切。秋白关押的日子，这棵石榴正满树红花，放风之时，望着一树烂漫的火红与一方蔚蓝的天空，秋白那压抑的心灵，肯定会变得格外开朗而热烈。
本来，秋白可以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即使写，也可以将《多余的话》写得昂扬激烈，他不仅具有这样的才华，更跳动着一颗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移的火热心灵。秋白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积极向上，他曾写过“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江南第一燕》）那样昂扬的诗篇，他以前“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极少流露消沉不满的情绪，生前似乎从未向他人敞开过自己的内心世界，表露那深藏着的矛盾与痛苦，包括深爱着的杨之华，也从未提及。如果那样写了，秋白将是慷慨高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另一种英雄形象，在某些强调单一、苛求纯粹的人眼中，形象也许会更加高大，但也将变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与我们隔膜远离的符号。然而，秋白讨厌这样的作态、作秀与作势，他不愿如此欺骗自己、欺骗同志、欺骗历史。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生命，秋白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无情地剖析自己、指责自己，勇敢地道出真实、承担一切。这种人性的闪光与人格的高尚，比引颈一快需要更加无畏的精神与境界。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可爱的中国》一书作者方志敏。瞿秋白与方志敏的人生归宿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人几乎同时被捕、囚禁、牺牲，颇为巧合的是，他们留下的最后遗墨，都辗转到上海谢澹如手中一同保存。方志敏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及感召力打动看守答应将狱中文稿送出，因此，他所倾诉的对象，就是自己人、党中央。他认为死是为主义殉身，他以一颗毫不怀疑、毫不动摇的忠诚之心，总结经验教训，希望有益于共产党未来的前途大业。方志敏的遗稿《可爱的中国》，笔调激昂，感情单纯、情绪热烈、格调明朗、健康向上，充满豪言壮语，极富感染力，有着很强的政治宣传价值，是一本数十年长盛不衰的共产主义红色经典。
方志敏是真诚的、积极的，是一个没有功利思想的为主义、为理想献身的烈士。其实瞿秋白也是这样的一个高风亮节的伟大烈士，只是人们的理解与认识有别。不同的人生背景、阅历、性格、地位决定了《多余的话》与《可爱的中国》是两种互异、互补的文本。而《多余的话》在思想性、文学性等方面，当更加复杂、丰富而深邃，更富警示与启发意义，更具文本价值。秋白的真实坦诚，对人生、历史、社会的深刻认识，生命火炬最后燃点放射的核能光芒所烛照的高度、洞见的深度，直到今天，也少有共产党人能够企及。
《多余的话》与《可爱的中国》这两部不同风格的遗稿，决定了作者身后不同的命运。在一个崇尚单一单纯，以黑白、美丑、善恶、忠奸两极为标准衡量一切的国度里，秋白的遭遇可想而知。此外，我们还有着“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历史道德渊源，有着几千年人格压抑扭曲、表里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成风的封建传统，秋白的冷静解剖、极端真实、坦诚布公是对正统、虚伪、假崇高、伪道学极大的威胁、反拨与解构，它犀利地触及了民族心理积淀的最深层符码，也将某些人心灵的阴暗烛照无遗，也就难怪秋白其人与《多余的话》是那样地不能见容于社会了。于是，他那透着深刻的有着悲怆、低调、虚无色彩的文字，如遗诗“廿载浮沉万中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浣溪沙》），便成了首鼠两端、动摇革命、萎靡颓废的“事实”与“把柄”。“文革”时期，瞿秋白被诬为“贪生怕死”、“自首变节”的叛徒，《多余的话》被误解、曲解为“叛徒的自首书”，他在北京的坟墓被掘、墓碑被毁，在长汀的纪念碑碑文被抹去，包括刑场途中照过像、喝过酒的中山公园凉亭，也因为与他有关而遭拆除。
其实，秋白也需要他人与后人的理解，他写《多余的话》也包含着这样的用意，让人们从他的文字中理解他的人生经历、革命态度与思想认识。
庐弓说，长汀的早晨是晴朗的。而下午三点步入汀州试院，天已变得阴沉。当我们来到瞿秋白就义之处时，天空飘起了小雨，雨点越来越大。庐弓一边撑开雨伞，一边对我说道，每有文化人前来长汀秋白墓地拜谒，天空就要飘下雨滴，好几次都是如此。我说，这是秋白在显灵呢，只有真正的文化人，才能理解他的一片苦衷。遇到知音，他才会表露自己的真实内心与情绪，一吐积怨与不公。“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多余的话》还没开篇，秋白就在文前引用了《诗经·离黍》中的这一诗句。
秋白当然也看重自己的身后名誉，他在狱中曾横眉冷对地怒斥劝降之敌道：“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但他追求的，是去掉伪饰虚假、装腔作势的历史，一种坦诚至极、清澈见底的的真实。
巍峨壮观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及就义地的瞿秋白塑像在晶莹的雨滴中变得更加洁净，他的遗骨后来虽然移往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他的生命与灵魂却永远地留在了长汀的山山水水间。
如今，单一浅薄的评价模式已然消解，秋白的复杂与深邃、丰富与深刻、价值与高度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与认识。当我们在秋白那不仅不多余，反而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的《多余的话》的光芒烛照下，这才恍然大悟似地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那样地缺少质朴与诚挚、坦荡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