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的主要文化特征

在丰富多彩的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之中，由于时空跨度的漫长广大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变化等因素，无不对各种动物神信仰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各类动物神信仰在这些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基本上也随之逐渐发生嬗变，这些现象在晚后的明清近代表现尤为明显。然而，尽管如此，纵观福建地区民间动物神信仰的整体发展历史，其发展脉络及主要文化特征还是比较清晰的。本节对此问题做一探讨论述。

一、从简单走向复杂的神性

在原始时期的动物神崇拜活动中，先民们的思维意识与进入阶级社会后的民众思维意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也因为如此，无论在早期的图腾崇拜、精灵崇拜或万物有灵信仰诸多方面的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中，原始先民们所崇拜的图腾或神灵的神性功能一般而言大多比较简单专一。如先民们崇拜蛇图腾，一般认为是将之视为氏族的始祖化身或保护神而加以崇拜，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神性。先秦以后，这种比较简朴原始和专一的宗教信仰逐渐发生着变化，各地各时期民间动物神信仰中的诸神神性，开始慢慢地出现一些嬗变现象，一神多能、一神多职的现象逐渐发生。诸神的神性逐渐由简单专一演变为复杂和多功能，这种现象在明清近代表现尤烈。如原始时期出现的蛇图腾崇拜，在先秦秦汉时期的闽越人中基本得到较完整的保留。然而，汉晋以后，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大量南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早期土著的越文化则在汉越文化的矛盾争斗中逐渐败退衍变或消失。至明清时期，早期越人的蛇图腾崇拜孑遗，除了在部份闽越人后裔疍民之中尚可寻觅到些许踪迹之外，其余的基本上已经消失不见，难寻踪影。由蛇图腾崇拜衍变而来的蛇神崇拜，虽然在福建民间的不少地方尚有流传，但较之早期的蛇图腾崇拜，其神性也逐渐发生较大的变化。以南平樟湖坂的蛇神信仰为例，此时的蛇神除了残留水上保护神这一神性之外，同时还兼有禳灾祛病、求医问诊、发财求富、辟恶镇邪乃至婚姻求子等等名目繁多的职能，蛇神的神性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明清近代以来，一种动物神专司一职的现象基本不见，身兼数职乃至数十职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如早期以司农业丰稔为主的蛙神，明清以后则成为主地方安宁、官吏升官发财、御寇退匪、消灾祛病等等众多神职的神灵，其神性不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所兼任的“职责”也大为增加。这些现象，是民间宗教信仰中的世俗功利思想支配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二、原始祖先崇拜和农事祭祀的保留

在早期的民间宗教信仰中，原始祖先崇拜和农事祭祀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先民们崇信某一图腾物是自己的始祖化身，人们崇拜它，为的是显示氏族的亲缘和求得它的保护。另一方面，原始时期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农业所获往往食不果腹，于是先民们对农事的祭祀更是十分投入。这两种早期原始的宗教信仰，在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中得到保留。以福建一些地方长期流传的槃瓠崇拜和蛇图腾崇拜为例，他们都充分显示了原始祖先崇拜顽强的生命力。关于祖先崇拜，大致上有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原始祖先崇拜和由晚后鬼魂崇拜形式发展而来

的祖先崇拜，二者在本质上有一定的区别。图腾崇拜一般以动植物等为崇拜物，属于自然崇拜的范畴，其崇拜的是某种物类的神秘力量，属于象征性质，因此多较具原始和古朴的文化面貌。相反，以鬼魂为标志的祖先崇拜，则已经脱离自然崇拜的轨道，属于比较狭隘的宗族或家族的祖先崇拜，二者无法相提并论。

福建畲民的槃瓠崇拜和古代越人及其后裔疍民的蛇神崇拜，无疑属于早期原始的以自然界图腾物为标志的祖先崇拜。他们崇拜的图腾物，都是以神话包裹的形式，向人们宣扬其合理性。当然，他们只是属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在早期，它们却是赤裸裸地以动物图腾的本来面貌出现的。这一原始的图腾崇拜现象，在畲族的槃瓠崇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保留的原始古朴的文化内涵也较完美。这一点可以说是福建动物神崇拜文化中的一个特色。

此外，在各类动物神崇祀活动中，与农事祭祀关系密切的也不在少数。如崇祀龙神以祈雨，敬仰吉祥鸟以求农事丰稔，祭蚕神求蚕事顺利，等等，无不体现了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状况。中国古代的各种原始宗教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农耕文化直接相关，古人的日月、山川、天地、社稷祭祀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同样，福建的动物神崇拜文化内涵，也比较明显地保留了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

