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福建近邻的中国南方其他部份省区，如广东的疍民、广西的壮族、海南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崇蛇习俗。此外，这些地区的部份汉族居民，同样也存在崇蛇习俗。中国南方各地蛇神崇拜文化内涵的差异和嬗变，大致上可以汉晋时期做为一个分水岭。前此，比较单纯和原始，此后，比较复杂和世俗。
从早期南方各地的崇蛇民俗内涵看，大致有祖先图腾崇拜、农耕之神崇拜、山川土地神崇拜及厌胜迷信等，在这其中，蛇的属性以善神为主。
一、祖先图腾崇拜。以蛇为祖先图腾崇拜，在百越、百濮民族的一些支系中都有迹可寻。《说文解字》析“蛮”亦为“南蛮，蛇种”，说明南方诸民族中不乏蛇种之后裔。至于历史上流传久远的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与中国南方上古众多民族的蛇图腾崇拜也有密切的关系。在早期的一些古籍记载以及汉代画像砖、石乃至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中，都有伏羲或女娲的神像。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首蛇身，或两两相对，或两尾相交，十分明显地突出了“蛇交尾”这一重要的文化征相。伏羲女娲的属性，汉晋以后有所变化，早期则较单纯。从他们的蛇身及交尾等形象看，无疑属于繁衍人类的蛇祖之神。中国南方越、濮、楚、巴蜀等古代少数民族居住区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一些有关女娲伏羲的人物造像画像等遗物。现代的苗、瑶、彝、壮、侗等少数民族都广泛流传洪荒时期女娲伏羲兄
妹互婚以及繁衍人类的神话传说。这些都是这些地区及民族早期崇拜蛇图腾、以蛇为祖先崇拜对象的证据之一。
二、土地神和农耕神崇拜，将蛇神做为土地神或农耕之神加以崇拜，在百濮、百越以及巴蜀等民族中的曾经存在。如大巴山等地的女娲庙遗存，除了祖先崇拜内涵之外，邓少琴先生认为还与古代巴蜀的山川土地崇拜有关。在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雕塑的各种滇人祭祀场面，气魄宏大，造型生动，其中不少场面就与蛇神崇拜有关。如在一些铜贮贝器上，往往雕有杀人祭蛇的场面。有祭祀中心的铜神柱上，巨蛇缠绕其上，在神圣的铜柱面前，则塑有跪倒在地或被绑捆献祭的奴隶。这种人祭活动，大多在滇人的春播或收获季节举行。通过以人和人血的献祭，祈求蛇神保佑谷物丰收或感戴蛇神的恩赐。因此，做为立柱上的蛇神其属土地神或农耕神无疑。类似的遗风，在近代日本的农耕文化中仍然依稀可见。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农耕插秧的日子里，日本各地的孩子们都要用稻草编扎成大草蛇，称之为野神，边敲鼓边抬着绕村庄转，最后把它挂在田中稍高的一棵大树上，从那里能一眼望见村中的田，并谓其地迎来了田神。从插秧到收获期间，田神将照看稻谷的生长③。1994年我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还看到了这种用稻草编扎的大草蛇，据说类似习俗在现代日本一些农村还在流传。日本的农耕文化受中国南方古代文化影响较大，因此类似习俗在东瀛邻国出现并不为奇。从滇人的祭蛇遗迹看，可以认为此俗早在先秦时期，已在中国南方出现并传播。战国时期，中国民间祈雨的方式之一就是暴晒蛇。《墨子o亲士》：“神蛇近暴”，即以晒蛇的方法，祈求上天降雨，蛇无疑充当了土地或农耕之神以向上天传达渴求甘霖的角色。现代海南岛环中的黎族，以十二天为一周期，每日以一种动物来命名，其中的蛇日被认为是吉日，此日人们可以插秧播种和结婚喜庆等等④。这一风俗，多少也遗留着百越先民们以蛇为农耕神的孑遗。
三、水神。将蛇做为水神崇拜，在百越及百濮等民族中也较多见。古代越、濮民族都是中国南方著名的习水民族，“习于水斗，便于用舟”，长期的近水弄舟生涯，水中的蛇类对他们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为了祈求水上劳作安全，他们就将蛇神奉为水上保护神加以崇拜以祈求“不为害也”。汉代一些古籍对此曾有过记述，此处不重复。
四、厌胜等迷信。以崇祀蛇神做为厌胜迷信活动，在先秦前后中国南方的一些民族中业已存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国在建造大城时，特在南方设一蛇门。《吴越春秋o阖闾内传》在说到此事时解释道：“越（国）在已位，其位蛇也，故（吴国）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此外，商周以来，中国南方的一些民族还存在着对“操蛇之神”的崇祀和以之厌胜的现象。先秦古籍对此亦有不少记载，其中尤以《山海经》居多。如《山海经o海内经》云：“南方……有神焉，人首蛇身。”《山海经o海外北经》云：“钟山之神……其为物，人面蛇身。”
