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由于卫生条件落后，民间瘟疫经常爆发，成为威胁人畜生存的主要灾害之一。人们往往谈瘟色变，其惨状史不绝书。由瘟疫而产生的瘟神崇拜习俗，在福建民间因此也流传久远。《闽都别记》第1、231、250、251、256、257、258、381等章回，对闽中地区的瘟神和祭祀习俗有许多描述。如闽中民间著名的瘟神“拿公”，《闽都别记》第258回有其故事描述。传说宋朝末年，福建各地瘟疫盛行。有一天晚上，一位姓卜名福、原籍邵武拿口乡到福州做工的老人，在路口看见有人拿一包东西要投入井内，他连忙上前把东西抢走，问道：“你是何人？要把什么东西投入井内？”那人只好实话相告：“我乃奉瘟神之命，投毒于井中，使吃井水者皆得瘟疫而死。”卜福问：“已投毒几个水井？”那人答道：“准备先投此井，然后再投其他井。”“这一包共有多少毒丸？”“共有二百粒，一粒投一个井。”卜福心想：“一个井起码供几百个人吃，二百个水井至少会毒死数万人，这不如以我一人之死，以救数万黎民百姓生命。”于是卜福乘其不备，将一大包毒丸全部吞入口中，顷刻间死于井旁。其后，卜福妻闻讯而至，抱住卜福大哭。结果因被毒气冲心，亦死于其夫身旁。远近街巷乡境的百姓听说卜福舍己救人的事迹后，无不感激涕零。于是大家募捐银两、备祭品香箔，设蘸超度，迎请二尸肉身，在福州三保立庙供奉。因为卜福是拿口人，因此民间称其为“拿公、拿婆”，称庙为“拿公楼”，拿公因此也成为当地民间驱瘟疫、保平安的神明。每年瘟疫开始，拿公、拿婆的神像就被民众抬出，迎遍七城门，以保合境平安。福州大庙山也有拿公庙，旧时每年五月十六日要举行祭祀和巡游。邵武拿口乡也盖起拿公楼，年年祭祀。

除“拿公”外，明清近代闽中民间还多称瘟神为“五帝”。《乌石山志》卷3载：“榕城内外，凡近水依寺之处，多祀疫神，称之为涧，呼之为殿，名曰五帝，与之以姓曰张、关、刘、史、赵。”各地民间祭祀瘟神的活动仪礼复杂，如《榕城纪闻》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福州民间祭祀五帝时的情景说：“二月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各社土神，忝谒有期，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忝拜；有中军递帖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妆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良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周。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出海，又称“送船”、“送王爷船”等，福建各地皆有此俗。福州的瘟船多为纸竹扎成，《闽杂记》卷7载：“出海，驱遣瘟疫也。福州俗每年五六月中，各社酿钱扎竹为船，糊以五色绫纸，内设神座及仪从供具等，皆绫纸为之，工巧相尚，有费数十缗者，雇人舁之，鸣螺挝鼓，肩各庙神像，前导至海边焚化。”

闽南等地称瘟神为“王爷”。各地民间奉祀众多王爷，每个王爷都冠以姓氏，如：赵、康、温、马、萧、朱、李、池、范、姚、玉、周、岳、魏、郭、伍、罗、张、许、蔡、沈、余、潘、林、杨、徐等数十姓，王爷庙遍布沿海各地。供奉三尊王爷的称“三王府”，四尊的称“四王府”，五尊的称“五王府”，其中以泉州南门富美宫最有名，该庙主祀萧望之萧王爷，同时配祀数十尊其他王爷，香火兴盛。关于王爷的来历，一般都是民间口碑传说，多谓是历史上蒙难的儒生等，后被玉帝敕封为王，代天巡狩。厦门一带的瘟船是木制的，称“王爷船”。《闽杂记》卷7说：“漳府属亦有之，然亦皆绫纸糊耳。惟厦门人别造真船，其中诸物，无一赝品，幷不焚化，但浮海中，任其漂没，计一船所费，或逾中人之产，付诸无用，殊可惜也。”此俗至民国时仍盛行，每3年举行一次，祭典极隆重，称之为“王醮”。民国时期，泉州富美宫附近还有一专门制造王爷船的工场，祭典就在晋江江边举行，有些王爷船漂至台湾海岸，当地居民辄立庙祭祀，故台湾王爷崇拜多源于闽南。

旧时，由于人们对瘟疫极端恐惧，加上瘟神形象狰狞可畏，因此民间对瘟神敬而远之。福州民间骂人的方言中有“给五帝捏（抓）”之句，即是最严厉的诅咒语。1949

年之后，由于卫生条件改善，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瘟疫绝迹，人们对瘟神的畏惧也逐渐淡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闽中、闽南一些地方又有祭祀瘟神之举，端午节要举行送五帝瘟船活动，仪式隆重，花费巨大。漳州西街王爷庙，每年六月十九日，要举行祭祀李三爷仪式，参加者多达三四万人，有时还抬着王爷出游。泉州的富美宫和同安沿海一些地方，还举行送王爷船活动。不过，此时人们已不再祈求瘟神驱逐瘟疫，而是希望通过祭典祈求全家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