龙神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尤为密切，《左传》桓公五年曰：“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雩为祭祀雨神的祭名。古代多旱，水利设施落后，靠天吃饭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祭祀龙神祈求天降甘霖拯救农作物的活动成为各地民众乃至官员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福建各地广建龙王庙，其主要功用就在于祭龙神以祈雨。除了龙神祈雨外，一些动物神灵如蟹神等，同样具有祈雨致雨的神性。在宋元明清以来的各类古籍方志中，有关祭祀龙神祈雨的记载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司空见惯。这些现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古老传统的农事祭祀在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中的流传。而做为最重要的致雨之神的龙神，其在整体的民间诸神信仰之中因此也占有重要地位。

三、民间动物神信仰所显示的功利性

自原始社会后期以来，人类自身创造的各种神灵，无不被赋予种种或大或小的职能。从早期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万物有灵及精灵崇拜等直至晚后各种各样世俗神灵的出现，它们大多具有保护人类、赐福人类这一最主要的神性功能。既使是少数恶神，人们顶礼膜拜的目的，也在于希冀它们不要做祟施恶于人类。在自身力量难以实现某种愿望的情况下，人们都梦想借助于神灵的力量得以实现，于是这就造成了诸多神灵神性功能的扩大，同时也促使了神灵信仰中世俗功利性的逐渐泛滥。唐宋前后，消灾祛邪、逢凶化吉、祈福求财、子嗣兴旺、康乐长寿等愿望，无不成为芸芸众生匍匐于众多神灵脚下祈求的话题，民间诸神信仰中的世俗功利现象得到空前的展现。唐宋以来，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所显示的世俗功利现象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福建民间各种动物神灵崇拜或崇敬的热烈程度与否等方面加以探讨。

在本书介绍的近40种动物神灵中，各地民间对它们或热烈崇祀，或一般崇敬，崇拜或崇敬的程度深浅不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民众在诸神信仰中的世俗功利心态。有用的、“灵验的”、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则热祀，反之，

则淡之。兹据本书的有关论述，将福建民间各类动物神灵的崇拜或崇敬的大致状况加以梳理，制成下表。

从以上列表来看，属于各地民间热烈或比较热烈的崇祀或崇敬的动物神灵约

有20种之则，大致占福建民间动物神灵总数的一半左右。其中又以槃瓠、蛇、猴、龙、蛙等动物神灵较为热祀，凤、鹿、麟、虎、狐、鲤、燕、鹊、蝙蝠等次之，蟹、鹭、鹤、螺等则属于一般。纵观这一现象，不难发现属于热祀或比较热祀的诸种动物神灵，都与各地民众的现实生活利益息息相关。除了属于早期图腾崇拜的蛇、槃瓠之外，其余的神灵，或可消灾祛邪，或保一方平安，或能招财纳福，或主农事丰稔，等等，由此无不成为百姓广祀的对象。另一方面，象鹤、鹭、螺、蝉等动物，或仅在某一方面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仅为某一小区域民众崇祀的对象，因此其被崇祀或崇敬的深度和广度就较小。归根结底，都在于这些神灵的神性广泛与否以及满足广大民众诸多世俗要求的程度如何。好的则受热祀，反之则沦为一般。从这一现象之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了福建民间动物神灵信仰中的世俗功利性。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上有关神灵的善恶之分中加以分析。在本书列举的诸多神灵中，属于善神或吉祥类动物范畴的大致有槃瓠、龙、凤、龟、麟、蛙、蟾、螺、鸡、喜鹊、燕、鸳鸯、金晖鸟、蓝袍鸟、进鸟、鹤、鹭、雁、蝙蝠、鹿、麂、獐、狮、豸、象、马、牛、蝉、蟹、鲤、鱟、蚕等动物。属于恶神转变为善神范畴的大致有蛇、猴、虎、狐等动物。属于恶神的则仅有“七姑子”土神及金蚕蛊等蛊毒精灵。从上述所列可以看到，在福建民间诸多的动物神灵中，属于善神或改恶从善的神灵占有绝对的多数，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追求善良美好的普遍心理。在这一心理基础上，由于人们时时面对生老病死、生活困苦、命运多舛等诸多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于是人们就更多地向诸多善神祈求世俗功利的东西。因为人们相信，善神有善心善行，从它们身上可以使许多世俗功利愿望得到满足。反之，像“七姑子”及“金蚕蛊”之类的恶神及精灵，似乎就没有人向它们祈求消灾祛邪、子嗣兴旺等世俗愿望。因为人们对它们的祭祀，是不得已而为之，除了祈求不为害之外，人们对恶神不敢有更多的奢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们对善神的普遍崇祀，包含了广大民众对世俗功利的广泛追求。当然，随着晚后民间追求世俗功利的泛滥，出现了诸如赌徒祭祀“虎爷”以求赌博赢钱发财等现象，这可以说是民间动物神崇拜中的一种变质行为，是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中的糟粕。