《山海经o大荒南经》云：“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这些神仙或人首蛇身，或珥蛇践蛇，与蛇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崇蛇以及以蛇（神）为厌胜神灵等迷信的观念。关于这一问题，众多出土文物可以为证。1978年在江苏省淮阴市高庄的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青铜礼器、容器等器物。其中在几件铜盘、铜盆、铜匜、铜箅形器中，刻有众多的人操蛇图案。这些人物或人面兽身，或鸟首人身，有的一手执戈，一手操蛇，有的则双手操蛇或鲤，有的除了双手执二蛇外，双耳及头上还分别珥有二蛇或三蛇，形象与《山海经》所载大体一致，十分生动逼真⑥。近几十年来，湖南长沙、湘乡、益阳、临澧及湖北江陵、黄冈、当阳、枝江、鄂城等地的楚墓中，曾出土不少木雕怪兽。它头插鹿角，舌垂于胸，口中衔蛇。此外，巴蜀地区的宜宾、重庆、乐山等地的汉墓中，也出土有类似的陶制怪兽俑。如重庆化龙桥砖室墓中出土的一件，头有簪花一朵，舌头伸出，左手握蛇，右手执斧，这种怪兽后人一般称为镇墓兽。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一些棺材及帛画中出现的似人似怪的神怪吞蛇、操蛇、衔蛇等图案，也应属于人操蛇神怪的厌胜迷信范畴，可知当时人们对蛇的神性及其作用还有新的理解和派用。
总之，纵观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早期的蛇神崇拜，总而言之是比较原始和纯朴的。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蛇神大致上是以一种有益于人类的神灵出现的。尽管各地依然存在蛇患，但人们并未将其视为恶神。至于一些地方流传的厌胜迷信，实际也是将蛇神视为一种力量的象征以避邪镇恶而已。当然，也必须承认，这种蛇神的神性，较之祖先之神、土地或农耕之神等，确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在内涵上，它们的差异已经存在，在本质上，却无太大的变化，这是早期崇蛇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
汉晋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南方部份民族的崇蛇习俗无论在文化表层或在实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崇蛇习俗，已经从早期比较原始、纯朴的内涵发展嬗变为复杂、多元和比较世俗的内涵。尽管在某些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崇蛇习俗中，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早期比较纯朴的文化内涵，但这一嬗变趋势是明显存在的。
汉晋以来，南方各族的崇蛇习俗，已经出现了将蛇神降格、完全神化或从善神变为恶神等现象。即使在传统的水神崇拜中，其内容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兹择要分析如下。
一、蛇神从善神逐渐变为恶神。这一变化在汉晋以来南方一些地区的崇蛇习俗中已渐趋明显。晋人干宝《搜神记》记载的“李寄斩蛇”故事，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由于闽北庸岭地区巨蟒为害乡里，“里俗惧以为神，立庙祀之，
岁用童女一人，前后已用九女矣。”由于害怕，乡人才立庙以祀，每年并将一名童女送入蛇口祭祀，这一蛇神无疑已成了恶神。然《搜神记》之载虽明指闽越时期，但从“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都尉令长”等文字看，其确切年代可能会延至汉武帝灭闽越人之后。因为闽越国时期，闽越境内并无“东冶都尉”之设，在汉武帝灭闽越后，才在闽越故地设东部都尉以管辖之。
唐宋以来直至近代，闽中等地的“九使”蛇神传说以及闽台等地的“蛇郎君”传说等，大致上都以巨蟒掠人妻女为发端，尽管其后人蛇相安无事并繁衍后代，但其“求婚”手段之恶劣，令人感到这是恶神之恶行。
二、蛇神从恶神进而称为妖孽。这一嬗变过程虽并不剧烈，但在唐宋前后却是事实存在的。宋人洪迈《夷坚志》一书曾多次提到蛇妖之事。除了该书补卷第13中谈到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福建政和人到莆田卖一女子回家，企图在半夜以女子祭祀笼中巨蟒之外，同书支戊卷3还载说华亭北菴净居院之蛇妖云：
