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都有一些气节和一种精神，那就是骨子里边存在着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敢于把见到的正义和丑恶真实地写出来，敢于把想到的意见用文字形式提出来，不管能不能发表，都要写，不管统治者高兴还是愤怒，都要说，这就是气节和精神。
文人有气节和精神。比如左丘明双目失明，坚持写成《左传》，孔子落魄至极而不忘收集整理典籍，屈原放逐乡野，吟成爱国诗篇《离骚》；比如司马迁之所以选择宫刑保全性命，是为了完成不朽巨著《史记》，梁鸿用《五噫歌》写登上芒山观望京城宫殿豪华，感慨老百姓的困难没有尽头，讽刺汉章帝劳民伤财，患害不尽，表现出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心和忧伤；比如唐代的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却呼喊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杜甫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还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在自己被贬出朝廷的时候，仍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辛弃疾、陆游，无一不是把国家民族置于个人的生死存亡之上；近代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事例无不说明文人是有气节和精神的。
因为文人的气节和精神，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文人都是受统治者宰割的对象，中国文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为了生存和避祸，很多人已经不能保持气节，丧失精神了，要么缄口哑然，要么歌功颂德，这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主流文人的共同特点。即使有屈指可数的、敢于抨击时弊的文人，也都是屡遭贬谪，郁郁而不得其志，或者被莫须有的罪名弄得家破人亡。但是那些敢于“风骚”的文学作品却流传下来了，文人的骨气和精神传承下来了。
到了明清时期，言论治罪之风非常厉害，文人们又有谁敢于说真话？不要说文人了，就是那些以勇猛著称的武将也得了“软骨病”，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发出异声。谁还敢于学习方孝儒？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成功地夺取了皇位。为惩罚方孝孺对建文帝的忠心，他不但将方孝孺残忍地杀害，还株连其十族。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但是，朱棣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部杀掉，造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因此事而被杀者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于是，明朝的文坛失语了，文人不敢写作了。清朝是满族贵族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甚严。尤其是清朝前中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有反清嫌疑，就大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百人乃至数千人。清朝有案可查的文字狱总计有数百多次，而且处刑极为严酷，搞得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在这样的残酷统治下，许多文人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翻开一部《古文观止》，我们就知道清朝文人是只读前人的书，不写自己的文。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那些耐不住的、愤懑疾世的没落文人只好借古讽今，留下一些小说或者神狐虚幻故事，在含沙射影中显出一些文人的气节，弘扬比较脆弱的文人精神。
文人真正敢于挥洒自如的时代是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时期，此时此刻中国的文人突然雀起，文坛大有复兴繁荣之势。文人个个精神抖擞，或推波助澜，或逆水行舟。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文人口水与军人的子弹中一片混乱。在血与火中，文人觉悟了，认清了中国文人的责任，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抗击外强入侵，且打破了一个文人始终受制的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人文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解放了民族，成就了中国文人的历史使命，大写了中国文人的气节和精神。
然而到了“反右”和“十年动乱”时期，文人又成为专政对象，一个个又噤若寒蝉了，举国上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个声音，再也找不出第二种声音，那么看一看文革中的文人都是怎么死的，田家英自缢而死，老舍投湖自杀，杨朔吞服安眠药自杀，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翦伯赞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吴晗自杀身亡，叶以群跳楼自杀，邓拓自缢身亡……这些人为什么都是自杀呢？因为他们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死后还落下自绝于人民的帽子。国家民族悲哀了，文人悲哀了……
所幸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这些年形势有所好转，言论相对自由了，出版相对放宽了，很多具有文人气节和精神的佳作相继问世，使中国文坛的面貌为之耳目一新，文人的气节和精神正在逐步得到发扬光大，文人也生逢其时，大有作为，他们笔耕不辍，创作出许多流芳百代的佳作，籍此推动社会发展，进一步彰显文人的气节和精神。