四、动物神的拟人化及原物祭

福建动物神崇祀的拟人化现象在部份热祀或比较热祀的动物神中比较多见。这些神灵虽然都属于动物范畴，但人们在崇祀中却不惜为之穿衣戴冠，完全或不完全地美化为人类。这种将动物神拟人化的习俗，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就是人首蛇身，两尾相交，各地汉代画像砖等留下了清晰的图案。至于古埃及等地的人面兽身神或兽面人身神，则也屡见不鲜，流传久远。

将动物神美化成人神，毫无疑问都是崇祀者一手制造的。为了达到美化神灵、敬仰神灵并让更多的人信仰神灵的目的，崇拜者有必要做这样的工作。其结果是人与神之间的距离缩小或消失了，人神之间交通的桥梁畅通了，人神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得到进一步的维系和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原始的祖先图腾崇拜现象的存在，这些属于动物但却又是某一族群人类自认的祖先神灵，后人为了说明其来源的“正宗”和合理化，自然有必要利用神话传说的外衣，将之改变为人形。其后的各种神像及画像，也心照不宣地传承了这一遗俗。于是槃瓠和蛇都变化为人，堂而皇之地与真正的人类结合婚配并繁衍后代。这一现象从现实来看，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学术角度分析，则变得可以接受。福建动物神崇拜中槃瓠和蛇神崇拜就属于这一文化类型的代表，至于其他，则为世俗文化所改变。关于这一问题，可以详参下表。

从上列表格看，福建各地动物神的拟人化约有12种之多，占动物神总数的38%左右，其比例不算太小。除了槃瓠、蛇这两种属于图腾崇拜之物外，其他的多属于民间比较常见的世俗神灵。在这些动物神中，有一些原属恶神妖神之列，如虎、“七姑子”土神等。崇祀者在崇拜的过程中，逐渐将之改造成与人亲近可以接触的人神。如福州地区的“虎婆奶”虎神，原是一只吃人不眨眼的母老虎，经改造（陈靖姑的降服）为人神后，竟成为一个可以照看婴儿的善神，其形象变化可谓不小。这种例子，可以比较生动地解析动物为何变成人神的原因。神是由人造成的，这一事实自古已然。人既可造神，自然也就可以改造神的形象，这主要在于需要与否。福建各地动物神的拟人化，也没有跳出这一圈子。

当然，除了拟人化之外，还有一些动物神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它们的本来面目。如槃瓠崇拜，在各地的民间传说、古籍记述以及后来的祖图描绘中，或多或少仍保留一些本来的面目。又如蛇神，既使许多神像已完全人形化，但他们的手中、肩上或足下仍多缠有一蛇，图腾标志在人们心中仍留有明显的印记。至于龙神等，有的则完完全全仍是一只民间传说中的真龙形象，张牙舞爪，毫无人形痕迹。又如蛙神，明清闽北等地仍多祀原物，奉活蛙为神灵，这比动物原型的塑像还显得真实原始和古朴。

除此之外，其余的一些动物神灵如凤、鹿、麂、麟、狮、鹤、鲤、白蟹、白马等，大多保持着原有的动物形态。这些原物崇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原始神灵崇拜与祭祀的凝重。由于这些动物基本上多属于人们日常喜爱或祥瑞之物，面目形象并不可憎，因此人们就没有必要多费力气将之改变成另一种完全陌生的面孔。如是，则画蛇添足，反而弄巧成拙了。

