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名人伟人，后人总是在他降临人世之时附会一些神奇怪异的故事传说，朱熹也不例外。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可就在他呱呱坠地前三天，远在千里之外的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朱氏故宅却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院内的一口古井，忽然白气如云,紫气如虹，经久不散，阴阳风水先生及谶讳家们就说这是天神“紫阳先生”谪落人寰的先兆。仿佛为了验证，朱熹一生下来，右眼旁就有七颗黑痣，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孔子出生时身上长有黑子，近看像昴星，远看像斗星的奇异。孔子是儒学泰斗，第一“圣人”，那么后出的儒学传人朱熹，就是理学泰斗，第二“圣人”了。
古井冒气是一种时常出现的自然现象，朱熹生前三天祖籍故宅古井是否冒气无法考证，即使考证，也无多大意义。而脸上的黑痣似乎还真有其事，据今存朱熹对镜自画像石刻所画，朱熹右脸确有黑子。古往今来，脸上长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半点不足为怪，如果没有黑痣，在一个有着“天人感应”的传统国度里，也会从朱熹的其他生理现象入手，来一番别的比附与虚构的。
朱熹诞生之时，金兵入侵，宋军南渡，叛兵骚扰，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不安，就连独尊的儒学，也日渐式微。处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交织的衰世，父亲朱松做梦也不敢想象儿子的前程会有多么地显赫。在朱熹的早年岁月里，记忆最深的恐怕就是随父亲或避难他乡，或赴任就职，或赋闲寓居，一同漂泊、辗转不已。国运衰落，家事维艰，世代业儒的朱松对儿子朱熹并未抱多大指望，从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出发，朱松一度还产生过让儿子弃儒从军、舍文就武、抗击金兵的念头。
儿时破落的家境与四处逃遁寄寓的经历，投射并影响了朱熹未来的人生。他从小渴望社会的安宁与和平，与之对应的，就是构建一个超稳定的庞大思想体系；他自始至终主张抗金，算得上一名主战派，然而，如果“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内有愁怨”，谈何出兵抗金、收复河山？因此，朱熹主张先修内政，治国安邦，再图恢复大计；他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思想意识，也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强调以农为本……
在《朱熹行状》中，有两则儿时纪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父亲朱松的指导下，朱熹八岁开始阅读《孝经》与《孟子》。他对《孝经》一读就通，父母的颠沛流离、舐犊情深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他情不自禁地在《孝经》上握管题字：“不若是，非人也！”他对《孟子》也是爱不释手，并产生了想做“圣人”的念头，且立下鸿愿，为达到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一辈子奋发精进不已。
立志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功名成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朱熹的天赋并非格外超拔，如果没有做“圣人”的强烈渴望与内在动力在胸间鼓荡、鞭策，他能否兼收并蓄，不断超越自己，达到今日我们所知的成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对《孝经》的肯定与接纳，则成为朱熹将理学推向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与重要基础。
朱熹14岁那年，父亲朱松在寓居地建瓯病逝，朱熹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学问也由此而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朱松临死前，将家事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刘子羽，将儿子的教育托付给崇安另外三位道学密友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刘子羽将朱熹母子接到崇安五夫里，提供一座五开间的旧楼给他们居住。朱熹将此楼称为紫阳楼，并以“紫阳”自号。正是在这座紫阳楼内，朱熹开始了受学于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的学习生活。位于崇安城南的武夷山，成为三先生讲学的天然学堂。朱熹与武夷山的缘份由此而拉开了帷幕，他在这里接受了比家庭童蒙教育更正规的四书五经儒家教育，为一生的学问发展走向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武夷三先生全都崇尚二程理学，于是，朱熹怀着异乎寻常的虔诚崇拜之心，开始研读程颐、程颢的著作。但三先生又不止于二程理学，他们都援佛入儒，胡宪、刘勉之对禅宗的参悟，刘子翚对佛教的止观都有专攻，他们对道教思想也有所吸收，三先生的经学——《易》、《大学》、《中庸》三学最具释老气息。影响所及，朱熹对佛教与道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以《易》、《大学》、《中庸》的主要依据建立生平学问大旨及理学体系的逻辑构架，正是得益于武夷三先生的开导与启发。
朱熹自绍兴十三年（1144年）求学于武夷三先生到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除担任地方官员七年，在朝廷任焕章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解《大学》）40天外，其余近50年时间，无不汲汲于学问，或求学他人，或刻苦研究，或切磋辩论，或收徒授课，或著书立说……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的教育，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知识体系，除儒学外，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与学派，而是敞开胸怀，大胆吸纳，主动接收，为我所用。朱熹自从结识道谦禅师后，又开始访禅问学，出入佛老，花了十多年时间，直接从佛经道书和禅师那里吸取知识营养。禅学与理学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在他胸间激荡、消长、交融，终于把他推上了心学之路——以心观心，以心会理，吾圣合一。
然而，从小就打上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朱熹，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遁入佛老之学，无法练就一副超然物外、超凡脱俗的仙风禅骨，因此，后来逃离佛禅，归返儒宗，也就在所难免。然而，朱熹对佛老之学的长期浸润与钻研，使得他变得丰富而博大。如果没有对佛学的执着与痴迷，没有出入其间的深刻体会，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将缺少一股原初的鲜活力量，缺少极有份量的佛老组成部分。
朱熹从事学问之路，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而内心却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炼狱之路。自师从武夷三先生及道谦禅师后，又以“而立之年”恭执弟子之礼，拜理学家李侗为师，开始了经学、理学的构思与孕育，由“以心会理”到“即事穷理”。李侗死后，朱熹除失师之痛外，更是陷入欲求学问之突破与出路而不得的彷徨与苦闷。经过长达六年的探索，在声色俱厉的挞伐佛老之学中，他终于挣脱了蚕茧的束缚，完成了逃禅归儒，由“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艰难历程。
朱熹学术体系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可资论敌攻击的漏洞与把柄。朱熹闽学的成熟与练达，是不断辩论、不断切磋、不断探讨、不断充实的结晶。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便是对张栻湖湘学的清算，在长达四年的辩论中，他由致力于修养方法、认识方法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及宇宙观的哲学层面，使得朱熹理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尔后，又有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观音寺之会、白鹿洞之会、浙东角逐，不同学术流派间的相互探讨、交流、论争乃至批判，促成了朱熹主要著述《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完成，其理学体系也日臻完善。
令朱熹没有想到的是，在论辩与说理的风雨中成长、成熟的朱子学说，会在700多年后遭受一场不容置喙的猛烈抨击。那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阵势，若是当年的他亲眼得见、亲身经历，恐怕不仅不能激发灵感，完善学说，反而会在人格的侮辱与学问的践踏中失去继续存活的理由、勇气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