“有蛇百数出室宇间，屏帐之内，亦蜿蜒纠结……因步至僧室，见有新置神像一躯，乃俗所事施菩萨者，其前正塑一蛇，时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诒左畔方字亦谨避焉。院僧欲乘势立祠，诱民祷供，以牟利入钱……。”与此类似的是福州、古田等地临水夫人降白蛇精等传说，蛇在这里已完全成了妖孽而令人畏惧。
三、蛇神的降格及完全地方神灵化。明清前后，广东潮、汕等地，蛇神的神化程度很深，有的几乎完全融汇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地方神灵之中。但随之而来，蛇神的神性也明显受到降格，有的成为一方神灵，有的则主人吉凶，乃至于问卜借贷等，世俗气氛十分浓厚。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对此有详细记述：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笼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纠结，不怖人亦不蜇人。长三尺许，苍翠可爱。闻此自梧州而来，长年三老尤敬之。凡祀神者，蛇常憩其家，甚有问神借贷者。……戊戌之岁，余入粤游于东莞，偶行市中，见有门施彩幔，内作鼓乐者，叟童男女杂沓于门语，侏离嘈嘈不可辨，而入者咸有敬异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礼天帝庙庭，退而不敢忘端肃之状，心窃怪之。随众而入，见庭中铺设屏障，几案樽俎乃备，香烟郁郁，灯火荧荧，执乐者列两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树数株，有一毒蛇蜿蜒升降于树间，长不及尺，大小不逾小指，一身两头，项相并，颈相连，四目二口，两舌并吐，绿质柔挠，主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主人正色约束，皆唯唯惟命。”这里之蛇神，人们虽对其毕恭毕敬，但蛇神本身以蜕变成了“游天大帝”，而且民众“甚有问神借贷者”，其神格下降嬗变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四、伏羲女娲神性的变化。如上所述，先秦秦汉时期伏羲女娲的神性多属主人繁衍的祖先之神，古代南方不少民族将其作为祖神加以祭祀。汉晋前后，这一神性也开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女娲逐渐演变为太阴（月亮）之神及雨神等。如《春秋繁露》有“雨不霁，祭女娲”之说。此外，此时的女娲还成了可以“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炉灰以止淫水”的救世之神。其神性已远远超出了在屈原《天问》中所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即女娲造人的范围。此后的伏羲，在不少场合也成为太阳神，与女娲的
太阴神配对。当然，除此之外，古代伏羲的神性还较复杂，此处不多讨论。
五、南越人有崇蛇意念，但他们却也食蛇。西汉时期的南越人，其统治者为赵佗家族，由于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因此其崇蛇之俗略逊。但在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大型漆木屏风的铜构件中，发现在一个铜座上，塑有一深目宽鼻的越人形象，此人颈上缠蛇，手中也操蛇。这一塑像内容，超出了单纯的装饰范围，可视为南越人崇蛇意念的一种表现。然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历史上广东等地的越人却也存在食蛇之俗。如《淮南子•精神》云：“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中原）得之无用。”《水经注•叶榆河》注引《南裔异物志》云：“蚺惟大蛇，既洪且长，彩色驳牢，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燕，是豆是觞。”这种以蛇为美食的习俗，在广东等地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亦可谓源远流长。一般而言，古人在崇拜一种神灵，尤其是动物图腾时，是不会也不敢去伤害它们，更不敢胆大妄为地将它做为俎上肉盘中肴。近现代台湾、福建等地民间崇蛇民众视蛇如神灵，乃至人蛇共处，不敢惊动等事实都可印证此事。然而南越人此举实属例外，它是南方古代民族蛇神崇拜文化内涵嬗变的一个特殊例证。
六、除了以上介绍的几个方面之外，不可否认，汉晋以来中国南方部份民族仍比较完好地保留了祖先崇拜或水神崇拜的习俗。除了常见的广东、福建等地疍民及台湾高山族部份支系的类似崇蛇习俗外，海南岛的黎族也有此类习俗。据清人赖国庆《岭南胜概o琼州府》载：“黎母庙在府城西，元时建，明永乐四年重建。旧传雷摄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岁久，有交趾蛮过海采香者，因与之结婚，子孙众多，是为黎母。乃黎人之祖，故建庙祀之。”