五、人神的交合与融汇

人神的交合主要表现在异类婚配方面。虽然像蛇、槃瓠的异类婚配传说源自祖先图腾崇拜，但不可否认其中存在人神交合的因素。除了蛇、槃瓠之外，福建动物神中还有猴、狐、螺、龙乃至“七姑子”土神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人神交合的现象。猴子抢亲的传说、狐精媚人迷惑男性的传说、田螺神女和谢端的传说、闽西“七姑子”土神以“黑汉模糊长大”的形象来压人妻女的记述，等等，无一不反映了人神交合的事实。至于虚幻中的龙神，也神灵活现地被人安上了人神交合的恶名。如《五杂俎》卷9云：“龙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即妇人遇之，亦有为其所污者。”至于人与神的融汇，则也见于各地民间传说。如福建民间多认为，历史上许多名声显赫的伟人，一般都是动物精灵附体降生所致。明清前后，福建一些民间传说，闽中先贤杨亿为鹤精，蔡襄为蛇精、曹学佺为鲤鱼精、郑成功为鲸精、施琅和甘国宝为虎精，等等。至于陈友定和陈升之，也见于方志之载。前引明嘉靖《建阳县志》卷7云：“宋陈升之将生，母荆国夫人曾闻卧榻有声者，累曰索之，无所见。既产升之，其声即止。得大蛇脱于蓐下，鳞甲首尾俱备，腹下脱一鳞。公既长，腹亦一鳞，可磨指甲。仕宋封秀国公。”此外，民国三十二年《明溪县志》卷15云：“陈友定……其先为福清籍，后徙居清流之大焦。相传友定幼病疮，家贫为佣于盐仓罗姓者，因失鹅惧主人咎责，夜避邻居王氏门外。是夜王氏梦一猛虎踞门，并闻鼾声甚大，醒而疑之，起开门则见友定卧睡其间，知为非常人。呼醒入厚款之，遂妻以女。”

这些人神交合或者将人融汇于动物神灵中的传说，实际上也不过是动物神崇拜的一种折射表现。由于人们崇其为神，就也需要编造出一些人神交合或者融汇的传说故事，以进一步融通和密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尽管如蟒蛇抢妻等传说有损蛇神的形象，但是人们在传叙这些故事的同时，又心甘情愿地向它们顶礼膜拜。因为人们也许觉得，这种人神交流的事情，也有使人神关系更加密切的一面。至于以各种动物神灵附会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身上，则更加明显地反映了人们对各类动物神灵的崇拜之情，以致于各代名人的出仕和伟业，似乎都是冥冥中的蛇神、虎神、鹤神等动物神灵所护佑，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六、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

在福建民间动物神崇拜中，不可否认存在着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这一现象唐宋以后尤为突出。福建地区的佛教大约传播于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象征着释迦牟尼的大象以及文殊、普贤二菩萨坐骑的狮象等动物，也逐渐成为广大佛教徒以及其他民众崇拜之物。在福建各地唐宋以来诸多的佛教寺院、石塔经幢以及民间各种石刻、木雕、版画、年画等艺术品中，以狮象寓意释迦牟尼佛以及文殊、普贤菩萨的现象并不少见。如福建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方明代石刻中，以佛手瓜与大象构图，浅显地寓意着佛。在该馆收藏以及其他地方一些寺院、民居建筑中遗留的木刻木雕作品中，也发现以狮象构图寓意文殊、普贤的图案。至于泉州开元寺宋代石塔中的文殊坐狮、普贤骑象的石雕，更是此类题材的代表作。此外，由于白马驮经东来传说的流传，白马在福建民间也因此受到崇敬。一些寺院及民间石雕木刻作品中，时可见到白马驮经的图案，等等。这些动物形象在各地民间的流传及受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文化对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的渗透和影响。由于佛教信仰的缘故，诸多佛教徒乃至一般民众也就爱屋及乌，将佛教文化中的象征物狮、马、象尊为圣灵加以膜拜。这种崇拜意识，显然是与原始传统的民间动物神信仰相左。然而这种异文化的渗入，仍然比较融洽地汇合于福建民间动物神崇拜的潮流中去。就如福建民间还有寓白象为太平盛世吉祥之征、崇狮为避邪之用以及将白马与闽越王子共祀等现象一样，表现了福建民间动物神崇拜中的复杂多重的文化内涵。

除了佛教之外，道教文化对福建民间动物神崇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做为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道教信奉的龟蛇合体的玄武十分著名。此后演变

而成的玄天上帝、玄武帝、真武帝等，在民间有着广泛的信仰，其影响力不亚于佛教文化中的象、狮、马三动物。此外，在逐渐脱离了图腾崇拜轨道之后的蛇神，唐宋以后经过人为的改造，在一些民间传说中也开始染上佛道文化的色彩。如平和三坪寺的“侍者公”传说、闽中各地陈靖姑斩蛇的故事等，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佛、道文化掺杂影响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佛、道文化旷日持久的影响，其中的善恶观念、报恩思想等也逐渐渗透到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的某些领域，影响着原始传统的动物神崇拜观念，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的有关民间传说中有所体现。

以上这些现象，反映了佛、道文化对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的某些影响。当然，面对这些异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并没有因此出现较大程度的嬗变。相反，经过这些文化的渗透和融汇，在一定程度上却起到了丰富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文化内涵、增强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生命力的作用，这是需要我们有所认识的。

七、民间谐音吉祥物的广泛崇信与刻意追求

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中另一颇具特色的现象就是民间广泛存在的对谐音吉祥物的崇信与追求。除了对喜鹊、燕子、鸳鸯等象征吉祥的鸟类的崇敬之外，民间还因为谐音的关系比较广泛地对诸如鹿、蝙蝠、鸡、鱼、鹭、象等吉祥类动物表现出较热烈的崇信与追求。鹿在中国古代除了象征吉利祥瑞之外，还因为其读音与民间广泛追求的“福、禄、寿”中的禄同音而倍受青睐。在各地民间的许多建筑物、石刻、木雕、年画、版画、绣品、织品、漆器、磁器等物品中，以祥鹿为题材的图案屡见不鲜。它不但象征吉祥如意，同时又具备了“加官进禄”的双重含义。因此在一些“福、禄、寿”等图案中，干脆就以鹿代表禄，其在民间受崇程度，完全不亚于象、狮、马等动物。又如蝙蝠，虽然其貌不扬，但由于其与福字同音，因此做为幸福的象征，在民间广受欢迎。各地民间不但在逢年过节张贴各种蝙蝠图案的年画及剪纸等，而且在许多石雕、木刻、版画等艺术创作中常有表现蝙蝠的题材。民间广见的“五福临门”、“福从天降”等传统吉祥画，蝙蝠都在其中充当主要角色。至于将蝙蝠图案倒贴于门上以寓意“福到了”的现象，至今为止在一些地方仍可见到。

再如大象，除了佛教文化的涵义之外，还寓意太平有象、万象太平等。在一些年画版画等美术作品及吉祥图案中，常见白象驮载宝瓶、万年青等图案，十分明显地展现了这一寓意。还有羊，民间将之称为“大吉祥”，因羊与祥谐音相关，因此一些民间的吉祥图案中，有以羊入画寓意吉祥如意。至于以鲶鱼、鲤鱼之鱼与余同音而以之寓意年年有余等，在民间的各种年画等吉祥图案中也是司空见惯，可谓老少皆知。所有这些，显示了福建民间动物神灵崇拜中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习俗的继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以谐音求吉祥的习俗在其他地区亦然，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广大民众在对此类吉祥物向往追崇的同时，自然也加深了对这些动物或其神灵的崇拜崇敬之情。也因为如此，它不但拓展了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这一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化宝藏增添了异彩。

第二节与周边地区有关民俗的关系

福建地区的动物神崇拜种类较多，内涵复杂。有的属于本地区源远流长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有的传承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有的则是从周边地区传播而来。另一方面，福建地区的一些动物神崇拜，又与周边地区甚至海外一些地区的同类民俗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在一些历史时期，它们之间互相交流影响，至今为止后人尚可窥见它们留下的一些历史痕迹。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与台湾、广东以及东南亚部份地区崇蛇民俗的关系

台湾地区的崇蛇民俗，也有悠久的历史，上古其在百越文化影响范围。至隋代，《隋书o东夷传》仍载其地妇人有文身之俗，“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明清近代，随着汉族居民的大量迁入和人类学家开始实地的调查工作，台湾蕃族（高山族）的崇蛇习俗，逐渐为世人所知晓。据日本学者鹿野忠雄、金关丈夫、国分直一先生和中国学者林惠祥等人调查，高山族中的派宛（パィヮン）等族系崇拜一种俗名“龟壳花”的毒蛇（Trim-ersurusLinkianusHilgd）。其崇敬极虔，不但不敢杀害，甚至在酋长的家中特备一小屋以为其巢穴。其屋檐下的横板及檐上竖板、刀鞘、枪杆、匙、杯等皆雕成蛇形，为图腾艺术之表现。国分直一先生认为派宛人的崇蛇民俗可能与古代的越系民族文化关系密切。此外，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国教授根据日据时期“蕃族”调查报告等资料，列出流传始祖为蛇生的排湾人的村社有：Butsul群的Paidan社、oalus社、manul社、北叶社、平和社、佳平社；北排湾群的来义社、古楼社、力里社；chaoboolbol群的agitas社；parilarilao群的牡丹社。除排湾人外，鲁凯人等也有类似的习俗。

另外，台湾汉族民间也流传“蛇郎君”的传说。据连雅堂先生记述云：某处有蛇，久而成怪，化为美男子，往来村中，村人称之为蛇郎君。闻其翁有三女，均未字，遣媒议婚，愿以千金为聘，否则将灭其家。翁因贪利，又畏暴，命长女，女不从，次女亦不从。少女年十七，见父急，慨然请行。既嫁，蛇郎君爱之，居以巨室，衣以文绣，食以珍馐，金玉奇宝，恣其所好。