海南的“美孚黎”在“三月三”要到祖先墓地祭拜，此时如在墓地周围发现蛇，人们就认为这是祖先灵魂显现，对之十分崇敬，达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如果有人无意中伤害了它，必须举行赎罪仪式，肇事者要杀猪备酒饭，将供品带到肇事地点，架锅生火，采摘树叶以代中草药入锅烧煮。之后，人们将藤条代蛇，以“药水”涂抹之，边涂边念咒语：“祖先啊，祖先！我们不小心伤害了您，请勿怪罪我们吧。”凡此种种，足可证明此事。至于将蛇神视为水上保护神，在福建南平樟湖坂等地都有存在。
除了以上几种之外，蛇神的神性还有变为神判之神、惩恶之神、主凶吉、消灾难、示财富乃至问卜婚姻等等，这些晚近新出现的嬗变现象，使蛇神的神性更趋复杂。总之，汉晋以后中国南方各地部份民族的崇蛇民俗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比较原始古朴的内涵逐渐为复杂、多元和世俗的东西所代替。这些纷杂的文化内涵，在近现代仍然流传不息，同时又促进了各地崇蛇民俗的兴盛不衰，传承至今。
先秦秦汉以来中国南方各地崇蛇文化内涵的嬗变与差异，有其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变革状况是产生这些嬗变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某些习俗或保留，或消亡，或者发生嬗变，这对先秦以来中国南方各地的崇蛇习俗也不例外。地处海岛、长期与世隔绝或联系极少的台湾高山族及其先民，祖先蛇图腾崇拜在他们之间就得到较好的传承。如排湾人迟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过着十分原始落后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原始或比较原始的阶段。刀耕火种和渔猎活动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其社会文明的进步程度也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早先世代传承的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遗俗，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比较完整不变地被后代一直传承下来，难以发生什么嬗变现象。相反，地处广东沿海潮州等地的居民，明清前后这里就有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随着封建世俗文化的侵蚀，早期原始的崇蛇遗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嬗变出另一种大大有别于原来的文化内涵。人们在尊蛇神为“游天大帝”的同时，甚至有“问神借贷者”，其“现代化”程度之深，与台湾排湾人相比，不啻是天上地下。
另一方面，人们将蛇神视为妖孽或者惩恶公判之神等等，这些也与各地各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白蛇传》中的白蛇与许仙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诞生于吴越崇蛇及“多淫祀”的社会环境之中，同时又受到了以法海和尚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桎梏，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段扭曲的牵人心肠的悲剧故事。不过有趣的是，时隔千百年，地距几千里，《白蛇传》中白蛇的不幸遭遇，却引起了闽江流域一些崇蛇民众的同情和共鸣，以至于人们不忍观看而禁映之。然而，与此同时，以临水夫人斗白蛇精的传说为代表，蛇为妖孽的民间故事却也在闽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流传至今，这只能说明汉越文化在争斗中兼容与共存的历史现象的延续。
至于将蛇神视为公断是非之神或惩恶扬善之神等等，无非也是从中折射反映了当时民众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及对真善美、惩恶扬善等的渴望和追求。由于社会上存在着许多阴暗和不公，人们才渴望出现一些像包公、海瑞这样的神灵。于是，在崇蛇区域中，一些地方的蛇神也就责无旁贷地被“光荣”地赋予了这一神圣的职责。在这其中，众多世人虔诚的心迹得到表达，然而其中却又包含了多少代人的希望、失望和无奈。类似这些事例，只有透过社会现象的分析，才能对南方各地蛇神崇拜文化内涵的差异与嬗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