高山族的崇蛇民俗，属于比较原始的蛇图腾崇拜，与闽越人的“蛇种”说可列为同一类型。“蛇郎君”的传说则大致上与闽南等地流传的同一传说相似，反映了两地晚近民间文化交往的密切。总之，闽台两地的蛇神崇拜，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关系，这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认同。

广东的崇蛇民俗，早在南越国时期就已有之。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屏风插座上，用铜铸出一个深目广鼻的越人，其身上缠绕有几只栩栩如生的蛇，表现了越人与蛇密切的关系。及至明清晚近，潮汕及珠江口等地的疍民崇蛇之俗犹烈。《赤雅》云：“蜒人神宫画蛇以祭。”《天下郡国利病书o广东》载：“从南蛮为蛇种，观其疍家神宫蛇像可知。”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所记犹详：“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瓮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不怖人亦不蟄人……凡祀神者，蛇常憩其家，甚有问神借贷者。”

民国初年，黄仲琴先生在考察了潮州的崇蛇民俗后曾写了《潮州之青龙爷》一文，介绍潮州青蛇、蛇神庙以及民众祭祀等状况。其中赛神游行活动，与现在福建南平樟湖坂的同类活动十分相似，兹录一段：“潮人崇奉之热烈，每年夏历正月，由耆老斋戒，肃衣冠，请神示出游之期，以掷茭决之，大约在正月之下旬。乡人谓若于廿四日以前出游，一年内地方必见安宁。若于廿八日以后出游，则一年内必多事故。每次出游，为期三天，家家皆燃爆竹，放烟火，以纸系成人物故事，名曰花烟，与之随行，举郡若狂。”

考之粤地崇蛇民俗，南越时期与闽越同属百越文化圈，因此其崇蛇十分自然。此后的疍民崇蛇，与福建疍民如出一辙，百越文化的共同影响亦由此可见。至于潮州的正月赛神活动，与南平樟湖坂几乎一致。这些事实，充分地反映了闽、粤二地崇蛇民俗十分密切的文化渊源关系。

由于粤地华侨的外出，古老的崇蛇民俗还流传到东南亚一些地区。如上引黄仲琴先生一文，其在介绍了潮州的赛蛇神活动后又说：“近如汕头，远如新加坡（潮人之侨居者），皆鸠资集会，名汕头社，或实力社，建筑蓬厂，演剧助兴。”另据介绍，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有一座独一无二的蛇王庙，庙内供有类似龟壳花的毒蛇，据说此蛇一闻到庙内香火的气味，就变得十分温和。因此当地华侨到此烧香者众多。这一华人居住区内的蛇王庙，当为闽、粤地区移民所建而祀，其与福建各地的崇蛇习俗也很相似。

至于海南黎族等，也有类似的崇蛇习俗和蛇郎传说等。黎族属于百越后裔，因此闽、粤、琼等地类似的崇蛇民俗，都可以从百越民族文化中找到相同的根源。

二、与江浙等地蚕神、蛙神崇拜的关系

江浙地区是中国主要的蚕桑之乡，其养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汉唐以来，当地的蚕神崇祀活动十分热烈。杭嘉湖等蚕桑之乡，民间广祀马头娘、马明王或蚕花五圣等蚕神。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0云：“北高峰……山半有马明王庙，春月祈蚕者咸往焉。”清光绪《桐乡县志》卷7载李延辉《蚕桑词》曰：“绿遍郊原是女桑，村村竞赛马头娘。”从现有的一些资料看，福建晚近一些地区出现的蚕神庙及蚕神崇祀活动，大多是由江浙地区传入的。如清人郭柏苍《闽产录异》卷1很明确地说：“福州道光末，盐大使绍兴高其垣始传蚕种桑苗于湖州……祀马头娘。”至于诏安县的蚕王庙，据县志记载，为乾隆元年知县苏石鏻建，苏为浙江人，因此这一蚕神从江浙传入亦是无疑。

青蛙神在江浙等地也有崇祀立庙者。清人施鸿保《闽杂记》卷5云：“吾杭涌金门内金华将军庙，本祀吴将将曹杲，俗亦伪为青蛙，闻曾有送神来庙者……。”

清人何求的《闽都别记》一书，多处谈到青蛙神（水鸡精）水遁到浙江等地之事，这也从中隐约反映了两地蛙神崇拜的密切关系。

此外，广西等地崇蛙习俗历史悠久，各地早期出土的神器铜鼓上，就铸有一些形象生动的青蛙。此后壮族的“蚂另节”祀蛙神活动，也普遍流行。至于江汉之间，《聊斋志异》卷11，青蛙神之条有详细描述：“江汉之间，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几百千万，有大如笼者。或犯神怒，家中辄有异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缘滑壁不得堕，其状不一，此家当凶。人则大恐，斩牲禳祷之，神喜则已。”

江汉及广西地区距福建稍远，但是这种原属农耕文化范畴的自然神祗崇拜，在南方各地共同存在，其相互间的影响或多或少当是存在的。

三、与江浙、广东等地田螺精传说的关系

有关田螺女神与贫苦的单身汉结亲的故事，在浙江的绍兴及广东的东莞县等地都有流传，惟不同的是东莞的传说为蛤蜊精，其情节则是基本一致的。

1、某个男子家贫独身，某日在外发现一个大田螺，就将其拾回家。

2、当独身男子外出劳作时，螺神就从螺壳中走出，变成美女帮助做好饭菜。

3、连续数天，男子由怀疑而窥视，最后发现螺女的秘密，就娶之为妻。

4、数年之后，螺女应天神之约返回天上，给人留下一段美好的传说。

上述情节，不难发现其滥觞于《搜神记》谢端与田螺神女的传说。类似的传说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存在，但从年代上看，《搜神记》（或《搜神后记》）之载无疑是最早的。因此，江浙等地类似的螺女传说，无疑受到福建地区螺神传说的影响。至于广东等地，田螺变成了蛤蜊，这可能与当地盛产蛤蜊有关。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故事的主要情节不变，因此《搜神记》的传说对它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与江浙等地鸟崇拜的关系

江浙等故越地是著名的崇鸟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姆渡人就有了崇鸟的习俗。先秦时期，吴越等地越人的崇鸟活动更为多见，《越绝书》记载的于越人“鸟田”事例以及10余年前在越国故都绍兴出土的一座铜质房屋模型中的鸟图腾柱，都明显地反映了于越人崇鸟的事实。汉晋以后，于越故地的崇鸟习俗仍有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

福建地区鸟类众多，但民间所崇之鸟，多为传统的吉祥鸟如喜鹊和燕鹤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鸟类如蓝袍鸟、进鸟等亦为人所崇敬。这种情况，与上古江浙地区越人因益鸟为人“春拔草根，秋啄其秽”而崇鸟的现象类似，在农耕文化圈中受江浙地区鸟神崇拜的某些影响是可能的。

五、与江浙等地狐仙传说的关系

江浙等地很早就有一些狐仙的传说，或说某地一狐精迷惑了许多人，或说某

地一狐变为美女，与一单身汉过上了美满的日子。后来因被人揭露，美女即披上狐皮而去，等等。类似的传说在福建地区也有流传。在崇祀狐仙方面，江浙乃至齐鲁等地也不外乎崇其为仙师或仙姑、紫姑等。民间祀之多以求平安、治病、祛邪等为目的，但也有扶占问休咎的，称扶鸾或扶箕，等等。这些崇祀内涵大致上与福建各地类似。此外，这些地区崇狐还有一些神秘性、恐惧性，并忌呼之为狐等，这些特征也和福建的类似，反映了狐仙崇拜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共性。

六、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神话动物崇拜的关系

龙、凤、龟（玄武）、麒麟四种动物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神话动物，其由来已久，数千年来，已深深根植于广大民众之中。福建各地此类动物的崇拜，如本书以上所述，亦祀之热烈，至今犹然。对这些动物的崇祀，民众普遍存在祈求吉祥、幸福、平安、长寿等表层次的文化内涵。在次层次的文化内涵中，则祈求预卜先知、追求祥瑞、神龟灵验、神龙降雨等等。在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中，则将它们与

统治阶层的兴衰、地方官吏文人的仕途以及仁德、信义和天下太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福州的凤凰池，古传有五色鸟沐此而得名，但在宋代，就有人挖空心思大加渲染，使地方官吏如获至宝，凤凰池因此名声大振。此事见于宋人洪迈《夷坚志》卷6之载，兹引述之：“福州闽县东十五里凤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传唐末有樵者曾见五色雀群浴于彼，以故得名。……熙宁中，元章简公出守，访之……主僧颇黠，逢元公之意，刻木作凤，立于小沼上，以喙吐水。公至大喜，为赋诗。数年间参大政。凤池之事，遂成先兆。”这一记载，生动反映了闽人对凤鸟神灵的崇拜和宣扬。至于元章简的“参大政”，当然与“有凤来仪”有关。

可以另举一例的是，如《史记o龟策列传》所载：“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不死。”以龟垫床脚的遗俗，至今为止在闽中等地尚可见到。以上列举，在于说明福建地区此类动物的崇拜实则比较完整地传承了中国古代这一悠久的传统文化。尽管在晚后的一些时期内各地对此类动物的崇祀有一些变化，但是其主体的传统文化内涵则深入人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七、与广东、江西、浙江等地畲民槃瓠崇拜的关系

畲族的主要分布区在于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省，以现代的统计资料看，福建最多，浙江次之。那么，福建地区畲民的槃瓠崇拜与周邻省区畲民的槃瓠崇祀有否差异呢？从有关资料看，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基本一致。

浙江、广东、江西等地的畲民在槃瓠崇拜活动中，同样有画祖图、刻祖杖、逢年节祭祀以及“做醮”祭祖等。甚至于冠戴等，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清人徐柯《清稗类钞·丧祭类》记载，浙江畲民祭祖时的情景说：“温处畲客，极重祭祀。祭坛前有画幅，长可数丈，上绘槃瓠衔犬戎将军头故事，或高辛氏以女妻槃瓠故事。”清人李唐《丰顺县志》卷16记广东畲民祭祀槃瓠的活动时也说：“（畲民）有祖遗匹绫画像一幅，成三尺许，图其祖人身□头像。……盖千百年古画也。止于岁之元日，横挂老屋厅堂中，翌早辄收藏，不欲为外人所见。每岁除夕，举家必席地而食。”

1929年夏天，德国人史图博到浙江景宁县敕木山调查畲民状况，在敕木山村的蓝氏祖祠里，见列有槃瓠的牌位，上书：“龙凤高辛帝祖敕赐驸马护骑国槃瓠妣萧氏蓝光辉妣夏氏之位”等字样，其与福建等地的也类似。至于畲民的头冠，凌纯声先生早年曾搜集到三种：丽水道士钵式、景宁敕木山式和福州罗冈式。据凌先生介绍，这三种头冠形式虽有繁简，但主要结构完全相同，即都有头、身尾三个主要部份。

做为畲民槃瓠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皇歌》，各地或又称为《槃瓠王歌》等，歌词内容也大同小异，主要歌颂了畲族始祖槃瓠的身世及历史功绩等。各地畲民世代传唱，至今不衰。

总之，福建畲民的槃瓠崇拜，与浙江、广东等地畲民的槃瓠崇拜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民族的图腾文化，因而他们具有相当大的共同之处。这一点，是福建其他动物神崇拜文化内涵所不及的。

八、与日本冲绳、长崎等地类似民俗的关系

日本的冲绳（琉球）、长崎与福建仅隔一海，相距不远，两地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明清以来，这种交往犹为密切。琉球等地的闽人三十六姓迁居之举，影响深远。凡此种种，必然会导致福建地区民俗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出现和传播。据介绍，日本长崎的南岳神社，有祭祀神猴的习俗。每当祭祀时节，人们手捧一种以青石雕成的猴神神像，到南岳神社祭祀膜拜，以祈求家人平安。神像为猴子原形，作蹲状，并不太大。这一崇猴习俗，可能是从福建传播而至。

冲绳地区保留的类似福建地区的民俗则更多一些。如当地民间建屋，屋顶上多塑有狮子之像，用以驱邪祛秽。据当地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尚员王廿一年（1689年），由于东风平富盛村屡发火灾，于是乡人请风水师蔡以端察看，蔡以端认为是八重漱岳及其南方有火魔，因立石狮子，南向以镇。据介绍，冲绳的风水师大多是久米村人，久米村为闽人三十六姓在琉球定居之地，蔡姓为闽人三十六姓之一，因此这一习俗无疑是由福建地区直接传入。至今为此，冲绳民间仍有此类习俗流传，冲绳的民俗学家还组织了“狮子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召开学术会议，探讨福建与冲绳这类民俗文化的源流关系。此外，闽人崇拜龟的习俗在冲绳等地也有存在。如冲绳的龟甲墓，与福建南部地区大致相似，反映了两地民众向往长寿祈求吉祥的相同心态。福建各地传统的龙神祭祀活动在冲绳等地亦有存在，冲绳等地的海龙王祭祀活动更是热闹异常，引人注目。当地有关海龙王的民间传说，与福建地区也有一些类似之处。以上所举，仅一鳞半爪，但仅止于此，已可窥见古代福建与日本南部地区文化交流的密切。自弥生时代以来，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著名的“稻米之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等，都

与福建有着密切的关系。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民间动物神信仰在日本南方沿海地区某种程度的传播，更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总而言之，福建民间动物神信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颇具特色，对外交流传播也较活跃。对这一专题的深入研究，不但能进一步发掘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的宝藏，同时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